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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搞翻译和讲翻译的关系，免不了看关于翻译的书。但看书当中笑得肚子疼，这还是头一次。所以得先报告这件事。
余光中《翻译乃大道》（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谈他当年在加州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时用的课本《中国文学选集》，谈及《前赤壁赋》英译的“大错”：“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其中最后一句被译为“一位寡妇在我们的孤舟上哭了起来”（a widow wept in our lonely boat），余氏评曰“试想苏子与客泛舟，带一位寡妇干什么？ 几个男人和一位寡妇‘相与枕藉于舟中’，在北宋时代可能吗？”
还有一例也让人忍俊不禁。在《听听那冷雨》（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9）这本文集里面，余光中认为“精确”固然是翻译的一大美德，不过若以牺牲“通顺”去追求，代价就太大了。如下面这句英文：Don’t cough more than you can help.要保持“精确”，就得译成“不要比你能忍的咳得更多”，甚至“不要咳得多于你能不咳的”。可是这样的话像话吗？ 其实，“能不咳，就不咳”，足矣足矣。
无需说，前者是中文理解上的错误，英文本身没问题；后者则相反，理解没问题，问题出在表达——不像话，不像中文了。貌似“精确”，实则不伦不类，不洋不土。一句话，有话不好好说。余氏为之困扰的，更是后者。的确，理解错了，一个词也好一个句子也罢，改过来就是。而若通篇有话不好好说，就成了语体、文体上的毛病，改起来远非易事。作为教翻译也搞翻译的教书匠兼翻译匠，我自然深有同感。于是很快看完了这两本书。
书中尤其让我别 有心会的是，余氏作为外文出身且身为外文教授，却很少谈论外文多么重要，而是胳膊肘向外扭，更多时候强调中文何其了得。《听听那冷雨》有一篇题为《外文系这一行》，其中写道：“文学批评如果是写给本国人看的，评者的中文，不能文采斐然，至少也应该条理清畅。至于翻译，那就更需要高水平的中文程度了。不幸中文和中国文学的修养，正是外文系普遍的弱点。我国批评文体的生硬，和翻译文体的别扭，可以说大半起因于外文这一行的食洋不化和中文不济。”与此相关，余氏还为翻译和创作在外文系、中文系不算成果而鸣不平。“中文系如果拥有一位李白或曹霑，岂不比拥有一位许慎或钟嵘更能激发学生的热情？ 同时，与其要李白缴一篇《舜目重瞳考》式的论文，何不让他多吟几篇《远别离》之类的杰作呢？”关于外文系，余氏表示：如果玄奘、鸠摩罗什、圣吉洛姆、马丁·路德等译家来求教授之职，“我会毫不考虑地优先录用，而把可疑的二流学者压在后面”。
表现在对文学翻译的实践和认识上，余氏极力反对“无条件的精确”，并为此举了上文“咳嗽”为例。同时尖锐地指出追求如此“精确”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崇拜英文等强势语言的潜意识。“崇拜英文的潜意识，不但使译文亦步亦趋模仿英文的语法，甚且陷一般创作于效颦的丑态。长此以往，优雅的中文岂不要沦为英文的殖民地？ ……为了增进文体的弹性，当然可以汲取外文的长处，但是必须守一个分寸，妥加斟酌，否则等于向外文投降。无条件的精确主义是可怕的。许多译者平时早就养成了英文至上的心理，一旦面对英文，立刻就忘了中文。”正因如此，余氏将翻译称为“变通的艺术”。也因此对译者提出一个高要求：最好成为作家。“翻译而要成家，其难也不下于作家。能成正果的翻译家，学问之博不能输于学者，文笔之妙应能追摹作家。”又说“译者其实是不写论文的学者，没有创作的作家。也就是说，译者必定相当饱学，也必定善于运用语文，并且不止一种，而是两种以上：其一要能尽窥其妙，其二要能运用自如”。遗憾的是，“据我所知，外文系有些教师的中文，恐怕还不如外文”（《翻译乃大道》）。作为中国人，中文还不如外文，能搞文学翻译吗？ 毕竟文学翻译“优先考虑的是文学上那些最重要的因素：是气韵，是丰神，是格调”（童元方：《译心与译艺：文学翻译的究竟》，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
后来翻阅今年四月去世的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谢天振先生的《海上杂谈》（广西师大出版社2020），发现主攻翻译理论和创立译介学的谢氏的看法也与此异曲同工，同样看重和译者中文水准直接相关的文学性：“优秀的翻译文学作品当然应有较高的翻译质量。但这里的质量不应该只是指译文在对原作的语言文字转换层面上的毫无瑕疵，还应该指译作能否给读者以原作读者同样的美的享受，同样的心灵感动，同样的思想启迪。或如草婴先生所言，让读者在读译作时能‘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历其境’。”谢氏在他的另一部学术随笔集《海上译谭》（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里面也曾强调“文学作品的翻译不仅要传达原作的基本信息，还要传达文学作品所特有的审美信息”。为此他引用古罗马西塞罗的说法：译者在翻译的时候“不应当像数钱币一样把原文词语一个个‘数’给读者，而是应当把原文的‘重量’‘称’给读者”。并解释说西塞罗的立场显然是主张自由翻译，反对字当句对的“逐字”翻译。亦即余光中所反对的“无条件的精确”——“不要比你能忍的咳得更多”。
也许你说，搞翻译毕竟是小圈子里的事，无需小题大做。问题是这小圈子影响的是大圈子以至大众。据谢氏《海上译谭》，联合教科文组织的一项统计表明，翻译作品仅占美国所有出版物的百分之三，在英国为百分之五，而在我国则为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影响不可谓不大。而“中文不济”造成的译文“不济”，“不济”的译文反过来对于原创中文的伤害，正是余光中所担忧的。他说他在大学多年教翻译得出的结论是：造成译文“畸形欧化”的欧化分子，英文往往很好，只是对于英文过分崇拜以致无以自拔，加上中文不济，在翻译这种中英文拔河比赛中，自然朝英文来个一边倒。“所以为欧化分子修改疵译，十之七八是在改中文作文。”（《听听那冷雨》）“畸形欧化”的译文体对电视报纸等大众媒体影响更是显而易见。例如“进行”几乎成了万能动词：“我们对国际贸易问题已经进行了研究/心理学家在老鼠的身上进行试验。”余氏质问，为什么就不能说“详加研究”和“用老鼠来做试验”？
最后，重温一下余氏早在二十多年前语重心长的提醒应该不是多余的：“美丽的中文，我们这民族最悠久也最珍贵的一笔遗产，正遭受日渐严重的扭曲与污染……翻译教师正如国文教师，也正如一切作家与人文学科的教授，对于维护健康美丽的中文，都负有重大责任。对于强势外语不良影响的入侵，这该是另一种国防。”
另一种国防！
且看《乡愁》，四段八十八个字，美丽中文的背影！
作者：林少华（翻译家，中国海洋大学教授）
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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