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书摘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国特色的文论话语体系的全面建构

时间：2023-01-23

祁志祥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一书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作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可贵探索，该书在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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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构建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文论话语体系，是摆在新时代文论工作者面前的重大使命。祁志祥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一书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作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可贵探索，该书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2019.1

由祁志祥教授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品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于2019年1月出版。

2019.11

去年11月17日，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主办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新书发布会暨建构中国古代文论体系高端论坛”在上海政法学院举行。论坛中，与会专家学者大都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有自己的一套话语系统与思想系统，可它并没有以严密的逻辑体系和理论形态表现出来。就是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并没有现成的理论体系，需要进行系统的建构，而按什么框架、模式来全面阐述古代文学理论，就成为建构民族特色文论体系的一个棘手问题。专家们对祁志祥教授在构建中国特色的文论话语体系方面的尝试，给予了高度评价。

2020.7

近日，《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刊发了一组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建构”的系列笔谈，呈现了五位学者对祁志祥教授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一书的评论，分别是：复旦大学杨乃乔老师《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兼谈哲学是文学理论研究的功底》、中国矿业大学王青老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主要特点》、安庆师范大学方锡球老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建构意识》、山东外事职业大学张灵老师《中国古代文论体系的现代性建构》、上海戏剧学院黄意明老师《重新认识“文以意为主”的当代意义》。学者们的热议，再一次将建构中国特色的文论话语体系这一话题推向深入，同时凸显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一书在这方面的重要实绩。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价值，一是选取若干范畴编织逻辑之网，建构了以意为主、以象为辅的表现主义民族文论体系；二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形态入手挖掘古代文论民族特色的多维成因，拓展了理论分析的深度和广度。以下是该书的绪论部分，摘录出来以飨读者。

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表现主义体系

文 | 祁志祥

系统阐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难处，不仅在于应有一个妥善的理论框架，一种合理的叙述结构，而且在于这个叙述结构的各环节之间须有一种相互联系、一以贯之的系统性和有机性。贯穿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这种有机联系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表情达意的“表现主义”。

所谓“表现主义”，是现代西方文论中与“再现主义”相对的一个概念。西方古典文论强调文学是现实的“摹仿”、是客观外物的“再现”，一般称作“再现主义”。西方现代文论强调文学是直觉的“表现”、主体的“象征”，一般称作“表现主义”。这里借用这一约定俗成的概念，作为对强调“文以意为主”的中国古代文论民族特色的概括。

什么是“文学”或文学之“文”呢？晚清以前，一直没有人作出明确的界说。但历代《文选》一类作品集、《文心雕龙》一类的文论著作不断出现，从入选及所论作品的体裁、范围来看，“文学”的外延是极广的，不仅包括美文学与杂文学，而且包括簿记、算书、处方一类的文字，如果说它们之间有什么共通点而统一叫做“文”，那就是它们都是文字著作。所以晚清章炳麟在《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中总结说：“是故榷论文学，以文字为准，不以彣彰为准。”“文”即“著于竹帛”的“文字”。这是符合古代文学创作和评论实际的。然而，这只是古人对“文”的不带价值倾向的认识，或可视为古人关于“文”的哲学观念、知性界定。当价值观念掺杂进来之后，对“文”的认识则出现了新的变化。

这个价值观念是什么呢？也就是“内重外轻”。这是宗法社会所铸就的中国人的特殊的价值取向模式。宗法社以“国”为“家”，以人为本，故“治国平天下”最终归结为“齐家修身”，“正心诚意”。所以古人治国，尤重个人道德修养。而道德修养的方式，就是“吾日三省吾身”，“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为政向往的“仁政”理想，就是“正心诚意”了的国君以“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方式去对待臣民。一句话，无论上下，均应以治心为本，治心为贵。于是心外物色则成为无足轻重的东西。这就叫“内重外轻”。当它历史地积淀为一种价值取向模式并浸染到文学观念中来时，便出现了“文，心学也”、“文以意为主”之类的文学表现论。这种把文学界说为心灵表现的文字作品的观念，可以说是关于“文”的价值界定，是文学观念中的价值论。

这种表现主义的文学观念，是中国文学乃至中国艺术之“神”，是统帅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一根红线。

让我们先来看古代文论中的创作主体论。中国古代既然认为文学应当是心灵表现的文字，则作家的心灵素质在创作中的作用和地位自然倍受重视。故古人喋喋不休地强调：作家要有“德”，以保证作品中的“善”；作家要有“记性”、“作性”、“悟性”，以炼就“学”、“才”、“识”，创造出富有“材料”、“见识”和“辞章之美”的文学作品。

再来看古代文论中的创作发生论。

创作发生关联着两方面。一是创作的对象本源，一是作者观照世界的方式。前者偏重于客体，后者偏重于主体。古代的文源论，其形态有四：一、“人文之元，肇自太极。”二、“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三、“六经之作，本于心性。”四、“六经者，文章之渊薮也。”其实质则一：“文本心性”。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太极”即是“吾心”，“天道”即是“人道”。故“文肇太极”即“文本心性”。“物”是“太极”所生，“经”是“道沿圣而垂文”的产物，故“源物”、“渊经”二说亦可归为“文本心性”一说。这可看作表现主义在文源论中的渗透。

古代论作家艺术家观照现实的方式，不是单向的由物及我，而是双向的“物我双会”，“心物交融”。为什么呢？因为在古人看来，事物的美，不在事物自身的形质，而在事物所蕴含的人化精神。所以许慎《说文解字》释“玉”之“美”，是“美有五德”。邵雍教导人们“观花不以形”，因为“花妙在精神”。这样，对象精神的美，就只能是为人而存在，就有待于“由物及我”后“由我及物”的能动创造。这种双向交流的审美观照方式，即“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式的观照方式，是一种表现主义的审美观照方式。

再次，我们来看古代文论中的构思论。

古代文论构思论大抵由“虚静”说、“兴会”说、“神思”说组成。由于古人习惯于“返观自身”，所以对文学创作中的构思状况有颇为清醒的内省认识；由于古人重视创作主体的地位和作用，所以对文学创作的主体心态有更多的要求。而表现主义的特点也在构思论中显示出来。“虚静”说是对构思心态的要求。古人认为，文学构思是一种高度专一、集中的思维活动。为保证这种思维活动顺利进行，构思主体在“运思”之先，须“虚心”“静思”。“虚心”就是使心灵虚空无物；“静思”就是使各种杂虑停止运动。通过“虚心”，心灵从“有”变成“无”，其目的还是为了变成“有”；通过“静思”，心灵从“动”变成“止”，其指向还是归于“动”。这就叫“虚心纳物”（物：构思中的意象）、“绝虑运思”（思：艺术构思）。这是有无相生、动静相成的辩证心灵运动，是艺术构思的必经环节，结果是为艺术构思营造所需的心灵状态。

当挪出了“虚静”的心理空间后，文学构思就登场了。“神思”说就是古代文论对文学构思特征的论述。“神思”即精神活动。这个概念本身昭示了表现主义文学构思的特点：它是一种外延广泛的心灵运动，可具象，亦可抽象，未必为“形象思维”。然而按中国古代“温柔敦厚”、“主文谲谏”的审美传统，表情达意不宜直露，最好托物伸意，即景传情，故“文之思”又经常表现为“神与物游”的意象运动、形象思维。这种思维分“按实肖像”与“凭虚构像”两种。就“凭虚构象”一面讲，它可上天入地，来去古今，大临须弥，细入芥子，在空间上达到无限，时间上达到永恒。同时，它可离开物象，但须臾不可离开语言作孤立运动，所谓“物沿耳目，辞令管其机枢”。这里，它又时常流露出文学作为广义的语言文字著作这一文学观念的烙印。

“兴会”即兴致之钟会，也就是灵感。“兴会”说对文艺构思中的特殊状态——灵感现象的特征和奥秘作了深入剖析。“文章之道，遭际兴会，抒发性灵，生于临文之顷者也。然须平日餐经馈史，霍然有怀，对景感物，旷然有会，尝有欲吐之言，难遏之意，然后拈题泚笔，忽忽相遭，得之在俄顷，积之在平日，昌黎所谓‘有诸中’是也。”灵感是偶然与必然、倏忽与长期、天工与人力、主观与客观、不自觉与有意识的对立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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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绪论

内容有所删改，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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