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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作家蒋杏描写国企改革的长篇小说《走进夏天》,在当代文坛产生过一定影响,在“主旋律作品”中占有一席之地。
为深入研究其写作路径与方法,给“国企改革文学”一个实验的“标本”,主打文学评论的作家吕万林,专攻社会时评的新闻家范长敏,与该小说的作家蒋杏,曾有过一次“圆桌式聊天”。
“三人谈”涉及作家的创作方向、国企及其工人怎样进入小说、人物形象如何塑造,以及作品艺术特色等四个方面。应该说“谈”到了点子上。
以下就是“三人谈”要点。
1.作家的创作方向如何确定
吕万林(以下简称吕):工人出身的作家来写国企,正面描写的后劲大,塑造的工人形象真实性高。
无论什么时候,描写我们国家的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都不过时。这应该是社会主义文学的主旋律。
按照中华文化传统,“文以载道”放在今天也并未过时。
作家首先应该讲责任感、使命感,为这个社会献上一点独特的有价值的东西。
你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道的作家一样,十分在意这一点。
蒋杏(以下简称蒋):创作一部长篇小说最重要的是确立写作方向,也就是站在一个什么高度,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和精神来写作。
方向一旦确定,接下来是选材。摆在首位的就是是写工厂,写我熟悉的工人生活。
范长敏(以下简称范):《走进夏天》写的是纺织厂,其实纺织工人与你熟悉的化肥厂工人还是有区别的。
蒋:是的,我原来是化肥厂工人,与纺织厂根本不搭界。
所以我在一家大型纺织厂里熟悉了半年时间,我得首先弄懂纺织厂的构造,因为我的事件要围绕“纺织”展开。
那家纺织厂我比较熟悉,听说我要写一本关于纺织厂的书,厂里的朋友们也很高兴,不仅详尽地给我介绍情况,甚至还让我列席他们的许多会议,包括他们的一些很机密的会议,这对我迅速了解我所不熟悉的纺织行业起了很大帮助。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我曾经当过14年工人,我了解工人,了解工人的所思所想。
工人,无论是化肥厂工人还是纺织厂工人,他们的禀性是相通的。
吕:我虽然没有当过工人,但我于1997和1998两年时间里,在一家大型床单厂里当过企业改革工作组组长,还写有中篇报告文学《紧急抢救——国企改革工作组长日记》并被《报告文学选刊》全文选载,我所到见的工人与《走进夏天》中的工人十分相似。
蒋:中国工人确实有着独特禀性。
我做过农民,17岁以前;我当过工人,14年;尔后进了县城,步入了“行政”行列。整体上讲,中国工人属于淳朴的一群。
现在,经常有工人闹事,围堵政府部门,那是因为工人下岗了,失业了,生活没有着落了。
如果将行政机关的同志饭碗端掉看看,恐怕闹事还要厉害。
对于中国的国营工人来说,你只要给他工作,给他工资,他就很满足了。
2.国企及其工人,在小说里如何正面写
蒋:一部文学作品,不可能去探讨国营企业的得失。
我只能忠实地记录20世纪末期一群中国国营工人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
作为一家陷入困境的大型国营企业,像一条风雨飘摇的船,危急关头,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弃船逃生,而是英勇自救,这种精神很难得。
范:当年有一部电影叫《创业》,写的是一群石油工人在戈壁滩上为祖国找石油的故事,非常感人。
你的《走进夏天》也很感人,但细细一想,他们既相似,又有着很大的不同。
吕:这就在于《创业》是正剧,而《走进夏天》是悲剧,并且不是狭义的悲剧,是广义的,是大悲剧。
全书有一种英雄末路的味道。
蒋:从历史的眼光看,中国企业的重新洗牌肯定是一大进步,包括部分国营企业的破产倒闭,这并非坏事。
中国有句俗话,叫“置于死地而后生”。从某种意义上讲,倒闭破产就是为了获得新生。
问题就在于,我是一个作家,我有着一腔炽热的感情。
面对临安纺织总厂无可奈何地走入绝地,和临安纺织总厂的工人们力挽狂澜于既倒的悲壮精神,我不能无动于衷,我要讴歌。
站在历史的高度看,临安纺织总厂走入绝地是不可避免的,就像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是大势所趋。
正因为如此,临安纺织总厂的工人们所焕发出来的精神就越发苍凉和悲壮。
3.小说的人物形象具体如何塑造
蒋:在这里,牺牲既是一种奉献,一种献身,又是一种气贯长虹的精神展示。
吕: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
先有了造英雄的时势与造时势的英雄,尔后才有再现英雄业绩和塑造英雄形象的文学作品。
有评论家称《走进夏天》属于转型时期的“大厂文学”,我也赞成。
“大厂文学”从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到柯云路的《三千万》,到谈歌的《大厂》,再到蒋杏的《走进夏天》,既可看到中国国营企业发展和改革的足迹,也可看到中国国营工人的命运轨迹。
吕:小说里的章秋,就是阵痛时代的英雄。
章秋,受命于危难之际,为了挽救临安纺织总厂,呕心沥血。
从集资,到“断奶”,到关闭一分厂,桩桩件件都是为了解开临安纺织总厂的死结。
可最后呢,就是因为不善于“顺上”,不愿意“顺上”和不屑于“顺上”,导致“出师未捷身先死”。
范:章秋这个形象很有意义,正是通过章秋,使我们看到了时代的症结。
吕:所以章秋有别于以往文学中的厂长形象,这正是《走进夏天》对文学人物画廊的贡献。
范:成功的人物形象还有党委书记龙书英。
吕:严格论起来,龙书英比章秋还要丰满。
一方面,龙书英为人正派,热爱自己的工厂,为了企业脱困,她兢兢业业,带病操劳。
小说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在一分厂停产,全员下岗后,她不仅没有妥善安置自己的儿子,而是给儿子买了一间门面,真心实意地劝儿子去做生意。
但是作家没有简单地将龙书英写成一个好人。
多年的厂长生涯和几十年严酷的政治生活,使她的人格发生了异化。
比如,她希望章秋不要过于刚直,为了保护自己可以表表假态说说假话,甚至违心地做出一定的妥协;比如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干涉章秋的爱情。
从某种角度看,龙书英也是一个戴着枷锁跳舞的人。
范:我看龙书英活得很累,既要小心翼翼地伺候领导,又要忍气吞声地维持家庭。
吕:问题在于,哪怕是像龙书英这样小心翼翼地伺候领导,又忍气吞声地维持家庭的人,结局也并不美妙。
这就更加耐人寻味。
范:你要说的另一个人物是常务副市长罗吉言?
吕:对。罗吉言这个人物有点复杂。
一方面为了自己的政绩不择手段,从“兼并”、“借纱”这些情节看,什么“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他根本没有放在心里。
但是他又竭力反对自己儿子当副县长。
尤其当雷建屏告诉他,将派安冬出任临安纺织总厂厂长时,他居然严厉批评了雷建屏。并且说:“国营企业,需要章秋这样的人才啊!”
是真话还是假话?只有天晓得。
不过雷建屏认为是假话。
这里,雷建屏有一段心理活动。
雷建屏想,如果真把章秋提起来了,罗市长也许不会批评你,可心里不知怎样恨你哩!说不定会因为这件事将你打入另册。
范:也正因为有了雷建屏、罗吉言等人,我们这个时代的“阵痛”才如此剧烈。
蒋:是的。雷建屏、罗吉言等人并非贪官,也不是昏官。他们有能力,有才华,只是在他们一步步走向高位的时候,丢失了应有的政治品德。
范:健康的政治品德从何而来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吕:或许这就是《走进夏天》提供给我们思考的地方。
地方政府和经济主管部门,原本以发展本地经济特别是全民所有制经济为天职,为什么在实际工作中变成了阻力?
政府官员本应是人民的公仆,就像蒋杏刚才说的,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什么变成了只考虑自身前途和一己私利?
这究竟是为什么?
蒋:一个作家,我只能忠实地记录下来,其他的都交给了读者。
吕:这是一个“场”。
按经典文学观,就是“典型环境”。
一部《走进夏天》,刻画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作家的使命完成了。
然而,正是通过你所刻画的人物,通过走进了“夏天”的章秋、龙书英、董莲以及雷建屏、罗吉言、周佩成等人物形象向这个转型期的“阵痛时代”发问,为这个“阵痛时代”忧虑。
这,就是我所体味的《走进夏天》的深意和新意所在。
4.小说写出了什么样的艺术特色
范:老实说,《走进夏天》是一本非常不错的书。首先,她好看。
蒋:既然是一本小说,就得要好看。几乎所有的读者告诉我,他们都是一口气读完这本书的。
范:当初你在创作的时候,在艺术上有什么追求?
蒋:我的第一追求就是要好看。小说毕竟是小说,首先要有精彩的故事。没有精彩故事的小说很难取悦读者,更别说让读者感动。
吕:从故事的角度看,《走进夏天》也是非常成功的。
开篇就是厂长“双规”,临安纺织总厂群龙无首,资金奇缺,倒闭在即。
一下子就抓住了读者。
随着故事的发展,大开大阖。
为集资,数千人慷慨解囊;改造兼并企业,引发工人围堵市政府大门;
紧接着,孟江南讨债,酿成一场惊天大案;
最后挥泪关闭老厂,致使上千名职工下岗。环环紧扣,而且每一环都是惊心动魄。
尤其针织厂工人围堵市政府大门那一章,读起来简直让人透不过气来,而章秋在雨中的一番话,又是那样痛快淋漓,令人回肠荡气。
蒋:我的第二追求就是真诚。
首先要真诚地剖析生活,既不粉饰,也不偏激,当下的文学存在着大量的粉饰之作和偏激之作。比如“贪官文学”,简直汗牛充栋。我们的社会难道就是这个样子吗?其次就是要真诚地对待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
吕:《走进夏天》中的人物没有流于简单。即便像孟江南这样暴力讨债的罪犯,也写得声情并茂,令人扼腕叹息。
蒋:我的第三追求就是平易。不虚张声势,不故弄玄虚。所有的读者都是我的朋友,我要将我的一段感悟和一份体味向我的朋友们诉说。不求认同,只要能够在燠热时给朋友们送去一缕清凉。
吕:好小说就应该这样。好看,看得过瘾,看后耐品,反刍有余韵袅袅。
草根作家吕概括为:
长篇小说《走进夏天》是工人出身的作家蒋杏,对正面描写国企改革阵痛的有益尝试。他在小说里成功塑造了工人及厂长的形象,真实而又生动、平易而又感人地再现了那一段历史风云。他尝试的这些方式方法,对我们当代文学主旋律之一的“大厂文学”常写常新,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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