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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三经中，《尚书》是问题最多的一部经典，因为它除了有今古文的问题外，还有《古文尚书》的真伪问题。据史书记载，《尚书》在汉代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伏生所传的二十九卷《今文尚书》，一个是孔壁所藏的四十五卷《古文尚书》，在《古文尚书》中，有二十九卷是完全同于《今文尚书》的，另外还有比《今文尚书》多出来的十六卷。在汉代，由于立于学官的是二十九卷《今文尚书》，因此，诵习《古文尚书》者，也只限于其中与《今文尚书》相同的二十九卷，而其余十六卷因没有被立学取士，故传习甚少，渐至亡佚，因此又被称为“逸书”。
到西晋末年，永嘉变乱，大量古籍文献散失，古、今文《尚书》也于此时亡佚。东晋初，梅赜献上《古文尚书传》，伪托是孔安国所做所收经文共五十八篇。从东晋到隋唐，学者们都认为这五十八篇是真正的孔壁古文经，其《传》也真是孔安国所作。到了宋代吴械和朱熹，开始怀疑梅氏所上《古文尚书传》是伪托孔安国所作，并进而怀疑其所收经文也是伪经，于是兴起了一股疑辨《古文尚书》之风。
王应麟生于吴、朱之后，固然不能不受这股风气的影响，对《古文尚书》的孔安国传也曾多次表示质疑。他曾揭露孔安国《尚书传》与《论语注》的抵梧之处，如“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孔安国于《泰誓中》注曰：“周，至也，纣至亲虽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而在《论语尧曰》注中又言：“亲而不贤不忠则诛之，管、蔡是也，仁人谓箕子、微子，来则用之”。同谓“仁人”，在《泰誓》中认为是周人，在《尧曰》中又认为是商人，王应麟指出此神异曰：“孔安国注《论语》……与注《尚书》异”。孔安国注《论语》一直是被承认的，从来没有受到怀疑，这里同为孔安国所注的《尚书》既然与《论语注》有差异，那么《尚书传》是否为孔安国所传就要存疑了。又如，《论语尧曰》篇“予小子凤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孔安国注云：“《墨子》引《汤誓》，其辞若此”。
王应麟考《古文尚书》，发现“予小子履”等语，乃《汤诰》之文，又与《汤诰》小异，而孔不曰“此出《汤诰》”，或曰“与《汤诰》小异”，而乃曰：“《墨子》引《汤誓》，其辞若此。”如果孔安国确实传《古文尚书》，那么一定熟知《汤诰》的内容，就不会如此注《论语》，因而似乎孔安国并未见过《古文尚书汤诰》。又，王应麟检阅《墨子》，发现《墨子》引《汤誓》之辞，疋与《尧曰》篇所引相同，可证孔安国《论语注》不误。那么孔氏是否传《尚书》就有问题了。除了将孔安国的《论语注》和《尚书传》作比较外，王应麟还将《尚书传》前后进行比对，发现了孔氏传《古文尚书》前后也有矛盾之处，例如：
《尧典》“日月星辰”，孔注谓：“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会。”《益稷》“日月星辰”，谓“日、月、星为三辰”。五礼，一也，孔注于《舜典》，以为吉、凶、宾、军、嘉；于《皋陶谟》，则曰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礼。
关于“日月星辰”和“五礼”，孔安国在传《尚书》的时候，时而云此，时而云彼。一人之作，有如此差异，王应麟难免要对孔安国的《尚书传》产生怀疑。相对于朱熹等人单从文风上疑伪孔《传》来讲，王氏这几条证据要精辟深刻得多，而且也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虽然怀疑孔安国的《古文尚书传》，但是王应麟并不怀疑古文经。同唐代颜师古、孔颖达等人一样，对于《古文尚书》，王应麟也是以真为伪，以伪为真。前文已经说过，汉代确有《古文尚书》，除了与今文相同的二十九卷流传外，其余十六卷传习者不多。孔颖达等修《尚书正义》，用伪孔安国《古文尚书》，把伪《孔传》所收经文当作真书，反误认汉代真《古文尚书》多出的十六篇是张霸所伪造，认为孔传《古文尚书》在汉代值巫蛊不行，两汉诸儒如刘向、班固、刘饮、贾逵、马融、郑玄等因皆不见“真古文”，而误以张霸伪造之书为古文之书。可见，孔颖达等人是颠倒了真假，而王应麟却继承了这种观点，他说：
其张霸伪造者，若郑康成引《乱征》曰“厥篚玄黄，昭我周王”，注《咸有一德》云“伊涉、臣尾曰”，又注《典宝》引《伊训》云“载孚在亳”，又曰“征是三腹，注《旅獒》云“獒读曰豪，谓是酋豪之长”；《三统历谱》（刘饮作）引《伊别》篇曰“惟太曱元年十有一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诞资有牧方明”，《武成》篇曰“粤若来三月既死霸，粤五曰咸刘商王纣，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曰庚戍，武王燎于周庙，翌曰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曰乙卯，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古文《月采》篇曰“三曰曰肶”，《毕命》、《丰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拙，王命作策《丰刑》”；《王莽传》引逸《嘉未》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阶，延登赞曰：假王立政，勤和天下”。康成云《武成》逸书，建武之际亡，谓彼伪《武成》也。又逸篇有策命霍侯之事，又似异于《丰刑》。皆妄作也。‘
按，在今本孔传《古文尚书》里，“厥篚玄黄，昭我周王”属《武成》篇，而非《胤征》；“伊陟、臣扈”见《君奭》，而非《咸有一德》；“载孚在亳”与“征是三胺”不属《伊训》孔传《古文尚书旅獒序》称“西旅献獒”，传释“獒”为“大犬”，而非“酋豪之长；今本《伊训》篇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与刘歆所引小有差异。
今本《武成》篇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庙。”与刘歆所引全异；今本《毕命》篇在“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础”后无“王命作策《豊刑》”；《月采》与《嘉禾》皆今本《古文尚书》所芜。由于同颜、孔等人一样，认伪《古文尚书》为真，王应麟便也认为郑玄、刘歆、班固等人所见真《古文尚书》乃张霸之徒伪造，皆妄作。
此外，王应麟遗以伪《古文尚书》的内容閜发性理之学和治国之道。如他曾归纳曰：《仲地之诰》言仁之始也，《港诰》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诚之始也，《说命》言学之始也。皆见于《商书》。
王应麟这裹列举的四篇就皆属伪《古文尚书》。南宋末年，由于蒙金之间的战争和蒙古内部的争权斗争，使南宋王朝出现了数十年的偏安局面，但是此时的统治者不居安思危，反而荒淫无度，于此，王应麟感慨道：“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周官》）……不与其未，而于其既，则无及矣。“玩物丧志”（《旅獒》，志为物所役也。李文饶《通犀带赋》曰：“美服珍玩，近于祸机。虞公灭而垂棘返，壮武残而龙剑飞。先后所以闻义则服，防患则微。昭侯委佩而去，宣子辞环以归。”此可为玩物之戒。
按，“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出自《周官》，“玩物丧志”出自《旅契》，二者也皆为伪书，王应麟却据此阄发治国之道。再者，王应麟遗常以伪《古文尚书》作为其考证的依据。如：《国语楚语》士蹇曰：“尧有丹朱，舜有商均，启有五觌，汤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奸子。”韦昭注谓：“五观，启子，太康昆弟也。亲，洛讷之地。《书序》曰：‘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油。’《水经注》亦云：‘太康弟曰五観’”。
王应麟据伪古文《大禹谟》曰：“五子述大禹之戒作歌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岂朱、均、管、蔡之比？”从而判定“韦氏说非也”《礼记乐记》：“释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复其位。”郑玄注曰：“行犹视也，使箕子视商礼乐之官，贤者所处，皆令反其居也”。显然，郑玄将“商容”解释为商代礼乐之意。王应麟据伪古文《武成》篇“式商容闾”，认为“商容”是人名，批评“康成不见古文《武成》，故以容为礼乐”，又据皇甫谧《帝王世纪》、《史记》等关于商容事迹的记载，考证出商容实是商代的一位遗 民。
由以上分析可见在当时由吴械《朱熹所掀起的疑辨伪古文的风气下，王应麟虽也怀疑《古文尚书》的孔安国传，但是他对伪《古文尚书》经却是坚信不疑的，屡以伪古文作为其阐发性理之学、治国之道以及考据的依据。考其原因，我认为源于王应麟对当时空疏学风的深刻的认识：
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古之讲经者，执卷而口说，未尝有讲义也。元丰间，陆农师在经筵，始进讲义。自时厥后，上而经筵，下而学校，皆为支离曼衍之词。说者徒以资口耳，听者不复相问难，道愈散而习愈薄矣。陆务观曰：“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斯言可以箴谈经者之膏肓。
观此段话，可以发现王应麟把当时学界空疏的学风归因于前辈学者疑经惑传和自立新说，而要救治这种空疏的学风，王应麟认为必须要尊信经典，重拾汉唐传注，这样才能“箴谈经者之膏肓”。当然，据后来学者的研究，尤其是清人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梅赜所献《古文尚书》确实为伪书，吴械、朱熹等人的疑辨是正确的，因此，在当时这种疑辨之风盛行的情况下，王应麟关于《古文尚书》真古文地位的维护显然就比较保守，观点也不尽准确。
但是，如果我们从王应麟对南宋末年空疏学风的严厉批评的角度来考虑的话，王应麟之所以会如此维护伪《古文尚书》真古文的地位，正是为了救治当时学界束经典于高阁、大肆空谈性理的空疏学风，而这也正是王氏治学的最终目的。也正是基于此，王应麟的学术思想才受到明末清初学者的极力推崇。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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