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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论语》讨论的三个主题，即“为人、为学、为政”，前面讲了“为人”与“为学”，今天讨论《论语》中体现的 “为政”思想。
孔子的“为政”思想，可以用两个字概括，一曰“德”，二曰“礼”，又被称为“德治”与“礼治”。
先说“德治”。所谓“德治”，是以“仁德”为本的治国理念。它是说政府的各级官员，从君主到小吏，在处理政务的时候，都要本着对百姓的“仁爱之心”，要爱惜百姓，不要过度压榨百姓。这种治国理念，其实就是孔子“仁”的思想在政治领域里的体现。比如：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篇》）
处理国事，要谨慎专一，取信于民，节俭用度，爱惜百姓，征调劳役要不违农时。政府官员能做到这些，从他的心地上讲，一定是本着一颗对百姓的“仁爱之心”才可能。
又如：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论语●为政篇》）
要让百姓尊敬官长，效忠政府，自己首先得庄重，对百姓有仁爱之心，同时处事公道，赏罚分明。这仍然是要求从政者首先得以“仁”为本。
这样的例子很多，不再一一列举。等后文分别有详述。
这种思想，现在看来是过于理想化了。说到底，是孔子把政府官员想的太好了。当然，让那些思想品质一般的政府官员处处为民着想也不是不可能的，但一定不是从他本身的“仁爱之心”出发，而一定是从他本身的利益出发，让他经过周密的计算之后发现，处处为民着想对自己的利益最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实现“仁政”。
再说“礼治”。它的意思是说要用“礼法”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以达到社会安定和谐的目的。不过现在大家都讲“法治”，对“礼治”能否真正具有治理国家的效果都持怀疑态度。
从日常生活角度看，在家庭之中，朋友之间，靠“礼法”来维持关系的和谐还有可能的。但若说靠“礼法”去惩恶扬善，维护社会安定，这似乎不大靠谱。其实，孔子也并非不知道“礼法”并没有强制作用，对坏人没有足够的震慑力。他之所以仍然提出“礼治”思想，是基于他所处的特殊的时代。我们知道，孔子宣扬的“礼”，实际上是指周礼，即周朝的礼法制度。周朝是实行分封制的，整个国家被分成大大小小很多诸侯国。这些诸侯国的国君与周天子之间，都有或远或近的血缘关系。在每个诸侯国内部，其国君与诸大夫之间，也是有血缘关系的。所以，从总体上看，周朝这个国家，其实就是一个大家庭，各诸侯国又是一个小家庭。诸侯国的国事乃至周朝的国事，其实都可以归结为家事。周朝内部各实权人物的关系，其实都是亲戚关系。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社会现实， “礼治”才有现实的基础——“礼法”在维持家庭内部关系和谐方面还是有作用的。当然，周朝的“礼法”真正起作用，也主要是在西周时期。到了东周，春秋和战国时期，社会上早就“礼崩乐坏”，曾经遮在实权人物脸上的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早就被撕下来，扔在地上了。各诸侯国之间为了土地、人口，互相征伐，“礼法”在安定社会方面的作用，早就荡然无存了。
治理国家虽然不能全靠 “礼治”，但与“法治”相比，“礼治”在处理社会矛盾方面，确实也有法律所不及的作用。比如：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篇》）
用法制禁令去引导百姓，使用刑法来约束他们，老百姓只是求得免于犯罪受惩，却失去了廉耻之心；用道德教化引导百姓，使用礼制去统一百姓的言行，则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也就守规矩了。
这就是说，如果大家都讲道德，讲礼仪，那么一定是要面子的。出于面子上的需要，很多坏事就不要意思做了。当然，这只是针对说一般人中的好人说的（象项羽似的那种人）。若是真碰到只图利，不要脸，又厚又黑的小人（象刘邦似的那种人），孔子这句话就当是没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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