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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概括了历代儒者们的入世道路和人生理想。这三点本是出自《礼记·大学》，主要是论述自我修养、整顿家庭、治理国家三者之间的的关系。个人的道德修养受到历代儒生们的重视，因为无论是整顿家庭还是治理国家，都是由作为个体的人去完成的，个人是德治的基本载体。而作为德治精神载体的个体，又可以分为三类，即为政者、士、民。
对于为政者，他们的范围比较广，上到国君、诸侯，下至各级卿大夫。他们承担着治国的重任，是实行以德治国的主体，所以他们首先要具有崇高的美德风范，才能去治理臣民。简言之，就是必须要以身作则。“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者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论语》认为统治者除了正身外，还要具有其他的美德。其实，儒家德治思想的核心就是“仁”，孔子也一直以人为追求目标。“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在这段话中，孔子阐述了仁的五个具体方面，加上前面的“正身”，就可以归结为统治者应具有的品德了。
孔子深知如果为政者有较高的道德修养就会对民众起表率作用，所谓上行下效，进而也会使整个社会变得越来越和谐。而继孔子之后的孟子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的表述。汉代的贾宜亦指出：“君能为善，则吏能为善；吏能为善，则民必能为善”（新书·大政）。总之，为政者是臣民效仿的榜样，推行德治，必须让贤者或君子居于统治地位，为政者个人的美好品德能够对民众起到道德感化的效果。
社会稳定与否，取决于民风的好坏，而民众对德行导向取决于为政者对德行的态度和自身的表现。“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泰伯》）。
为政者对亲人厚道，不弃故友，民众就不会淡薄冷漠。儒家的另一代表人物荀子说：“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荀子·君道》）。只要统治者能自觉地行仁义，民众也就会跟着做仁义之事，社会风气就会好。孔子深知上层风气对民众生活风气的影响，“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孔子把为政者的道德比作风，把民众的道德比作草，风往哪吹草就往哪倒。但是，《论语》的德治模式中，儒者们对为政者德行的要求过于理想化，过于高，是不现实的，这也是当时统治者排斥德治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所要具有的品德，即民德的表现，就是要使其成为执政者统治下的顺民。因为在《论语》所体现的德治模式中，民众是德治的客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
孔子一直都提倡中庸之德，因为在孔子看来，中庸体现的一种道，道是本原，德是外在表现，所以，孔子希望民众们都具有中庸之德，成为顺民，以早日实现他所追求的大道，他曾感慨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这也是孔子理想与现实的极大差距，也是孔子德治思想无法在先秦时得以实施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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