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发表在今年今日（2021年7月21日）《中华读书报》中的第652期《书评周刊》。在这一期《中华读书报》的9-10版，这篇文章总计约占到一个整版的篇幅。自然，这篇文章是《书评周刊》的“头条”。
这期《中华读书报》的《文化周刊》里，有一篇杜泽逊回忆白化文先生的。白话文先生于稍早前的7月6日去世。之前在阜成门外的二手书店，看到过白化文先生的书。只是，大概没有买来过。杜泽逊先生是山大毕业的学者。大概是去年，自己曾经在视频网站上看过杜泽逊先生的关于古文献的讲座。
《中华读书报》是光明日报社办的周报。它的口号是“读书人的精神家园”。
回头，再说读的蒋寅先生的《关于博士生发C刊论文的对话》。
蒋寅先生曾经在南京大学和中国社科院就读或工作，现在就职于广州华南师范大学。
广州远离南京，更离北京东城为远。他能发表这篇文章，在引起自己注意。
自己，是在一辆公交车上看完这篇文章的大部分的。
这篇文章反映的问题，实在说不上是新问题。其中所举的材料，以及一些观点，实在也算不上多么“一首”，多么“创新”。
之所以引起自己注意，主要在于文章的论题即标题。即，它，敢于把这个问题写出来。此外，也佩服这篇文章以这个标题，发表于位于“燕都”的这个报纸。
其中的对于高校要求博士生发C刊论文的现象的批评，已经近乎一种老生常谈。其中涉及的高校教师的习以为常的“填表”活动的顺带说明，倒是使得师生在这个论题的讨论上，构成一种灵魂共同体。
身兼作者、学者、编者多重身份的蒋寅先生，如果看到同期《中华读书报》中杜泽逊先生的文章《我所认识的白化文先生》，肯定会露出微笑。
杜泽逊先生的文章中指出，“白先生还给我寄赠过《人海栖迟》《三生石上旧精魂》《闲谈写对联》等，我都认真拜读，但没有写评论。原因是越来越忙，顾不过来了。”
而蒋寅先生文章一上来就谈到了学者的各种“忙”。
《中华读书报》是一份在北京编辑的周报。自然，在他地的发行，要稍晚于首都北京。因此，现在，在某些城市某些大学的这些那里，仍旧有可能尚未读到这一期报纸，也就仍未能读到这两篇文章。
或许，等过几个小时，或者十几个小时，等它们被更多的人知道而至于讨论，或许有更多的声音出来。
也或许，学者们仍旧“忙”于各种“忙”中，而只是偶尔听到这篇批评C刊的文章，并且笑笑，并继续准备C刊文章的编辑与写作。
或许是巧合，蒋寅先生和杜泽逊先生二位，也都是著名高校的毕业生，也都曾或正在编辑一些刊物。他们的工作，都与文字与阅读相关。对于作者、学者与编者三种角色，想必更多心情。
只是，蒋寅先生的文章，是发表于《书评周刊》。而他的论述的对象，主要是“C刊”以及“发C刊论文”的要求。这，貌似又与“书”无关。
或许，这篇文章，也曾难为了《中华读书报》的编者、学者和作者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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