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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的研究，被称为“红学”。以一书名学，这在中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红学”一词，出现于清末。有个叫雷的人，号均耀，光绪十四年（1888）举人，写了一篇“红学诞生记”。 “經”字少三曲，便是“红”。朱子美本是用拆字法说了句俏皮话（北方人称“噱头”），有人却认真了，称《红楼梦》研究为“红学”。不过，红学的兴起，确是深有原因的。清人得天下后，为巩固其统治，大兴文字狱。文人避席不敢多说，乃钻入文物训的故纸堆中去，汉学于是成为乾、嘉之际的昌盛之学。
但汉学的饤琐碎，逐渐为士人厌弃。清初，也是为了巩固其统治，大力提倡程、朱的义理之学，两部《圣训》，便是义理之学的翻版。士人们为通过科举考试而得官升官，都把义理之学当作入仕的敲门砖。义理之学既已“欺饰世俗”，“穿凿附会，曲学阿世”，加上它本身的空疏不切实用，理所当然地被逐渐厌弃。于是，部分有识之士转而注重明末清初三大儒提倡的“实学”，关心水利建设，进而漕政鹾政等户政，如湖南人陶澍、贺长龄在江淮实行的改革便是。
其后，这部分注重实学的士人进而大办洋务，如左宗棠、张之洞、盛宣怀等。另一部分士人则于汉学、宋学等古文经学之外另辟蹊径，倡治今文经学，欲利用今文《公羊》学的“三统”“三世”说，实行变革然而今文经早已亡佚，他们从其他典籍中搜寻今文经的“微言大义”，不免有过多武断之辞。特别是倡导今文经学的康有为参与的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今文经学也就逐渐走向末落，“谈经济者又改谈红学”故清中叶以后，无论汉学、宋学，还是今文经学，都渐趋式微。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加快了经学式微的步伐。
人们的知识结构发生变化，一部分先进的士人放眼世界，如魏源有《海国图志》出版。另一部分士人则把自己的志趣取向、治学取向转到小说、戏曲等方面。如上述朱子美，是光绪十六年恩贡的举人，候选直隶州通判。著有《一乐居士文稿》《屯窝诗稿》、《梦昙庵词稿》、《词媛姓氏录》等。他就是把志趣和治学转向小说的一个例证。“自言生平所见说部有八百余部”，虽很难说他都仔细阅读过，但亦足以说明他的志趣所在。经学的式微，是红学勃然兴起的原因之一。
在儒家经学式微的情况下，梁启超为了实现政治改良的目的，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他写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虽然，这种把小说的功效提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是不符合实际的，但，他的说法显然是与视小说为“小道”的传统观念尖锐对立的。侠人甚至认为：“吾国之小说，莫奇于《红楼梦》，可谓之政治小说，可谓之伦理小说，可谓之社会小说，可谓之哲学小说、道德小说。”［这种赞誉也名不副实，却对《红楼梦》的传播与推动《红楼梦》研究起着舆论作用。另一原因是时局的动荡不已。
从嘉庆末年起，早已潜伏的社会矛盾如地火喷发。连续八九年的白莲教起义已使清廷疲惫不堪，从广西开始的太平天国运动蔓延到十多个省，捻军的铁蹄驰骋于中原大地，天地会的影响几乎无处不有，天理教起义军甚至一度进入紫禁城，自山东兴起的义和团虽一度被皇室利用，但它前期和后期的活动使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当内忧正兴，外国侵略者依靠坚船利炮，又纷至沓来。不但夺利割地，且逼得咸丰皇帝、慈禧太后等皇室成员一会儿“东狩”，逃至避暑山庄，一会儿“西狩”，逃至西安。
整个中华大地处于大动荡之中。知识分子历来不是依傍这股政治势力，便是依傍那股政治势力。在大动荡的时局中，知识分子也开始大分化。大批先进的士人，如林则徐、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黄兴等站在时代的前列，成为或改良、或起义或革命的号角和旗手。另一批士人，如一些已经入仕的官僚，则死抱着封建僵尸不放，祈求升官进爵。也有一批士人因政治上一时无所适从内心空虚失落，转而向文学艺术寻求精神乐园。
当然，有部分人接触文学艺术，是出于爱好，另一部分士人则以文学艺术工作为职业。不过“尤以《红楼梦》最为笃嗜”，大概是共同的。于是，红学乃勃然兴起。有人好言“语境”二字。对清代的人文环境和政治环境的上述梗介便是谈论红学诞生的“语境”。
参考资料
·《红楼梦》
·图片来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