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息京华》写于1938年8月，其时林语堂在巴黎。按照当初的打算，林语堂本来是想翻译《红楼梦》，但感觉《红楼梦》离“现代中国距离太远”，因而就有了《瞬息京华》的写作。《瞬息京华》就是《京华烟云》的译名，为林语堂所首肯。此书为林语堂文学作品的压卷之作，在国内外都有着不小的影响。但要指出的是，林语堂这部写作一年的《瞬息京华》是用英文写的，所以在后来就存在着翻译成中文的需求。
《瞬息京华》是一部什么书呢？此书由晚清写到全民抗战，差不多是此一时期中国社会的清明上河图。按照林语堂的说法，举凡风尚之变易，潮流之起伏，袁世凯之阴谋，张勋之复辟，安福之造孽，张宗昌之粗犷，五四、五卅之学生运动，三一八之惨案，《语丝》、《现代》之笔战，至国民党之崛起，青年之左倾，华北之走私，大战之来临，皆借书中人物事迹以安插之。
其中若宋庆龄、傅增湘、林琴南、齐白石、辜鸿铭、王克敏，及文学革命领袖出入穿插，或藏或显，待人推敲。林如斯认为“其中有佳话，有哲学，有历史演义，有风俗变迁，有深谈，有闲话，加入剧中人物之喜怒哀乐，包括过渡时代的中国，成为现代的中国的一本伟大小说”。文化深思、现实观照、时代追问与人物透析兼而有之，不能不说这是林语堂的大制作。
《瞬息京华》中的“瞬息”又是什么意思呢？林语堂是这样解说的，“全书以道家精神贯串之，故以庄周哲学为笼络，引《齐物论》‘梦饮酒者，日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旦暮遇之也’为格言”。
这大概有一日长于百年，百年缩于一旦之意。在瞬间捕捉永恒，在20世纪时间之河中打捞有意义的一抹京华之“瞬息”。这些被定格的“瞬息”，就成为了关于中国社会的不落幕的永恒记忆。
《瞬息京华》为什么难译
三十年代以后的林语堂文学作品，其价值取向都体现出不断的“内”转倾向，特别是在明末小品的触动下。
林语堂三十年代面向文言与中国传统的“内”转，恐怕会出乎吴宓的预料之外吧。吴宓当年在自己的留学日记中，关于林语堂有这样的记载，恐林语堂“沉溺于白话文学一流，未能为同志也”。但林语堂并没有被“白话文学”所限，其后来进入小品文创作，倡导“文言的白话”，其受周作人独特的文学观念的影响，亦是一个主要原因。再后来，林语堂已经“行为尊孔孟，思想服老庄”了，在这种状况下，才有了具有中国风格与古典气韵《瞬息京华》的产生。
总括说来，林语堂的《瞬息京华》有这么几个写作立意：
其一是要向《红楼梦》致敬。《红楼梦》是林语堂所尊崇的作品，本来是要翻译《红楼梦》的林语堂，因为抗战的爆发，才写作了《瞬息京华》。因而，《瞬息京华》是带有《红楼梦》精神气息的一部作品。
其二，小说《瞬息京华》是要用人文视角全面反映晚清以来几十年来的中国社会变迁；
其三，是在语言层面全面实践当年“文言的白话”的主张。
这些都会使《京华烟云》满含着文化意趣，拥有自己的文化身份，而会与典型的新文化作品在文化印记上有着明显的不同。其不同在于：林语堂绝不避讳与古典文化之间异常紧密的深层联系。林语堂曾明确指出《京华烟云》对于道家精神的贯彻。
林语堂自己亦说到过《瞬息京华》的不好译。
“夫译事难，译《瞬息京华》尤难。何以故？小说中人物，系中国人物，闺淑丫头，系中国闺淑丫头，其人物口吻，自当是中国人之口吻”。
《瞬息京华》之所以难译，一个主要方面是“中国人之口吻”难以用译笔再现。
什么是“中国人之口吻”？主要是指老中国人的语言方式与老中国人的行为方式。说到老中国人的语言，就不免会与文言或类文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说就是明清小说所使用古典白话之味道，这种古白话天然地就不会有“欧化调”。说到老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不熟悉中国的文化与传统，就谈不上对老中国人行为方式的了解。
总之，要译出这个“中国人之口吻”是不容易的，但最重要的是不能用“欧化调”的。一个老中国人讲着“欧化调”是不可想象的。
因为《瞬息京华》世界文言或类文言性事物弥漫性存在，这在“文言已死”的年代，构成了小说翻译上不小的难度。
林语堂为什么不满郑译《瞬息京华》
在林语堂英文本《瞬息京华》出版后不久，汉译本就问世了。它是由郑陀、应之杰合译的（下文中简称为郑译《瞬息京华》）。郑陀前曾译过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林语堂评价尚可，但郑译《瞬息京华》却让林语堂叫苦不迭了。
林语堂不满郑译《瞬息京华》主要在四个方面：过度的“欧化调”；文不雅驯，“都不甚雅”；不到位的翻译。让四个方面的差池，让林语堂十分头痛。
其一，过度的“欧化调”。林语堂最为讨厌的便是穿着洋装不着要害的“欧化调”。“欧化调”林语堂三十年代中期提倡小品文时就讨伐过，没想到自己被翻译的小说，还是躲不开“欧化调”。林语堂在《谈郑译〈瞬息京华〉》中，只得对“欧化调”再次开战。不管译文还是文章，用词贵在词炼而意达，“用字得当，多寡不拘，用字不当，虽句法冗长，仍不达意，不得以摩登文体为护身符，而误以繁杂为谨严，以噜嗦为欧化也”。
“欧化调”在译作中是怎么表现的呢？译本中曼妮对木兰说，“这些事情都是前定的……好像你和我会面，假使你不失散，我怎样会和你会面呢？有一种不可见的力量控制我们的生命……”曼妮系前清山东乡下塾师的姑娘，应该不会用这种“欧化调”。
林语堂批道：“不可见的力量”者何，神明也，作者原意“冥中有主”四字而已；而所用“失散”、“会面”二语亦不当，应作“走失”、“相会”。小说中有迪人向锦儿求欢一段，译作中锦儿道：“你是主子，应当使出自己的尊严来。”这又是洋腔，不达意。应作“你是主子应有主子的身份”。
译作中有这么一句，“那当家师太相信她是另一个犯了过失而发愤出家的年青美丽姑娘”，林语堂认为应该改作“另一失身匪人削发为尼的姑娘”。
译作中还有“人们总是从单纯粗俗的脾气升进至有教养典型的多，从有教养回到粗俗的少”之句，林语堂认为此译句不得要领，而应作“大凡世人多由野人之俗，转入雅人之俗，惟有少数能由雅人之俗，再转入俗人之野”。
总之，要表现“中国人之口吻”，“欧化调”是不成的，它会使汉语表达冗长、拖沓而又辞难达意。
其二，文言性词语缺位，所造成的翻译偏差。小说有木兰将要分开两腿投石一段，译作为“做出那不合妇女典型的姿态”。其实指有失或不合“闺淑体统”，“典型”二字为滥用。译作有木兰说：“季先生，我老早想和你会面，盼望了好久了。”其实若译为“久仰”或“久仰大名”，就更为妥贴。译作还有珊姐说“让我们折一枝桂花来行一下酒令”，若译“折桂传杯”才更到位。
这方面的译作之失，多由对文言性说法的隔膜或因对传统古典性事物的生疏所致。
其三，文不雅驯，“都不甚雅”。译文把静宜园中之“漪澜轩”译作“环水台”、把“思过斋”译作“自省室”、把“蜃楼”作“迷魂塔”，把“暗香斋”译作“澹芳斋”，这让林语堂把译作批为“都不甚雅”。小说有莫愁论乾隆书法一段，译作为“（乾隆）又是个提倡文学艺术的人”，实应作“（乾隆）又是右文之主”；译作为“……他的字……柔软和圆润的轮廓里含蓄力量”，而应译作“外柔内刚”更为到位。
林语堂认为“文言虚饰萎弱之病，白话作家有过之无不及。欲救此弊，必使文复归雅驯”。
在文言靠边站的年代里，若要“使文复归雅驯”，这谈何容易？
其四，不能到位的翻译，亦是似是而非或不准确的翻译。小说情节中有迪人初回国见银屏，一进门便亲吻，银屏故意推却，说“别性急”。林语堂英文作“slowly，slowly，now”。译者竟直译为“慢！慢！现在”。其中的语意相差就不可以道里记。译作中有丁妈“帮着支配菜单”，实“助理点菜”也。译作中有“澹芳俯倒了脖子”，实“怕羞低头不语也”。对于这种译法，林语堂有点愤怒了。林语堂批道：“俯脖子”不成话，“俯倒脖子”更不成话，“俯倒了脖子”简直是一故意噜嗦的鬼话。
译作有钱玄同骂古文家为“罪恶的种子”，“文学界的私生子”，其实应译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
总括一句话，林语堂不满郑译，是源于郑译之《瞬息京华》与本来《京华烟云》之间的“文化差异”，通过汉语之桥，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这个差异。
为什么会请郁达夫译《瞬息京华》
林语堂想请郁达夫翻译《瞬息京华》，是在1937年9月，当时林语堂还在纽约。那时的《瞬息京华》还只是腹稿，但小说的大的设想与人物构成都已基本成熟。那封给郁达夫的信就登载在1937 年10 月16 日《宇宙风》第49 期上。林语堂一看到郑译《瞬息京华》，就很不满。于是就在1940年元旦再次给郁达夫写信，回想前事，林语堂还是觉着请郁达夫亲自执笔更为可靠，同时对郑译《瞬息京华》的瑕疵和硬伤，一一加以剖析，希望给达夫以参考。因此这封信有一个题目，叫《谈郑译〈瞬息京华〉》，此信发表在1942年4月桂林再版《宇宙风》第113期上。林语堂非常希望给自己的大作找到一个有过硬的译者。
林语堂为什么想到要找郁达夫呢？
首先一个，林语堂是熟悉了解郁达夫的。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在上海期间，林语堂与郁达夫的交往还是不少的。
《郁达夫日记》1928年7月7日载，这一天北新书局请客，所请的客人中有鲁迅、林语堂还有许钦文、川岛等，这大概是郁达夫与林语堂初次会面。
1930年1月1日，这一天的晚饭是在林语堂家吃的，饭后与林语堂一道前往大夏大学观看话剧《子见南子》，该剧是林语堂的作品，由大厦剧团演出。郁达夫在日记中对此剧评价不错，“出演者系大厦全体的学生，成绩很好。我到今日为止，所看见的剧团演剧，此是第三次，前两次都不好，只有这一次比较得最好”。
1932年10月12日《郁达夫日记》中，记载了郁达夫为林语堂的《论语》寄稿，文章名《不亦乐乎》，可供《论语》四期之用。
另外，郁达夫不只白话小说写的好，旧学功夫亦过硬，其旧体诗的水平更是现代作家中之翘楚。当然，作为徐志摩粉丝的苏雪林，是看不上郁达夫的。苏雪林《郁达夫及其他》说，“他何尝够得上名士的资格，只不过是名士糟粕之糟粕而已”。
但不管怎样，郁达夫的文言功底与他小说的艺术成就是不容否认的。在老成凋零以后，在林语堂看来，郁达夫当然是最好的人选。
那么，林语堂为什么不自己译自己的作品呢？林语堂给出的解释是，“所以特请达夫译中文。一则本人忙于英文创作，无暇于此，又京话未敢自信；二则达夫英文精，中文熟，老于此道；三，达夫文字无现行假摩登之欧化句子，免我读时头痛；四，我曾把原书签注三千余条寄交达夫参考。如此办法，当然可望有一完善译本问世”。由此可见林语堂对郁达夫的信赖程度。
很有可能的是，郁达夫对林的这两封信都没有看到。林语堂亦是这样猜测，“今达夫不知是病是慵，是诗魔，是酒癖，音信杳然，海天隔绝，徒劳翘望而已”。当时恰逢抗战时期，刚从福州归来的郁达夫很快又开始了自己的漂泊人生。
据《郁达夫日记》，1936年春季时，郁达夫在杭州耗费巨资修建的“风雨茅庐”基本完成，但新债加上旧债，此时郁达夫负债已在五千大洋以外。若是郁达夫见到林语堂的约译信，再想想稿酬，郁达夫会答应也说不定。
“必先把《红楼梦》一书精读三遍”
其实，译作让原作者心惊肉跳，不只林语堂有这个体验，鲁迅亦有。鲁迅在《关于〈白莽遗诗序〉的声明》中说了这么一件事，“而第二期的第一篇，竟又是我的文章，题目是《日译本〈中国小说史略〉序》。这原是我用日本文所写的，这里却不知道何人所译，仅止一页的短文，竟充满着错误和不通。后面却附有一行声明道：‘本篇原来是我为日译本《支那小说史》写的卷头语……’乃是模拟我的语气，冒充我自己翻译的。翻译自己所写的日文，竟会满纸错误，这岂不是天下的大怪事么？”鲁迅的这个遭遇，也是挺怪诞的。
那么，怎样才能译好《瞬息京华》呢？林语堂给出的解决方案是精读《红楼梦》，“我不自译此书则已，自译此书，必先把《红楼梦》一书精读三遍，揣摩其白话文法，然后着手”。精读《红楼梦》，能不能解决一部分问题？当然可以，此一方案多少有点临时报佛脚的意味，更重要的是具备较为深厚的古典文化修养。若是从这个角度讲，张之洞的认识似乎更为到位。
张之洞在《劝学篇》表达过这个观点，“中士而不通中学”，“虽有博物多能之士，国家亦安得而用之哉”，并且还认为“华文不深者不能译西书”。郑译作品为什么问题百出？根本原因其实还在于“华文不深”。
也许可以把林纾的译作认作为具有“中国人之口吻”之翻译，这也是林纾所创造的20世纪最为独特的一道文化风景。林纾以纯熟古文而“吾手写吾口”已达到出神入化、鬼神皆惊的程度，其为林译小说带来不少魅力。这让最爱的挑剔的钱钟书亦是赞叹连连、怀思不已，并曾写有专文予以分析。晚年俞平伯曾重读多部林译小说，亦多有赞美。也许林纾式的译者是林语堂最为钟意的，因此林语堂才找到了郁达夫。在文言被摒弃的三四十年代，要想为《瞬息京华》寻找一位合适的翻译者，确实是不容易的。
参考文献：
《吴宓日记》
《郁达夫日记》
《鲁迅书信选》
《俞平伯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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