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之问的影响不是一方单一影响另一方，但凡是影响，就都是相互的。郑板桥由书法给予绘画的感悟很多，那么他在绘画过程中的感悟白然对于书法也不会太少。郑方坤在《郑燮小传》中提到:“雅善书法，真行俱带篆箱意，如雪柏风松，挺然而秀出于风尘之”。蒋宝龄在《墨林今话》中写道:“道人兰竹之妙，张瓜田论之己详。其随意所写花卉杂品，天资其纵，亦非凡手所能，正与青藤相似。书隶楷参半，白称六分半书，极瘦硬之致，亦问以画法行之。”这些古人的总结，都对郑板桥所注重的书法与绘画的联系作出了恰当的评述，并且也强调了在篆隶这样的古体书法当中，其字造型的特征容易让字看起来很死板，这个时候就要借助绘画的感觉来给予书法作品活力。
“至吾作书，又往往取沈石田、徐文长、高其佩之画以为笔法，要知书画一理。”这是《墨竹》中的横幅中写的一句话，绘画的笔法线条要比书法中的灵活生动许多，所以借鉴绘画在书法中的运用，最能体现的就是把画竹的爽利遒劲的笔法运用到书法中的撇画、捺画。这种绘画理念在其作品中的体现，图中“纠”字的笔画，活生生就像是竹节的再现，“也”字笔画细细品位，就是他画竹叶的笔法。在清代有人这样赞叹他的艺术作品:“板桥作字如写兰，波碟奇古形翩翩。”
何绍基也有其相似的评价:“板桥字仿山谷，问以兰竹意致，尤为别趣”。孙过庭在多年的书法实践中，深刻的认识到前人在书法理论研究方面阐述的不足，从而导致学书者“多涉浮华，莫不外状其形，内迷其理”的状况发生，即认为白汉唐以来的书学理论，只是在书写的汉字的外形方面进行了十分浮华的比喻，但并不是去阐述用笔的方法和技巧，让后世的学书者迷惑于其中的用笔。孙氏于用笔和书学思想相结合，更加侧重阐述与用笔技巧和方法，旨在让爱好写字的人更多的了解书法的法则与技巧，遂作《书谱》以传汉魏钟张之道，授晋末二土之业，解后世书家之惑。此篇《书谱》为中国书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部书法论著，同时也为后代的书法美学理论奠定了基础。
《书谱》中对于用笔技法的阐述可谓是有别于之前书学理论的一大亮点，也是孙过庭着力阐述的一个方面，他就是要让爱好书法的人了解掌握书法的要领，让每一个读到书谱的人都能真正的了解书法的用笔技巧，同时开导那些有才能的人，去发扬书法最本质的精神。《书谱》中不单对书法中不同书体之问的技法进行了十分详细的说明，并且对于同时期，亦或不同时期书家的书法用笔特点，进行了十分精准的阐述与对比，通过《书谱》不难看出各个书家的用笔特色。
单从初唐开始，书法的发展早已进入一个多体并行发展的繁荣阶段。楷书就有众所周知的初唐四大家:薛翟、褚遂良、欧阳询、虞世南。这四人都秉承先人的精髓，又融入个人的艺术特色，为唐代的书法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生卒年看来，孙过庭与薛翟是共同生活在一个时代的，都是受到前人欧阳询、虞世南和褚遂良的影响，但是孙过庭的楷书并无传世作品，只有草书，与薛翟的书写书体不同，且薛翟的成就更多的是在文学创作方面，与初唐大四家中的其他儿位相比，其书法成就逊色很多，唯独薛翟没有传世的草书作品，但同时期的其他儿位书法家都有传世的草书书法作品，所以孙过庭的用笔无法与薛程的用笔特点进行横向的比较。
赵孟顺，字了昂，号雪松道人，无论是书法还是绘画，在我国元代书画艺术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从马背上崛起的蒙古族创建的元代，重新将科举制度搬上历史舞台，从而给予赵孟顺挥洒书画艺术的平台。赵孟顺虽然在朝廷中地位很高，但其内心深处总想着回归山林，过着隐居的日了，这点从他大量的绘画作品中都可以看出来。
赵孟顺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在于他青年时经历了朝代更替，在他二十五岁时宋朝灭亡，他的母亲告诉他“圣朝必收江南才能之士而用之，汝非多读书，何以异于常人”。在母亲的教导下隐居故乡，刻苦学习，深入研究诗文、书画，常与当地名人逸士交流学习，为他以后在艺术史乃至文化史上取得的崇高地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