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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心理学跨学科期刊Frontiers in Psychology出版了郝瑜鑫、王雪琳、伍萌和刘海涛合作的题为“Syntactic Networks of Interlanguage Across L2 Modalities and Proficiency Levels”的实证研究文章。
该研究收集了英语母语背景的汉语学习者的作文和口语语料，构建了八个不同水平和语体的汉语中介语句法依存网络和两个用于参照对比的汉语母语者句法网络。文章首先对汉语中介语的句法网络性质进行了考察，发现无论是书面语还是口语，汉语二语者的所有句法网络在习得之初便呈现出“无标度”和“小世界”特性。这说明自始至终汉语二语者的句法网络并没有出现涌现（emergence）的现象（
传送门之“涌现”的定义及判断语言发展是否存在句法网络涌现的方法：二语学习中存在句法网络涌现吗？）。此外，作者还发现部分句法网络指标能够区别学习者的二语水平和语体特征。
我们知道语言能力（Language Faculty）的出现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在有限的时间和贫乏的语言输入下，儿童能快速学会复杂的发音规则、拥有庞大的词汇量、掌握母语抽象复杂的语法规则，并且似乎毫——不——费——力（孩童是天生的语言学家，小孩子学习语言才是真的yyds!）。大量研究发现，儿童母语习得的自然顺序不仅在整个学习过程（单词话语阶段、双词话语阶段、简单句阶段和复杂句阶段）中是一致的，而且在具体句法规则的习得顺序上也是如此。因此，语言习得的先天论者认为，人类大脑中存在一套先天的语言习得机制（LAD），这个习得机制是以普遍语法（UG）为基础的（Chomsky，1966）。但对于二二语习得机制，学界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有学者认为普遍语法仍然主导第二语言习得；然而也有学者认为第一语言才是第二语言习得的重要来源，普遍语法在第二语言习得中发挥的作用可能不同于儿童母语习得。正是在此背景下，作者宏观考察了二语学习者的句法整体发展情况，运用复杂网络（complex network）的方法尝试探讨二语习得机制的问题。
早在一百多年前，现代语言学之父Saussure就提出了语言是一个系统的观点。并且该系统是一个复杂的自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因此采用复杂网络的方法去研究语言的整体特征以及语言习得的整体过程具有必要性。
在母语习得领域，西班牙学者Corominas-Murtra及其团队在2009年首次采用复杂网络的方法调查了母语习得机制的来源问题。他们通过考察复杂网络指标的发展和变化，发现儿童的母语句法发展经历了从非网络结构到网络结构，从树状结构到无尺度、小世界句法网络的突变，这种突变发生在第24个月时。研究认为，在刺激贫乏的情况下，儿童的语言产出经历了从零散的词组结构到完整的、符合句法句子的突变，整个过程呈现出质的飞跃。该研究认为这种现象不能仅用自组织（self-organizing）或外部驱动机制（the external driving mechanism）来解释，语言习得的内在机制可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此后，Barceló-Coblijn及其研究团队分别在2012年、2019年进一步发现，无论孩童习得哪种语言，他们的句法网络都以类似的方式变化，在相似的时间段（700-800天之间）都发生了句法网络的相变。从某种程度上看，这种从非网络结构到网络结构、从树状结构到无尺度、小世界句法网络的突变为母语习得内在机制的存在提供了一定的实证支持。
2019年，蒋景阳等将复杂网络方法（complex network）运用到二语习得研究领域，考察了中国英语学习者作文语料中句法网络的涌现问题。该项研究发现，与儿童学习母语（英语）不同，英语二语学习者的语言习得过程是渐进式发展的，而不是在某一时刻突然出现句法的相变。这体现在从习得之初英语二语者的句法网络就展现出了无标度和小世界特征。
随后，郝瑜鑫等（也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这篇文章啦）扩展了调查对象的范围，进一步考察了以其它语言类型为目的语（孤立语汉语）的中介语句法网络的发展情况。这项新的研究不仅观察了不同语言水平汉语中介语的句法网络，而且还对比了不同语体汉语中介语的句法网络。前人关于儿童习得母语的语料均为口语语料，因此该文与母语习得的可比性更强。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汉语中介语句法网络的发展有哪些特点吧！
首先，具备无标度属性的复杂网络的度分布一般都符合幂率分布，在语言网络中说明仅有少数的语言单位具有极强的结合能力，而其他大多数语言单位的结合能力都比较弱。在小世界属性上，网络任意两个节点间大多存在一条较短的平均路径长度（L）且又有较高的聚集系数（C）。通过对数据的拟合和观察，发现不同语言水平、不同语体汉语中介语的句法网络均呈现无标度和小世界属性（如图1与图2所示）。也就是说，汉语二语者在几年的产出中同样不存在句法网络涌现的现象。这表明中介语同自然语言一致，始终遵循最小省力原则（the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并且二语者的语言知识也具有高效的组织方式。这说明语言习得先天机制在二语习得中可能起着不同的作用，母语习得和二语习得在本质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图1：不同水平书面语句法网络的累计度分布
图2：不同水平口语句法网络的累计度分布
虽然学习者的母语（英语）和目的语（汉语）的表层语法手段存在差异，但人类语言深层的语义结构蕴含着相似之处。人类具有普遍的认知能力，各种语言深层的语义结构关系都是一致的。中介语具有渗透性（permeability）的特质，这意味着二语学习者可以将母语的句法属性迁移（transfer）至中介语中。因此，无论是英语中介语还是汉语中介语，都没有出现句法涌现的现象。作者认为二语学习者固有的母语知识为二语加工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在一定程度上母语知识而非普遍语法是二语习得的重要来源。
此外，作者进一步对比了不同语体汉语中介语句法网络的发展过程及特征。发现二者在平均度（
上述网络指标的变化显示，不同语体的二语句法网络发展存在差异。例如，网络指标表明，口语的局部子网络的紧密程度高于书面中介语，口语节点之间的句法配价程度强于书面语。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从整体上看，汉语母语者的口语和书面语的平均路径长度有明显差异，但是在最终状态上二语书面语和口语却具有相近的平均路径长度。作者从句法网络的视角发现了二语学习者的书面语产出可能存在一定的“口语化”倾向。
在作者调查的6个复杂网络指标中，有5个可以有效地区分学习者的汉语水平：平均度、聚集系数和网络密度的值与汉语水平呈显著的负相关性，网络度分布的幂律指数γ"、网络中心势与汉语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作者发现中介语是一个朝着目的语逐渐靠近的非线性动态复杂系统，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汉语学习者句法网络各个指标的值都逐渐向目的语水平靠拢，呈现渐变、动态而非直接、跳跃式的发展，但是在最终状态上都达不到汉语母语者的水平。这表明中介语有别于母语和目的语的独特特征和独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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