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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提起敦煌莫高窟的伤心史，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王圆箓，待一顿谩骂后，会有余秋雨出现，接着脑海中也许会浮现一个叫斯坦因的外国人，设若敦煌有幸、莫高窟有幸，我们大抵还会想起更多的一些人名……
想必，不少人对莫高窟以及王圆箓的了解，是始于高中课本中余秋雨先生的那篇《道士塔》。
在《道士塔》中，余秋雨直言“他（王圆箓）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余秋雨说，无知而愚昧的王圆箓拿着莫高窟的经卷在官场上送来送去。
余秋雨说，那些经卷对于王圆箓来说，只是“一笔最轻松的小买卖，就像用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纽扣换一篮青菜。”
余秋雨还说，外国人来时，王圆箓“爽快地”打开了藏经洞的门；外国人走时，王圆箓深深鞠躬、遥送一程，依依惜别、感谢洋大人的布施。
所以，出于对一位知名作家的的敬重，出于对“高中课本”这一物事的信奉，“敦煌的罪人”这个罪名被我们强加在王圆箓这一小人物身上一百多年，也被我们指责谩骂了一百多年。
敦煌来了个王道士
1850年，大清王朝正跟列强签屈辱条约签得不亦乐乎。在陕西，一户祖籍湖北麻城的农院里，出生了一个叫王圆箓的孩子。
王圆箓又叫王圆禄，但“禄”字并未给这个家庭的经济条件带来丝毫的改善，日渐长大的王圆箓逐渐地意识到对于这个家来说，他已然成为了一种巨大的负累。
所以，王圆箓离家出走，去为活命寻觅一口饱饭。这期间，王圆箓到底流浪到过哪些地方已不可知。
1872年，肃州府（今甘肃酒泉）因爆发的回民起义被夷为平地，几年后光绪帝登基，为了稳定边疆，责令肃州府招募兵勇，加强巡防营的军事力量。皇恩浩荡，王圆箓成为了大清王朝的一名公务员。
再其后，因一些不可考因素，王圆箓离开肃州巡防营，摇身一变成了一名道士，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道士的身份伴了王圆箓一生。
或是为了传教布道，或是为了“衣食计”，王道士又开始在甘肃和新疆诸地云游多年。光绪二十三年（1897）的一天，云游至敦煌的王道士登临三危山，在三危山顶，遥遥望去，约摸十里之外，莫高圣境进入了他的视野。
王道士感慨万千，面朝莫高窟大呼“西方极乐世界，乃在斯乎！”在敦煌寂寥的山壑间，没有人问他，太上老君的弟子怎能成为莫高窟的“住持”？
就这样，王圆箓，中国史上潦倒而再普通不过的一名道士，走进了顺延千余年的佛教文化圣地，也走进了历史的是非评论中。
王道士凿开了莫高窟藏经洞
生活于清末的王圆箓委实愚昧，而受戒为道士的王圆箓却足够虔诚。
初到莫高窟，王道士觉得这座属于自己的“宅院”过于凌乱凋败，所以有必要好好修葺打扫一番，毕竟自己要在这里“过日子”；王道士觉得洞窟中的壁画过于媚态招摇，所以有必要好好粉刷一新，毕竟自己是受过戒的；王道士还觉得有必要修座道观，毕竟这里是属于他的地盘，哪怕在佛门宝地，他这位道士也不好放弃自己的信仰。
而所有有必要做的事，都需要银两。
王道士开始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集攒钱财。
为了增加收入，王道士还雇用贫士杨某，于冬春间抄写道经以供发售，于夏秋间在16窟甬道内设案接待香客、代写醮章，收取布施。
1900年的一天，在甬道内工作的杨某“返身于北壁磕烟锅头，觉有空洞回音，疑有秘室。以告圆禄。”
当日夜，王道士与杨某一起凿开了墙壁，“果见复室，积满写卷、印本、画幡、铜佛等。”这就是后来蜚声中外的莫高窟藏经洞。
据统计，完整的藏经洞内藏有从公元4世纪到公元14世纪的各种佛教经卷、历史文本、绢画、刺绣、法器等文物5万多件。
其时，王道士对这些文物的价值并不知情，他只是从藏经洞的隐秘和古物的数量上觉察到这绝非是泛泛之物。
一时间，王道士在惊奇之下，兼带着慌乱与无助……
奔波在保护文物路上的王道士
不像余秋雨先生笔下的“王道士一次次随手取一点出来的文物，在官场上送来送去。”
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去保护那些文物。
王道士先是拿了两卷经文，徒步至50里外的敦煌县城求见县令严泽，王道士思忖，县老爷必定是见多识广之人，且“大权在握”，如果这些经卷真是宝物，交由他处理也再妥当不过。哪知，县老爷给他的答复是：这只不过是些发黄的废纸。
1902年，敦煌县城换了另一位县令汪宗翰，王道士又去拜见了这位新知县。对金石学颇有研究的汪宗涵听完王道士的陈述后，当即赶赴莫高窟，察看完毕后汪县令告知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然后挑了几卷经文，扬长而去。
王道士仍不死心，装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直奔800里之外的肃州（今酒泉），他一路风餐露宿，躲过虎狼，躲过土匪，终于见到了道台廷栋。道台大人一番研究后，觉得经卷上的字还不如他的书法好看，随即打发了王道士。
同年，新上任的甘肃学政叶昌炽从汪宗涵处得知莫高窟藏经洞一事，作为金石学家的他颇感兴趣，但也只是从汪宗涵处索取了一些古物进行研究收藏，而并未对藏经洞进行有效保护。
1904年，甘肃省府下令敦煌县对藏经洞“检点经卷，就此保存”，然后汪县令摆驾莫高窟对王圆箓又说了一遍：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
后来，对官老爷失望的王道士甚至给大清朝一把手慈禧老佛爷写过信，但彼时正处于列强炮火之下、危在旦夕的大清王朝根本无暇他顾，大概那封信都不曾到达过老佛爷手中。
如此，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继续由这位平凡如老农的王道士看管着。
斯坦因们来了
1907年，英国学者犹太人斯坦因，在印度政府的诸多支持下，在助手蒋师爷（湖南人，由时任英国驻喀什总领事推荐）的陪同下经由新疆喀什等地一路东来。
斯坦因对莫高窟藏经洞早有耳闻，且深知其价值，所以初见王道士，他就表示希望可以将藏经洞的经文全看一遍。
在王道士把持莫高窟以来，斯坦因是第一个专为藏经洞慕名而来的人，但毕竟是个洋人，所以王道士断然拒绝了。
而后，精明的斯坦因给王道士编了一套唐僧西天取经而他如今又从印度寻迹而来搜集唐僧遗典的故事。被感动的王道士终于愿意将斯坦因让进藏经洞。
就这样，斯坦因花了7天时间，将藏经洞的经书文物看了个遍，也拍了个遍。
临行前，斯坦因提出要购买一批经书。
因为被官老爷们的屡屡忽视，因为要清扫洞窟、修建道观的宏愿，因为这位洋人的虔诚，王圆箓在极不情愿下最终妥协了，用29箱文物从斯坦因手中换得200两银子（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到敦煌，用500两银子又买走大批文物）。
然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了，在藏经洞待了21天，“不单接触了每一份文稿，而且还翻阅了每一张纸片”，临了，用600两银子带走了一万多件经书。
接着，日本人来了，俄国人来了，美国人来了……他们不止廉价买走了文物，还拍摄了几千张照片，绘制了几百个洞窟平面图，粘走了数十张精美壁画。
外国探险家将大批敦煌文物带走后，扬名海外，意识到藏经洞文物价值的大清王朝开始慌了，立即拨银6000两责令将藏经洞剩余文物运至京城。
6000两官银从京城出发，到王道士手中的是只够香火钱的300两。
藏经洞文物从敦煌出发，到了京城只剩下价值相对不高的8000余卷，而在英国博物馆中，则藏着1.37万件敦煌文物……
王圆箓有过，但不致有罪
诚然，愚昧的王圆箓损毁了几墙壁画，愚昧的王圆箓售卖了很多文物。
但历史的耻辱柱上不该只刻下王圆箓三个字。
在藏经洞问世后的数年间，他四处奔赴，寻求地方政府的帮助，却无一不是被了了打发而回。
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图记》一书中记载，其时外国探险家到敦煌劫取文物时，是手持当地政府官员开具的许可证的，并一路受到地方官兵的护送。官老爷的命令王道士是无力违逆的。
也是在《西域考古图记》中，斯坦因写道：“他（王圆箓）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
而在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到访莫高窟时，王圆箓对他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指1910年清政府在运送文物回京途中文物的大批流失和破坏），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
遗憾的是，历史没记住王圆箓这个小人物所做的努力，没记住彼时从紫禁城到地方州府的不作为，也没记住40年代张大千对莫高窟壁画造成的不可修复的破坏，只是在敦煌历史的批判台上将聚光灯死死地对准了茫然无措的王圆箓……
想来，敦煌莫高窟的真正悲哀在于，在中国最动荡、最贫弱的时期，它选择了王圆箓这粒尘埃为自己看家护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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