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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银川史记 ID：yuanyinnx」
中卫残疾拾荒者胡雷
周筱赟，广州媒体人、知名网友、资深网络爆料人、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财新传媒卓越驻校记者”、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专业硕士生兼职导师。
看了这位同行的简历，很是显赫：
在《新京报》、《东方早报》、《潇湘晨报》、《华商报》、《南方周末》等发表时评若干。
《舒芜：一个知识分子在大时代的悲剧》，载《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8月31日；
《世博会与亚运会的不同舆论生态》，载《炎黄春秋》2010年5月号；
《我在中石化“天价酒”漩涡中的十天》，载《看天下》2011年4月28日；
《中国当代文学为什么不说人话、不说真话》，载《长城月报》 2011年8月；
《中国有个高耀洁》，载《白纸黑字》2011年9月版；
《毒胶囊事件当激活惩罚性赔偿制度》，载《南方周末》2012年4月26日；
《“新闻娱乐化”在揭黑爆料中的运用》，载《南方传媒研究》2012年5月第35辑；
《地方政策不是违法的挡箭牌》，载《南方周末》2012年8月9日；
著有：《中国谁在不高兴》（与叶楚华、廖保平合著）。
不过没想到的是，周筱赟这家伙骂起中国当代作家也居然是这么狠！好歹他呆过的南方周末也是作家诗人成堆的地方。
可是骂起作家来，他可是毫不留情，一针见血的。
这家伙说：我早就说过，文学就是垃圾，文人就是流氓。如果看我不爽，要来砸砖头就赶快，干脆来个更痛快的，有种就来砍我，没种就闭嘴，废什么话？但文青除了敢嘴巴上骂人爽爽，敢砍人吗？当然，我指的是，且仅仅是中国当代文学。
真是足够嚣张啊！
是不是他对中国作家有深深的敌意和偏见？
对此，他解释说：
对当代文学失望，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偏见。记得整个上世纪80年代，文学的地位无与伦比，一篇小说的发表，朝野震动，人人争睹，能改变个人命运自不必说了，甚至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发展路径。以至那个时候，连征婚广告都要以“爱好文学”自诩。而现在呢？文学早失去当年的轰动效应，文学刊物举步惟艰，如果一个心智正常的成年人，还到处说自己爱好文学，想当作家，估计要被视为异类的。
是的，20世纪80年代，的确如此，一个长篇小说就能引起全社会轰动，比如宁夏作家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般是女人》。
出版之后，追捧者如云！
吴亦凡 陈冠希 两个加拿大人
看来，他并非是还有偏见，而且还有说这些话的论据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文学没有市场了。在基数庞大的中小学生当中，在韩寒所调侃的城乡结合部，郭敬明的青春文学还是很有市场的。因为我的腾讯博客有超过4600多万的点击，所以常常有不认识的网民来问我，不少人第一句话往往就问“你是一个作家（或文人）吧？”
一开始我还耐心解释：作家或文人，通常是指从事文学创作的人，而我从来只陈述事实，不写虚构作品。不是写文章的人就叫作家（或文人），还有记者、学者等等；也不是所有文章都是文学作品，还有新闻报道、时事评论、学术研究等非虚构作品。
但他们多半会表示无法理解。除了拒绝回答者外，我几乎都问过，基本上都是初中在读学生或初中毕业后外出务工者，《知音》、《故事会》就是他们理解的文学。
当然这怪不得他们，得怪糟糕的中学应试教育。我在博客做了“我写的不是文学”的声明后，还继续有人这么问，我就会回答提问者：“我不是作家，你才是作家，你全家都是作家！”或“我不是文人，你才是文人，你全家都是文人！”
这话有点损，把咱们作家损成这样，毫无颜色么？
暴雨将至
但我看完这段话，不仅哑然失笑，其实，平时咱们开玩笑也是这么说的，你们全家才啥啥啥的！
其实这样的类似段子，在我看起来，恰恰是表现出无奈的荒诞的戏谑讽刺的无厘头！
当下么，世相百态，比舞台上的喜剧悲剧还有悲欣交集。
不是吗？
看看现在的社会新闻你就知道了。
而周律师骂中国当代作家的狠，其实是这个：
文青喜欢不说人话的文学，自然是他们的自由，可以理解为个人偏好，但文学不说真话，却是这个时代作家集体堕落的表征。
这个词太用力了吧：集体堕落!
真的吗？
是这样吗？
是信口雌黄？
周筱赟这家伙显然是早有雄辩之论：
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之所以能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因为它能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表达公众的呼声，如平反冤假错案、农村所有制改革、反腐败等等，而现在呢？记录这个时代命运、反映最真实社会生活，本该是作家的职责，各个国家、各个时代都有这样的优秀作家和作品。
今天我们去读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可以全景般了解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社会生活，我们去读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可以作为那个时代的史诗，而我们现在有什么呢？在各类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政府行政权力扩张加剧、恶性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当下中国，我却几乎找不到一个作家作为公权力批评者和监督者出现。
所谓“文学”，几乎蜕变为个人无病呻吟、官家粉饰太平的文字的代名词。作家的写作属一种公共写作（即写给不特定的普通公众阅读），他们本该是社会的牛虻，要以他们的良知和勇气直面社会问题，对社会积极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但现在是学者和媒体人承担了这一社会责任，作家早已集体缺席。
牛虻，巴尔扎克，托尔斯泰……
咱们作家哪有这样的么？
读巴尔扎克、雨果、托尔斯泰的还有吗？
咱们只有小清新。有吴亦凡呢。
对了，还有六六，迷吴亦凡那是迷恋的不行，迷恋到这男不男女不女的小男人进去了，才赶紧补救道歉，还心有不甘！
所以人家周筱赟这些话貌似有点道理：
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当代作家集体患上了软骨病（是遗传还是感染，还需要研究），文学不再说真话，因为说真话是有风险的，而“歌德”体文学是最安全的。除此之外，吟花咏月、感时伤怀的文字，以及抽象的谈论人性、关怀、环保等一些正确的废话或不正确的废话，永远不涉及现实利益冲突，安全系数也很高。
上面这些都摘自周筱赟的《中国当代文学为什么不说人话、不说真话》。
这篇文章他写于2011年1月，距今正好十年。
十年是个坎。
十年，貌似他说的这些依然在着，依然波澜不惊。
那一年，他在文章的结尾这样写道：
只是，真实的现实比李承鹏的小说更残酷，让人情何以堪呢？
现在更是叫人情何以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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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想起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
1863年，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先驱，作家、批评家和经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被囚于彼得保罗要塞期间，用110天在单人牢房里写出了他最重要的作品、长篇小说《怎么办？》。
美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约瑟夫·弗兰克高度评价《怎么办？》所产生的社会作用，他写道：“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所提供的最终导致俄国革命的激情动力，远远超过马克思的《资本论》。”
这么伟大的怎么办！
《怎么办？》里有这样一段话，很著名：“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它完全是在田野中行进的，有时穿过尘埃，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经丛林。”
以此结尾。
以此送给骂咱们作家的周筱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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