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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
转自：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
作者简介：胡桑，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翻译学
摘要：英语世界不同媒体上刊载了芮译《金瓶梅》书评，评论家和读者不仅对《金瓶梅》本身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叙述结构、作品思想和史料价值等方面进行了相关评述，还对译者及其翻译理念、翻译策略、翻译不足以及译本的历史传播等方面予以了充分关注。后者在普遍漠视译者贡献的英语世界译作书评中并不常见，出现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有两点：一是译者芮效卫作为“金学”专家在译本的文内、引言、注释等处发声明显，让人无法忽视；二是许多评论者自身具有评价翻译的能力和资本。
关键词：芮效卫；金瓶梅；英译；书评
0．引言
作为古代小说“四大奇书”之一，《金瓶梅》（以下简称《金》）始终是一部我国文学史上绕不过去的伟大作品，而翻译是《金》迈向世界的必由之路。《金》的外文译本目前有英、法、德、拉丁、瑞典、芬兰、俄、匈牙利、日、朝、越、蒙语等诸多文种（王丽娜1980，2002），本文关注其最近一个英文全译本《金瓶中的梅：金瓶梅》（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or, Chin P"ing Mei）。该译本由美国芝加哥大学荣誉退休教授芮效卫（David Tod Roy）翻译，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共分五卷，每卷二十回。一经出版，引发各方持续关注，不仅有众多专家学者撰写书评，很多普通读者也在网络上留下了自己的看法。
考察译作书评是翻译副文本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书评是“对图书的介绍评论，多从思想观点、科学价值和实际意义等方面进行分析和评介，是揭示图书内容的基本形式之一”，且“对推动出版工作、繁荣学术研究，对推荐优秀图书、指导读者阅读等都有积极意义”（王绍平等 1990：160－161）。如果评论的图书是一部翻译作品，那么这种书评也属于一种广义的翻译批评。所谓广义的翻译批评，是指“一切与翻译有关现象的批评和评论活动，包括译作批评、译论批评、翻译书评（译学图书评论）等”（刘金龙 2018：58）。译作在目的语环境中的书评可以有效扩大译作的影响力，引导读者以某种方式进行阅读，使其更好地了解该译作的价值，拉近其与源语文化的距离，从而促进两种文化的交流。正因为书评能产生一系列重要的社会效应，因此对书评进行细读分析，也是考察一部作品评价和接受情况的有效方法。本文以芮译《金》英文书评为研究对象，将收集到的书评进行整理分类，考察书评人对《金》作品本身的评论以及译者在书评中的显形程度。
1．芮译《金》英文书评分布情况
西方书评媒体具有分层性。根据书评的目标阅读群体和书评内容的专业性，笔者参照刘蒙之（2012：125）对美国书评传播媒体的分类，将芮译《金》英文书评分为四类：精英媒体严肃书评、大众媒体通俗书评、学术媒体专业书评和网络媒体草根书评。表1列出了各类书评登载的媒体、作者及发表年份。
表1．芮译《金》英文书评分布情况
精英媒体严肃书评“主要焦点不是图书本身，而是对作者的哲学、社会、文化等学术思想以及图书涉及的相关论述的学术批评和批判”（刘蒙之 2012：125），其刊载平台的销量比学术期刊高，但又远低于某些发行量极大的大众媒体，作者大都是享誉全球的大学者或大作家（袁桐 2018：87）。《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是精英媒体的典型代表，它在全球的读书界和思想界是一座标杆（刘蒙之 2012：125）。该刊于1994年和2015年刊登了芮译《金》书评，作者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和林培瑞（Perry Link）均为美国知名汉学家，他们对《金》的内容、主题、文学价值、译本特点等进行了全面评论。成立于2011年的《洛杉矶书评》（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虽不及《纽约书评》出名，但文章质量一直处于较高水平，为芮译《金》在该刊上撰稿的是加拿大小说家马尔什（Stephen Marche）。在知识分子中影响颇大的英国《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也刊发了美国小说家莱特霍伊泽（Brad Leithauser）撰写的芮译《金》书评。
大众媒体通俗书评刊登在综合性日报或周刊上，“兼具阅读与营销的双重性质，甚或笼罩着挥之不去的娱乐色彩，然而却让图书的阅读更增添了通俗化和世俗化的魅力”（刘蒙之 2012：126）。《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于2013年登载了芮译《金》书评，较之精英媒体上的评论，该书评无论在篇幅长度还是思想深度上皆要逊色，属一般性介绍文章。
学术媒体专业书评发表在各大学术期刊上，作者一般为某对应领域的专家学者，书评门槛较高，读者对象也一般为专业人士。《金》属于中国古典文学范畴，因此其学术媒体专业书评多出现在研究中国（或东方）文化和文学的期刊上，如《明朝研究》（Ming Studies）和《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等；也有一篇书评发表在翻译类学术期刊《翻译与文学》（Translation and Literature）上。
网络媒体草根书评发表平台有3类。第一类是书评网站或读书社群，如 Goodreads；第二类是社交网络，如博客、Facebook 和 Twitter；第三类是购书网站，如 Amazon。网络媒体草根书评的作者一般为普通读者，内容多为读后感，长短不一。网络书评有其自身特点，它更“强调自我体会，彰显个性取向，常直言不讳，一针见血，不乏对权威的挑战与颠覆”，“读者几乎对一本书感兴趣的任何方面都会提及，这种书评贴近现实、贴近读者、真实自然、言之有物”。（李明 2013：31）芮译《金》的网络媒体草根英文书评涵盖以上3类，笔者在本文中考察了 Goodreads、LibraryThing、Amazon①以及两篇博客上的草根书评。
2．芮译《金》的英文书评内容
分析芮译《金》英文书评有助于考察英语世界对该译本的评价和接受。限于篇幅，我们仅关注书评的以下两方面：第一，书评人对《金》作品本身的评论；第二，书评人对译者芮效卫及其翻译理念、策略等方面的评论，即译者在书评中的显形程度。
2.1 关于《金》作品本身的评论
由于精英媒体和学术媒体上的书评均出自专家或研究者，具有严肃性和专业性，因此我们一并考察。总体上看，所有评论者都肯定了《金》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标志性意义，同意它不仅仅只是一本淫秽小说，并对《金》作品本身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思考：
第一，作品叙述。对于《金》的叙述结构，不同学者看法不同。夏志清曾认为《金》中包括“许多词曲、笑话、世俗和佛教故事，这些常常损害了作品的自然主义叙述结构，从文体和结构上看，《金》应当被评为迄今为止我们所讨论的最令人失望的一部小说”（Hsia 1980：166），但评论者都指出芮效卫的看法与夏志清刚好相反。芮氏认为《金》结构布局精巧，广泛引用各类材料恰是作者有意为之，也是《金》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看法直接影响了他“翻译一切”的宗旨，在他看来，这些引用材料在翻译时皆不可省，因为它们是作者煞费苦心的叙述手段。此外，林培瑞（Link 2015）认为《金》的叙述充满讽刺，这种讽刺一部分源于章回小说中“模拟说书人”的设置。例如《金》每一回开头的套语都是“话说……”（THE STORY GOES that...），它产生的累积效应像是有个声音在说“这些小丑们即将表演下一幕了，亲爱的读者们，我们一起看吧”。
第二，作品人物。史景迁（Spence 1994）指出《金》“涵盖了各式类型的人”，也几乎包括了“所有能够想象到的情绪和体裁”。读者通过阅读体味书中各路人物的命运，得以“间接体验到最堕落的生活”却又“不必承担书中人物那些纵欲的后果”（Chu 1995：225）。此外，读者还可以对书中人物进行价值判断。“读者可以同作者一道，嘲笑书中人物出格性行为的愚蠢，谴责书中反面人物和小丑们的道德沦丧，责备他们无法看到报应的轮回。”（Chu 1995：225）
第三，作品思想。评论者几乎都提到了芮效卫将《金》的主旨和荀子的性恶论联系在一起。芮氏认为《金》的作者将荀子当作模范，如荀子一般对社会提出了尖锐批评。《金》中性描写仅“作为日常生活描写的一部分”（Marche 2013），并且性爱发生在“狂妄与报应、复仇与偿还的道德框架内”（Marche 2013）。芮效卫对《金》的荀子式解读并没有得到一致赞同。史景迁（Spence 1994）就认为荀子思想比“人之性恶”复杂，他对明朝学者是否真如芮氏所言“拥有一个荀子思想的精简版本”表示质疑。在史景迁看来，“许多人物虽有诸多恶习，但天性中尚存一份纯真，至少是一种朴实，这表明了救赎的可能”（Spence 1994），还有一些书评者也认为芮效卫将文学描述和荀子的哲学教条相对应没有说服力。不管是公元前3世纪还是公元16世纪，对现状表示不满在中国知识分子间普遍存在，人需要道德修养也并非荀子一家之独特看法。总之，将《金》当作道德文本至少是不得要领的，作者只是描述人生困境，并没有提倡某些明确的道德准则或宣扬确切的救世方案（Chu 1995：228）。艾梅兰（Epstein 1995）的看法亦颇为类似，认为荀子虽提出性恶论，但同样主张个人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坚持礼仪传统对自我修身至关重要。
第四，作品史料价值。不少书评者提到《金》展现了明朝历史的样貌。霍纳（Horner 1994）和卢庆滨（Lo 2013，2015）均指出《金》给现代读者提供了古代中国社会各方面的细节，如丧葬、节日、方言、经济贸易、建筑、食物、医药、衣服等。但另一方面，《金》毕竟是一部虚构小说，有评论者提醒读者不要完全将该书当作明朝社会的真实写照。如史景迁（Spence 1994）认为《金》中提供的经济和社会数据实际上是戏仿和真实混杂在一起的，很难分开；林培瑞（Link 2015）也指出将《金》当作史料读这种方法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会扭曲误读文本叙述中的讽刺，将作者的揶揄戏谑当成史实。
作为大众媒体代表，《纽约时报》2013年刊载的芮译《金》书评专业性明显不如以上两类媒体，只能算作一种信息介绍。该文谈到《金》中涉及的性描写，并提到在谭恩美的新小说《惊奇谷》（The Valley of Amazement）中，有一位恩客要求年长的上海妓女和他重演《金》中一个极为堕落的性爱场景。虽有大胆露骨的香艳内容，但《金》的意义远不止一本情色小说这么简单，它还描写了中国明朝生活的方方面面。
就网络媒体草根书评来看，笔者共收集了 Goodreads 上36条、LibraryThing 上6条、Amazon 上41条以及博客上2篇书评。综合来看，绝大多数普通读者都认为《金》讲述了一个“令人着迷的”的故事。它“详细描写了古代中国的衣食住行”，“提供了很多历史细节”，暴露出当时“社会的堕落”，书中“以真实得令人惊讶的方式”呈现了各种复杂的人物关系，这些人物有着人类那些“永恒的动机：爱、恨、恐惧、野心和性爱”。读者的一个普遍感受是，《金》中的人物数量“和俄国名著一样”巨大，“多得吓人”，中国的人名对他们来讲也不熟悉，这造成了一个不小的阅读困难，甚至有读者因人物太多表示自己“不确定还要不要读接下来的几卷”。就故事结构而言，不少读者注意到了《金》“结构布局精巧”，除了“故事情节”这一层叙事之外，还有大量“引用的谚语、诗、曲等”作为对故事或人物的评价，“高雅的诗和粗俗的白话”巧妙地组合共存。也有读者对这种诗曲的大量引用表示不满，认为《金》是“缺乏原创性的拼贴作品”。就语言风格来说，许多读者表示《金》读来“轻松幽默”，很“有趣”；“表示性爱活动的委婉语读起来很可爱”。还有部分读者对《金》的主旨进行了探讨，认为“作者将性爱、豪饮和作乐巧妙地作为全书的主题以吸引更多的读者并借此保持他们的阅读兴趣”，意图则是“对大众进行道德教育”。
2.2 书评中的译者显形程度
“书评中包含还是省略译者的名字，每个出版物和评论者所采取的政策都不一样。”（Wright 2016：81）译者在书评中处于隐形状态或边缘位置是英美国家评价译作时出现的典型情况（Venuti 1995；Allen 2014；Munday 2016）。艾伦（Esther Allen）将英语世界中的译作评论分成3类，按照“不可原谅程度”递增的顺序排列如下：
a）完全不提及译者……或只提及其名字并且仅使用一个副词来修饰（其翻译水平）……；b）要么用几乎总是贬抑译作的语言夸大其词……，要么站在吹毛求疵的立场……，以此来炫耀自己对译作原语言的了解程度；c）最坏的情况是：先将翻译贬为一种不幸或无益的行为，然后彻底忘记它是翻译的事实，转而称颂原作者的声音。（Allen 2014：26－27）
译作书评漠视译者贡献或对翻译进行贬损并非只是英语世界的常态，中国也存在类似情况。文军、王韶婧（2016）以《中华读书报》的翻译图书评论为考察对象，发现“大众更愿意接受流畅、可读的翻译文本，通常将译文当成用目的语写成的作品，译者的贡献被忽视”，“译者的显形程度较低”。他们将译作书评中的译者显形程度分为4类，其分类依据是“看译者在书评中是否出现，或者书评中是否体现出评论者阅读的是译作这个事实，书评中讨论译者及翻译问题的评论文字深度如何”。这4类分别是：
1）完全隐形：指译者的名字在书评中完全没有出现或是书评中没有体现该书是译作这一事实，将翻译文本当成原著在读；2）低程度显形：指译者的名字出现在书评中或是体现出该书是译作这一事实，但评论中有关译介的内容较少；3）高程度显形：指译者的名字出现在书评中或是体现该书是译作这一事实，同时评论中有关译介的内容较为丰富；4）完全显形：指评论者或大篇幅地讨论翻译问题或发表专文讨论译者及其翻译。（文军、王韶婧 2016：100）
我们参照这个分类方法，对芮译《金》英文书评进行分析统计。结果显示，芮译《金》书评并不符合英语世界中译作书评的一般情况，属于反例。在绝大多数的芮译《金》书评中，译者不仅得以现身，而且显形程度较高。
16篇非草根书评中，译者低程度显形的有4篇，高程度显形的有9篇，完全显形的有3篇。总结起来，书评者对译者及译文的关注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芮译的整体异化和全面性。不少书评者将芮译《金》和之前的米奥尔（Bernard Miall）及埃杰顿（Clement Egerton）译本进行了对比。毫无疑问，芮译本最完整，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1）其底本是万历本，而此前《金》英译本的底本均为删去了许多词曲的崇祯本；2）译本保留了原文中全部信息，几乎所有书评者都提到了芮效卫翻译的高度忠实、准确以及他采用的“翻译一切”的策略；3）译本中有详尽的人名表、尾注等“额外”信息。
第二，芮译本的排版。芮效卫将原文中出现的四字词、诗、曲等进行了单独提行和缩排，其中诗和曲还调小了字号，使之与其他叙述部分区分开。这使得英文读者能够“清晰地分辨出每一页译文里不同的叙述层次”（Spence 1994），让译作“比原作更好读”（Link 2015）。
第三，芮效卫对翻译难点的处理。由于《金》中涉及大量中国语言和文化现象，因此翻译起来比较棘手。书评中提到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困难包括：1）方言理解。《金》中有许多不同方言，与现代汉语普通话相差甚远；2）人物对话常常不是完整的句子，缺少代词或其他句子成分，可能导致理解歧义；3）双关等文字游戏、歇后语、字谜等的翻译（Yang 2008）。文化层面上的翻译困难主要来自与中国古代社会相关的事物，例如古代服饰、建筑、饮食、酒水（Yang 2008），还有宗教、传统中医等（Luo 2012）。
第四，译本不足之处。莱特霍伊泽（Leithauser 1994）指出，芮效卫在翻译俗语、粗词和詈词时措辞僵硬，有些词已过时，有些句子显得谨慎刻板，有些词又感觉赤裸裸地下流。罗俊杰（Luo 2012）对芮效卫注释的“极度全面性”表示质疑，例如《金》第七十二回的“知过必改”是一个至今也十分常用的中文四字词，芮效卫在尾注中对该词进行了详尽溯源，但罗俊杰指出，即使不知道该词源头，也并不影响读者阅读，对这样的词进行溯源，于读者理解《金》必要吗？
第五，译本和英美国家文学审查制度的纠缠。除了对芮译进行评点外，齐林涛（Qi 2016）是唯一在书评中提及芮译之前所有英译本和当时文学审查制度之间关系的书评者。他简要介绍了《金》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轨迹，并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对译本的出版发行、流传和造成的影响都进行了描述。网络媒体草根书评行文零散，但绝大多数读者都提到了译者芮效卫，也高度肯定了芮效卫的翻译，认为译文“忠实”“准确”，“让人印象深刻”。翻译质量“优秀”“杰出”，译笔“高超”“精湛”“语感一流”“读起来很流畅”，是迄今为止“最好的”《金》英译本。同时，芮效卫采用的整体异化策略也得到了部分读者肯定，有读者表示很多表达是第一次听到，读起来很有意思。除了正面评价之外，也有少数读者认为“芮译文读起来更像现代小说，而非亚洲的古典文学”，“有些地方译得不够雅致”，译文中出现了“现代英语的口语词”，并且“用威妥玛音译人名不如用拼音”。还有读者对翻译提出了建议，例如“人名翻译时最好英语化”，这样更方便阅读。此外，不少读者肯定了译者撰写和列出导读和人名表的积极意义。对于译本中详细的书后尾注，普通读者表达了不同的看法。有读者持肯定态度，认为芮效卫的注解很完美，而且注解对谚语、诗、曲等出处的介绍更加展现了原著的互文性特点。也有读者表示，自己“在阅读时没有细读注解，但故事本身还是有趣”；“注释虽然太多，但好在是尾注，不影响阅读”。另一部分读者持较负面的评价，认为芮效卫的注解不仅数量庞大而且“过于详细”，“芮效卫似乎忘了这是一本小说，读芮译《金》借用霍克思的话来讲，是‘戴着锁链打网球’”。也有读者声称，“对于没有中国背景知识的人来说，这些注释没有用处”，因为“注释中没有解读性评论”。
3．芮译《金》英文书评中译者显形的原因
上文中我们提到，芮译《金》英文书评不符合英语世界中译作书评对译者贡献漠视的常态。相反，书评者几乎都提到了译者，且绝大多数人都肯定了译者的巨大贡献。为什么在芮译《金》的英文书评中，译者显形程度如此之高呢？
笔者认为首要原因是译者自身在译本中的现身程度非常高，让人无法忽略他的存在。不同于芮译《金》之前英译本的是，该译本的译者芮效卫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金学”专家，这一身份使得芮效卫在翻译《金》时有意识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芮译本中译者声音主要来自3处：一处是文本内，另外两处是导言和尾注。文本内的声音产生自芮效卫整体的异化翻译策略，译文中不断出现的新鲜表达时刻提醒读者阅读的文本来自异域。译本卷一开头有译者导言，芮效卫详细介绍了《金》的文学价值、故事情节、版本情况、叙述结构等，并大篇幅强调了荀子的性恶论是理解《金》思想的关键，这使得评论者在分析《金》的主题时，很难不提及芮效卫的解读。最后，译者数千计的专家型尾注蔚为壮观，很少有一部译作的注释能达到如此详尽的程度，单是数量庞大这一点就已让读者无法轻视译者付出的努力。
其次，书评者中有通晓源语和译语者，也有专门从事翻译学研究的工作者，这使得他们有能力对译本的翻译进行评价。为《纽约书评》撰稿的史景迁和林培瑞都是著名汉学家，因此他们都花了较大的篇幅来谈论翻译。《中国文学》上的3篇书评其作者母语均为中文且从事翻译研究，因此他们的书评中译者是完全显形的，3篇书评几乎通篇都在谈论与《金》翻译相关的话题。
如果说芮译《金》英文书评算作例外，那么为何许多其他译作书评会对译者选择漠视呢？总结起来，原因大致有以下两方面：第一，人们对翻译这一行为的看法决定了译者处于被动地位。“人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看法，即作品具有权力和权威性”，正是这种看法“迫使我们将译者视为屈服于原作的仆人”，译者“最好的情况也就是不把翻译弄得太糟糕”，因为翻译这种“行为本身就构成了背叛”（Allen 2014：29）。第二，图书市场的运作机制决定了译者的边缘地位。主流英美出版商们仍旧较为青睐“归化”的译本，因为他们认为“翻译对书的市场营销不利”（Wright 2016：82）。比起译者，出版商自然倾向于“将作者打造为品牌”（Allen 2014：30），只有当译者已得到了市场认可，他才可能会受到出版商重视。
实际上，在对芮译《金》的评价中，虽有读者表示欣赏其异化处理的新奇，但也依然可以听到一些呼唤归化的声音，如“人名翻译时最好英语化”。我们当然不能说这样的建议没有意义，只是正如韦努蒂（Venuti 2004）指出的，读者“不要期待译作只用当下的标准方言来书写”，而应“对语言上的变化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
4．结论
通过以上对芮译《金》英文书评的梳理分析，我们发现，评论家和读者不仅对《金》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叙述结构、作品思想和史料价值等方面皆有涉及，对译者及其翻译理念、翻译策略、翻译不足以及译本传播等方面也予以了充分关注，后者在普遍漠视译者贡献的英语世界译作书评中并不常见。我们对译者在书评中得以现身的原因也进行了讨论：一是译者芮效卫作为“金学”专家在译本的文内、引言、注释等处发声明显，让人无法忽视；二是许多评论者自身具有评价翻译的能力和资本。
无论是将译作语言视为一种“中间语言”（Toury 1979：223－231），还是将翻译视为“杂合”或“第三空间”（Wolf 2008：11－20），这些术语都表明译作具有混合性。译文是一种特殊的文本，它是“具有混合性或杂合性的实体，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同一个之前的文本相联系”，它具有“多重声音”，且“经历了一个变异或转化的过程”（Wright 2016：85）。正因为翻译文本是这样一个混合物，阅读和评价时就需要读者（包括评论者）特殊对待——一部译作至少有两个作者（一个原作者和一个译者），我们不应忽视译者的存在，同时也要对译作的非标准语言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如果我们在阅读它们（译作）时，能意识到作品身上所具有的翻译的本质——不管是由于封面上出现了译者姓名而产生的微弱意识，还是由于译者介入式或实验性的翻译策略而产生的强烈意识——我们作为读者都将大受裨益”（Wright 2016：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