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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的学术思想，后人或以清谈误国批评之，或以风度雅致赞美之，褒贬不一。然而，上自汉末下迄南北朝统一，玄风大盛，学术思想的自由解放、往复辩难的气息浓厚，对于语言的哲学反思继先秦、两汉之后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诸如名实关系论、言意象之辨、“理胜”与“辞胜”之辨、佛经翻译中的“格义”和“合本”等关乎语言的哲学论辩层出不穷。这一时期语言哲学思想，既有本体论的也有工具论的，既有认识论的也有境界论的。本文将分别从语言，政治、实在，翻译和文字训诂等四个方面对其进行简要论述。
葛瑞汉曾经认为，中国语言哲学的主要关注不是本质问题，而是名副其实的问题。把握名称与现实的关系，不仅是研究整个古代汉语概念的主线，也是研究魏晋南北朝语言概念的关键。名称与现实的关系通常被定义为先秦大师和墨家所指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也就是说，名称和概念同一个阶段的关系，以及他们所指的具有相同本质属性的现实。然而，汉魏时期的名实关系理论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这不仅是一个语言或逻辑问题，也是一个关于如何识别、选择、使用和评估人才的知识理论和政治学。
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学习的名称和现实，主要关注人才流动和实用人才之间的关系。二是人才的名称和现实，主要研究人才和美德的关系。它的兴起与曹魏时期的人才选拔制度密切相关。第三是法律的名称和现实，主要研究官员职位的权力和责任关系，以便进一步“参考五种形式的名称”——综合比较官员的实际效果和法律法规的书面规定之间的对应关系。那个时代的人只是偶尔提到先秦名家的话题，比如陆生的《墨注序》和《西晋论战》，其中高度赞扬了著名艺术家，但陆生补充道:“从邓·到秦朝的著名艺术家都有历史，其比例很难知道。学习后，他们被禁止重复学习，现在他们已经500多岁了，已经去世了。
自邓析至秦时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余岁，遂亡绝。”这表明先秦名家的语言逻辑学传统几成绝唱。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语言之自觉大都集中在了如何超越语言的形式性和有限性上面，阻碍了增进语言与逻辑工具之细致严密性的努力。 与魏晋南北朝学者从语言逻辑转向形而上学沉思的倾向相反，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通常基于拒绝或中止形而上学的口号，认为形而上学沉思是对语言的误用。维特根斯坦在他的“逻辑哲学”中说，“可以说的一切都可以说得很清楚；任何不能说的话都应该保持沉默。”他要求人们诚实地承认形而上学是难以言喻的。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尽管中国传统思维认可语言范围以外的形而上学，但它始终致力于“言不由衷”的意识形态任务。根据王弼的《老子之略》，对“意义”的超越类似于对“道”的超越，既有终极的也有超越的，具有“无形的和无名的”特征，超越了形象和语言。另一方面，由于它的有限性，形象和语言不能解释终极的、无限的和全面的，它被称为“名字不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名字不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王弼限制语言的原因是“名字必须分开，名字必须合理”。“
这句名言被指出来了，但是因为它指的是有限和具体的事情，所以没有任何关系。不仅如此，称谓被解释，而且因为它们都是事物的一个或某些方面的属性，所以事物的真正本质是没有尽头的。因此，王弼的“意义理论”更接近终极体验和生活境界，无论是作为一个整体还是作为一个个人体验，而语言表达是分析性的和公开的，所以“意义理论”本身不能说。王弼的“区分词语和含义”的重点不是解释思维、语言和世界之间的关系，而是界定事物和我之间的关系，从而解决人们应该在这个世界上过什么样的生活的问题。
因此，王弼从一开始就没有站在语言本体论和语言中心主义的立场上，而是始终坚持工具主义的语言观。可以说，包括王弼在内的大多数中国思想家都强烈质疑充分解释语言最终含义的可能性。“道”的最终实现需要人们跨越语言和事物之间的鸿沟，以便人和事物能够直接共存，达到事物与自身融合的状态。王弼对终极源的理解，使他的语言哲学不仅重视思维主体，而且暗示它超越了主体本身，具有主体与客体之间“主体间性”的现代思维模式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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