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家周必大著有一本《二老诗话》，中有一段云：“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
文中的“苏文忠公”即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号东坡居士。
唐代诗人白居易（乐天）因其写诗作文主旨分明，为人忠厚，性格刚直，乐善好施，真诚待人，深得苏轼的敬重，成为苏轼心中读书人的楷模。其诗词中也屡屡借用白居易诗歌中的意象，就连“东坡”这一“笔名”，也来源于白居易的诗词《东坡种花二首》——
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但购有花者，不限桃杏梅。百果参杂种，千枝次第开。天时有早晚，地力无高低。红者霞艳艳，白者雪皑皑。游蜂遂不去，好鸟亦栖来。前有长流水，下有小平台。时拂台上石，一举风前杯。花枝荫我头，花蕊落我怀。独酌复独咏，不觉月平西。巴俗不爱花，竟春无人来。唯此醉太守，尽日不能回。东坡春向暮，树木今何如？漠漠花落尽，翳翳叶生初。每日领童仆，荷锄仍决渠。划土壅其本，引泉溉其枯。小树低数尺，大树长丈余。封植来几时，高下齐扶疏。养树既如此，养民亦何殊？将欲茂枝叶，必先救根株。云何救根株？劝农均赋租。云何茂枝叶？省事宽刑书。移此为郡政，庶几氓俗苏。
作文（写诗）就是做人。白居易入仕后写过一些忧国忧民的诗篇，如《长恨歌》《琵琶行》《卖炭翁》《观刈麦》，其对家国的担忧，对底层民众的悲悯如滔滔江水，在诗歌的河床里汩汩流淌。
即便是这两首写退隐后种花（树）东坡的较为“闲适”的诗歌，也在其诗末借“养树”流露出了其忧国忧民的思想和情怀。以养树要先救其根本，然后让其枝繁叶茂的事实，来写“养民”的道理：“劝农均赋租”“省事宽刑书”。
苏轼后来为了让一家人度过饥荒，在野外开荒种地，并自得其乐，也将其携家人耕作之地命名为“东坡”，也写过一首《东坡》：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
纵观苏轼一生，与白居易何其相似。苏轼也为人刚直，也忧国忧民。白居易治理水患建了“白堤”，苏轼在治理水患时也建了“苏堤”。白居易入仕后主张减免农民赋税，推行均租宽刑的利民政策，苏轼入仕后改差役制为募兵制，想尽办法治理干旱、饥荒，改变农村陋习。
可苏轼的一生，遭贬的次数却远远超过白居易。从乌台诗案开始，他就被一贬再贬，从京城一直贬到“南海”。可每次被贬，他都能逢凶化吉。除了朋友的帮助，更重要的是他拥有一种乐观向上、随遇而安的的良好心态。如他诗词中表露出来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等的豁达。
其实，这种精神上的自我救赎，也有白居易的“精神影子”呢。白居易被贬时写过一首《初出城留别》：
朝从紫禁归，暮出青门去。勿言城东陌，便是江南路。扬鞭簇车马，挥手辞亲故。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
“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写出了人生漂泊无定的景况，也表达出心安即是归处的四海为家的个人情怀。
苏轼也在诗词中有过“人生如逆旅，我也是行人”的感悟，在《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这首词中，也写出了“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句子。
白居易为何得到200多年后的苏轼的敬重？因为他的人格，他的诗文在苏轼心中，竖起了一座，精神高标！
（原创首发，抄袭必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