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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语言想必是我们最常接触的事物了，它像空气一样重要。我们的名字，我们的记忆，都由语言组成。当一个人失语时，也就失去了与外界社会的联系，就像去往一个陌生语言的国度，漂浮无依。可以说，一门独特的语言是人与社会文化的基础。
在《波斯语课》中，出现了一门只有两个人会说的语言。这门语言由死去的犹太人的名字组成，这门语言由犹太民族的苦痛记忆组成。
受难者的名字是一种新的语言
关于二战纳粹集中营的电影如今数不胜数，经典如《肖申克的救赎》、《美丽人生》，冷门如《一颗弹子》等，制作者们在历史中着力挖掘新的叙述视点，以不同面向和表现形式展现历史苦难与人性复杂，《波斯语课》也另辟蹊径，选择了语言作为切入点。
人的本能在死亡面前，会做出一切令人意外之事。当枪口指向吉勒斯时，他拿起刚才别人送给他的波斯神话大喊：“我是波斯人！”于是他有幸免于死亡，因为德国纳粹党的卫军上尉科赫正想学波斯语。吉勒斯被押往法国的一处集中营。
但另一个问题来了，身为比利时犹太人的他，又怎么会说波斯语呢？为了继续存活，他答应教授科赫波斯语，而这门波斯语，是吉勒斯自己创造的。在这之后，他只能忘记自己的名字，以“雷扎”的身份才能活下来——这是写在那本救命书上的名字。
面对科勒学习单词量的需求迅速增长，吉勒斯一筹莫展，不知道该如何继续创造无限的新词汇。与此同时，科勒让他书写记录送进集中营的犹太人信息。
于是，吉勒斯看着那些名字，赋予他们新的意义，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单词。这些名字代表着一个个无辜生命，他们就这样含冤死去，被所有残暴的屠杀者遗忘，但吉勒斯记住了他们，以语言的名义，为同胞的冤魂找到了安息之地。
科勒在学习假波斯语时，由衷感叹了这门语言的优美，还用它写诗享受这种美。本是正常的情景却由于他的身份而显得无比荒唐讽刺：他身为纳粹军官，却不知道，正在学习的这门语言，背后承载的是犹太民族的记忆与血。
随着剧情推进，这门语言的创造过程也发生了变化。吉勒斯不只是从信息簿上记住名字，而是通过真实的接触：当他为同胞盛饭时，会问他们的名字，然后在心中默默记住，将他们纳入这门语言之中。
吉勒斯依靠着同胞的名字存活了下来，犹太民族的鲜活记忆也因为他活着，得以不被遗忘。
假波斯人与后勤军官
从主角设定来看，一位是假波斯人，一位是后勤军官，波斯语课是表面的宁静，战争与屠杀才是深层的动荡。
与传统的集中营电影不同，电影中的科赫不是集中营最高指挥官，犹太人的生死起落并不直接由他决定，他只负责管理后勤。从表面来看，他双手不沾鲜血。随剧情推进，人性的复杂在我们眼前慢慢展现。
科赫找吉勒斯学习波斯语时，有着发自内心的真诚，在这过程中渐渐产生了对他的友谊，但当他怀疑吉勒斯骗了他时，却凶相毕露，大打出手，无法掩盖他的残暴性格。
当他把以前穿的衣服送给吉勒斯，云淡风轻说出“在营地里我都长胖了”的时候，亦无法掩盖纳粹党人共有的对生命的漠视。军官的长胖对比集中营的屠杀性质，这句话多么令人毛骨悚然！
与此同时，我们也能看到，科赫在平常生活中表达了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作为纳粹的普通愿望：他想念他的家人，他想过普通的生活，想在伊朗开一家饭店……但这一切不是他能决定的。
从上帝视角来看，吉勒斯是幸运的，但随着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死去，他的内心深处饱受折磨。自己的同胞正在经历非人的苦难，鲜活的生命正在自己眼前消失，而他却独善其身。对自身处境与集体苦难的思考，让他决定逃跑，和自己的同胞一起去死。
吉勒斯明白，无论科赫对他的待遇有多好，在他们眼里，犹太人低于他们“高贵的雅利安人”，甚至都不算是人，不值得重视。当科勒为自己辩护：“我不是杀人犯！”时，吉勒斯反驳他：“你不是吗？你负责让杀人犯们吃好喝好。”
正如那句耳熟能详的名言：“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2840个生命，同一种苦难
吉勒斯想与同胞一起赴死的愿望破灭了，因为他被科勒救了下来。科勒不能理解，为什么他要为了一群无名之辈去死？
对吉勒斯来说，所有的名字都代表着一个真实的人。正是因为科勒等纳粹党人，才让他们成了毫无意义的无名之辈。
电影开始时焚烧名单的火焰与吉勒斯逃跑的森林，形成了红与绿的鲜明对比，挣扎在影片初期就已经显现。到影片快结束时，这两个镜头再度出现，与开头相呼应。
名单被纳粹党烧成灰烬，不意味着发生过的事也将成为灰烬。吉勒斯所记住的2840个名字，是2840条生命。他带着这些名字，带着无数人的生命与记忆逃离集中营，逃离那个噩梦。这些名字应该让历史记录下来，而不只是他一个人记得。
影片末尾极为震撼。在极其克制的中景镜头里，吉勒斯在盟军收容所里平缓地念出每一个名字。越来越多的人围在他的周围，聆听，感受，这令人颤栗的一幕。2840个名字代表的是同一种苦难，来自战争，来自屠杀，来自对生命的漠视。
结语
整部电影的基调幽深而克制，平静而压抑，但表达的反战呼声却是激烈无比的。语言这一看起来平淡无奇的事物，贯穿着人类的生活，它成为了记忆的容器与反抗的武器，承载着那2840个生命的重量，也承载着受难之人的呼喊。
用同胞的名字编成一门语言教给侵略者。这是一种最柔软的抵抗，甚至根本看不出什么效果。但实际上，这才是最具杀伤力的抵抗，因为它能让那些罪恶的帮凶们一辈子都被这些名字所缠绕，成为他们一生的噩梦，也成为那些冤魂们曾经存在过的铁证。
我们说着语言，是为了不忘记过去，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语言时时刻刻提醒着人们：
没有人能忘记战争与屠杀带来的痛苦，没有人能忘记那些对生命进行残忍践踏的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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