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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陈拙。
网上有个问题一直特别火：在法庭上遇到法盲有多可怕。因为实在太搞笑，我甚至想给你们念两条：
有人因为被判离婚，质问国家什么时候能给他补偿一个媳妇。
更狠的是这个，90多岁的老头进了法庭，直接下跪大喊：老爷为我做主！
刘任侠却告诉我，自己这些年当律师，见过类似的闹剧有挺多，虽然看着挺搞笑，但这些人的行为一般都会被迅速阻止，进入正常的开庭程序。
唯独有一种人比较特殊。
他们就是聋哑人，虽然法庭上明令禁止张口说话，但他们可以通过手语，和其他在法庭上的同犯串供。这事儿刘任侠就碰上过，她说这桩案件的当事人，通过手语，直接指挥了一场法庭上的闹剧。
从业刚一年多，我就接到了一起难缠的案子。
当事人叫杜宽，据说在短时间内成为了盗窃团伙的老大，指挥了一起上万元的盗窃案。但经过查证，却发现他居然是个聋哑人。
而我作为新手律师，接到最多的就是这种弱势群体的援助案件，我第一时间去见了他的家人。
杜宽妈妈根本不相信自己儿子会变成小偷。
从小，他被好心的父母领养，得以在一个健全家庭长大。母亲是老师，从小教杜宽练字，让他接受良好的教育，她觉得儿子天生有这样的身体缺陷，尽他自己的努力去做事就行了。
结果杜宽远比她期望的要优秀。
从聋哑人学校毕业后，杜宽开始找工作。有学历，聪明上进，性格开朗，杜宽自然信心满满。
没想到，真出去求职却屡屡碰壁，原因只有一个——他是聋哑人。
后来，终于有家工厂愿意雇佣他，但目的却是为了减税。本来都不需要杜宽来上班。
但他不愿意吃白饭，坚持来工作，甚至要比别人更努力。
他学得认真，上手快，没多久就跟着厂里的师傅学会了画图，师傅很满意，想着重培养他，往技术方向转型。
那之后，杜宽还成为整个车间唯一一个能修得好机床的人。那些复杂的机械图纸，他能迅速看出哪里不完整，哪里需要做标记。
这比工厂其他健全人都强多了，因为他技术一流，还多拿到了一部分工资。眼瞅着工作稳定下来，年龄也不小了，他母亲就给张罗着娶妻，有了一个健康可爱的儿子。
工作、金钱、家人和爱情，正常人有的他都有。
因此杜宽性格也不极端，路过的工友跟他抬手打招呼，他不能说话回应，也赶紧第一时间回个微笑。
这样的杜宽，怎么会变成小偷呢？妈妈想不通。
我对此很疑惑，因为我上大学时，在街上多看了流浪聋哑人一眼，就被偷了一部手机，后来我遇到他们总是很小心。我决定跑趟看守所看看，她儿子到底是好孩子，还是个贼。
真正见到杜宽本人时，我才发现，两者都不是。
他给了一个要去偷盗的理由：我不去偷，我的朋友们就要挨饿。
过去我从没接触不能说话的当事人，所以这次和他会见，还特地请来手语老师，经审批才带进看守所。
结果当我问出一个简短问题，手语老师和杜宽手指翻飞的比划上半天，然后转过头来随意应付我两句。
我说你都比划那么多了，能跟我说说，杜宽到底讲了自己是怎么犯罪的吗，这样我才好准备辩护。
可她却说两人聊的只有这些。态度冷冷的，像是对我有所提防。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手语老师 “临阵倒戈”了。因为她给聋哑犯人做过很多次翻译，碰到过太多不负责任的律师。当时她一直比划的，是在提醒杜宽保证自己的权益，要小心被我松懈对待。
而在那个闭塞的空间里，他们在用我看的见却无法理解的手语交流，我只能通过嘴型、表情去猜测他们说话的内容，我突然觉得仿佛自己才是那个“聋哑人”，被他们排除在外，特别没有安全感。
但比起我会不会帮他认真办案，杜宽似乎更关心我是不是和其他人一样歧视他。
我至今记得那一幕——
杜宽和手语老师沟通完，便在纸上向我发问：你是不是觉得我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就在纸上重重画下三个问号，然后抬起头，锐利的目光透过黑框眼镜直直盯向我。这是一个摆明了的试探。我很紧张，万一没回答错，这案子多半就黄了。
这个问题说明他其实很在意自己聋哑人的身份。如果我说可怜，他自尊过不去，如果我说不可怜，又好像显得不会同情他，更不会好好办案子。
而他问完便不再做任何举动，只是注视着我，试图从我的脸上得到答案。
聋哑人对面部细微表情的捕捉其实比一般人要更厉害，我特别害怕稍有不慎，他在我面前又竖起一道墙。
问题就摆在眼前的纸上，会见室寂静无声。
我不知道他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回答，贸然说话，只会把他推得更远。所以这个无声的质问，我决定以同样的沉默去回应。
这场会见，最终以我没有获得更多信息结束，但在不久后，我又一次来到了看守所，还带了一份秘密武器。
“我要改过自新。”
那是一封母亲写给他的信。杜宽看完，摸过一张纸，一笔一划在上边郑重写下这几个字。
我心里松了口气，看来这个方法挺奏效。
我因为在杜宽这里取得不了什么突破，就去见了他的母亲。杜宽妈妈知道我是真心想为她儿子做减刑辩护后，给了我一封信，让我交给杜宽。信里，母亲回忆了从前平稳安宁的生活，还写下了家人对他的期待。
我这才真正取得了杜宽的信任。他挥舞着双手，通过手语老师告诉我，自己这段时间是怎么从一个看似幸福的聋哑人，变成了盗窃团伙的老大。
他觉得自己的生活，根本没有别人看起来那样幸福。
在工厂里，杜宽拼命努力，想让自己变得优秀，本以为能得到认可尊重，没成想，换来的却是排挤和打压。原本按照杜宽的表现，他有升迁当领导的机会。但真到了公布结果的时候，上级还是把名额给了别人，原因依然绕不开他的残疾。
同事表态得很明显了，他们不能接受一个聋哑人成为自己的上司，更接受不了自己还不如一个聋哑人。
而杜宽还蒙在鼓里，因为听不见，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被人排挤，每次还一如既往的友善回应工友。
但眼下，这些人开始故意在杜宽面前笑着骂他，他以为别人在笑着对他说话，便也回以微笑。于是，这些人笑得更大声了。
等到带杜宽的师傅退休后，他的日子更难过，同事们开始频繁给他使绊子。杜宽心里难受，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书读得更多，能力也更强，却要被这些人如此对待。
类似不明白的事情越来越多，杜宽的自信心和自尊心都受到了打击。
那天下班的公交车上，他想到这些，正情绪沮丧时，突然看见几个人在比划手语，用恶毒的字眼骂司机，杜宽忍不住想探个明白。
原来这几个聋哑人上公交车后互相打手语，司机看到就大声提醒乘客：“哎！大家拿好自己的东西，可别掉了！”司机不知道，他们中有的人只是哑了，并不聋。
这下他们愤怒起来，觉得司机看不起人。
“你和我们是同类，所有人都在欺负我们。”
看着一个聋哑人冲自己比划，杜宽一下被击中了。他觉得终于有人替自己“说”出了心里话。
他打着手语，和这帮人交流越来越多，越来越有共鸣。
公交车还在缓缓地开着，他还没意识到，自己命运前进的方向，已经悄悄改变了。
在这帮聋哑人的带领下，杜宽第一次去到了他们的家，他踏进那间简陋的毛坯房时，这个无声的世界热闹了起来。
每个人都很尊敬他，不仅是因为他有文化，有工作和家庭，单单是看穿着都不一样。杜宽穿的是五六百的名牌运动服，而其他人都是二十多块淘来的破烂假货。所有人都对着杜宽问这问那。
而杜宽也在观察这帮人的处境，发现他们和自己完全不一样。这些人在城市边缘租了一套价格低廉的清水房，房子里没有任何装修，也没什么像样的家具，只有破破烂烂的床垫。
他们从小因为聋哑被遗弃，有的在孤儿院长大，有的是被要饭的、捡破烂的，甚至是小偷带大。
这些聋哑人没上过学，也没有什么工作，一日三餐和生活用品，全靠顺手牵羊。今天顺到了一袋方便面，那这顿饭就有着落了。
明天呢？
哪管什么明天。
就这么一直在底层摸爬滚打，受尽白眼，他们也没有学到些什么真本事。
对这里的男人来说，谁有本事，能偷回更多东西，谁就能站上“权力”的台阶。
而女人和小孩则是被保护的对象，不需要出去偷盗，被大家集体养活着。尤其小孩儿，承载了这些聋哑人的全部希望，因为他们将来也有老了偷不动的一天，养孩子是为了防老。
只有老人除外，他们体弱多病，行动力迟缓，最不受待见，这样的“拖累”只会被大家打骂、甚至驱赶。
所以，当有稳定收入，能解答任何疑问的杜宽来到这里，成为大家积极拉拢的对象。
男人们在他面前唯唯诺诺，女人们则争风吃醋，纷纷讨好杜宽，他渐渐沉迷其中。
要知道，除了在工作上心不顺，就连在家里的饭桌上，杜宽也一直是那个“缺席”的人。
尽管母亲为了能和他交流，学了一点手语。但大部分时间里，杜宽只能看着父母妻儿的嘴一张一合，他参与不了，只好低头默默扒拉饭。
当初，父母希望能找个健康的儿媳妇，不然万一将来孙子也像杜宽这样，老两口承受不来。
稍微有点条件的，肯定瞧不上杜宽，物色许久，才终于找到一个长相普通，家境也差，没法在城市里立足的姑娘。结婚前，母亲就找杜宽聊过，告诉儿子双方企图都很明确，也希望杜宽能明白这场婚姻的本质不过是各取所需。
可杜宽还是对婚姻有向往，他觉得自己除了不能和对方聊天倾诉，其他方面和一个正常人没什么区别，甚至比他们还优秀。
然而结婚生子后，妻子也逐渐变得看不起他，这让杜宽格外气愤。
有一次，他在看守所一笔一划向我控诉：她那个条件嫁进来，都没有端正心态和我沟通！写得那手扒拉字，像鸡扒拉出来的一样，而我能写一手好字，我只是不会说话而已，她凭什么看不起我？
就连让他骄傲的儿子也变得生疏，孩子从小由爷爷奶奶带着，长大后杜宽想去学校接，儿子都不愿意。因为放学时，别的家长都能在人群中喊出孩子的名字，而杜宽只能一张张脸庞搜索，等孩子找到他。
这些苦闷一直累积，不断给他的情绪施压，杜宽觉得自己的人生看似走在正轨上，内心却早已迷失。他渴望得到认同，渴望被当作正常人对待，渴望找到那个真正的自我。
他越来越不想回家，而是一趟趟跑向那间“无声小屋”。
杜宽在毛坯房的那一个多月，过着“小皇帝”一般的日子，所有人都对他言听计从。
自信心开始膨胀，在这个聋哑人团体里，杜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他觉得自己在这里什么都不用做，就能得到之前一直渴望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然而很快，这些人就开始出现经济危机。当他们伙食下降，不得不忍饥挨饿时，就谋划起了盗窃。
目标锁定在附近一家小超市，杜宽正好也要“报仇”。
就在几天前，杜宽还进过这家超市。可一进去，就感觉所有目光突然集中到了他们身上。
老板娘停下手里的活，转身面向收银台，抬手拉了一下放钱的抽屉，确认是锁着的。
超市里其他客人也紧张起来，下意识去摸自己的口袋，深怕一个不留神，手机就不见了。
杜宽他们听不到超市里任何声音，但注意到所有人都停止了交谈，他们每往前迈一步，那些目光也跟着挪一步。杜宽想假装不在意，带着大家朝摆水的货架走去，老板娘赶紧扭头盯着监控，确保自己能看到每个人的一举一动。
其他顾客也都伸长了脖子，这么多双眼皮底下，再被顺走点啥东西可就说不过去了。
杜宽心头升起一股屈辱感，他不过是觉得口渴，进来买两瓶水而已。虽然自己是聋哑人，但又不是出不起这两块钱。
他身后那帮兄弟更憋屈了，大家刚搬来这附近没多久，本来觉得应该收敛一些，所以每次也打算是自己花钱，可贴在他们身上的标签怎么也洗不掉，那些目光里永远都有鄙夷和警惕。
哪怕结账时把钱递过去，对面也会犹犹豫豫，就怕这钱来路不明。
大家一合计，与其这样，那索性就把这个罪名坐实吧。
几天后，杜宽带着大家再次来到这里，为此还专门制定了盗窃计划。
以往，这些聋哑人偷东西根本没有目标，偷到一瓶酱油也不嫌弃，作案时更不避讳摄像头，被抓到又有什么关系呢？看守所里有吃有喝不是正好。
杜宽动了脑子，指挥大家分工合作，教他们怎么识别好烟，怎么避开摄像头。而且行动一定要在晚上，把门撬了，才能真正拿到足够多的东西，经过变卖，甚至能成为生活经费。
到家后，清点战绩，华子被单独挑出来，剩下那些便宜货就堆在一边准备倒手卖掉。这些赃物赃款加起来有一万多元。
一个女人拆开烟盒，只抽出一根，送到杜宽嘴边。
火苗映在脸上，他猛吸一口。
活了三十多年，这是杜宽第一次尝到华子的味道，也是第一次尝到成功的味道。
后来每次分赃时，好烟好酒大家都自觉只给杜宽留着。起初他还有道德上的负罪感，但很快就被这种生活冲刷得一干二净。
就在大家一次次折服于他的聪明才智时，因为那起上万元的盗窃案，警察找上门将其抓获。
我作为他的辩护律师，能给的建议只能是赶紧赔偿失主，换来谅解书，这样说不定可以判缓刑，不用接着坐牢。没想到失主也是狮子开口，居然索要了五倍于损失的价码。最终杜宽还是没有接受。
如此一来，我只能硬着头皮上法庭辩护了，试试看能不能讲出杜宽的难处，减低量刑。
没想到那场开庭，成了我从业以来见过最大的“闹剧现场”。
杜宽案子开庭那天的场面，把审判长都逼急了。
以往开庭前，如果有人敢说话，就会被审判长制止。但这一次面对一帮聋哑人，审判长的威严失灵了，因为他发现根本制止不了这些犯罪嫌疑人“说话”。
聋哑人不出声，也能彼此顺畅交流，哪怕隔得再远，一比划手势，意思都传达的明明白白。
法官快把判锤敲成了木鱼，台下的犯人却没有一个理会。他们假装看不见，继续毫无顾忌地互相比划着。法警也拿他们没办法，总不能把手都捆上。
一时间场面混乱，法官都要崩溃了，书记员也一脸懵，不知道该怎么记录庭审过程。
杜宽当庭和大家串通，要求更换律师，这是摆明了不想开庭。
因为他得知其他聋哑人伙伴都没有见到自己的援助律师，这对他们不公平，身为聋哑人，要自己为自己争取权利。更重要的，杜宽也想要多争取点时间给家里人，让他们再和失主协商一下赔偿，看看能不能减轻判决。
但这依然没能改变审判结果下达：念在杜宽初犯，判决有期徒刑一年。
我本以为这事儿就算完了，他吃完牢饭也能知道好歹，远离那帮朋友，回归正常的生活。没想到过了一年多，我又一次接到他的援助案件，在看守所和他再见面。
这次他犯的还是盗窃案，还是带头制定计划的，而且是直接偷了一万多的现金。这种累犯，估计少不了要被判个两年的。
当时我有些生气，甚至有些恨铁不成钢，在杜宽面前一通放声大骂。
他听不见，但我也需要发泄情绪。
骂完之后，杜宽低头写下出狱后的生活，他是想重新开始的，但发现自己回不去了。出狱后想找回原来的工作，却被告知工厂生意萧条，已经进入破产清算环节，不能再给他一个岗位了。
失去了工厂工作的机会，他想不到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证明自己的价值。
杜宽体会到了比第一次找工作时更甚的无力感，而且情况比当初还要糟，他不但是聋哑人，还有了案底。
母亲提出让他去做保洁，杜宽也拒绝了。
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有过正规职业的工人，也受过良好的教育，和一群大爷一起擦电梯、刷马桶，还要受这些人歧视，实在太难堪。
而妻子递过来的离婚协议书，成了压垮他“改过自新”的最后一根稻草。
杜宽在那个聋哑人小团体中不缺女人，但是被自己瞧不上的妻子先抛弃，他接受不了。这下一来，工作没了，家也散了，杜宽彻底放下改过自新的念头，开始放飞自我。
那个组织，再一次成为他精神和身体上的收容所。而他也拾起了老本行，带着一伙人偷窃混饭吃。
我问他后悔过没有。
他写道：后悔，我儿子是个阳光的小男孩，学习成绩优异。
我们谈论起他的儿子，只有这个时刻，他的脸上会堆满父亲那种志得意满的笑容，但随即又很落寞，因为儿子也看不起他。
“我儿子以后还能考公务员吗？”
我摇了摇头：“你有前科，想都不要想了。”
杜宽感到自责难过，儿子因为他的残疾或许已经遭受过其他小朋友的歧视，将来长大后，还要为父亲的过错承担一份不公对待。
沉默良久，他告诉我，在那个毛坯房，还养着一个小朋友，因为父母都是聋哑人，到现在都没人知道这个小孩会不会说话。因为没人能教他开口，也没人听得见小孩是否发出过声。
听他说完，我去见了一次这个小男孩，扎着一个小辫，一双大眼睛，特别可爱。只是皮肤呈现出一种不健康的白皙，想必是长年不见阳光的缘故。
“叫阿姨”，我希望能有奇迹。
小朋友竟然笑出了声，可是不说话。
“叫姐姐”，我还是不死心。
可那个孩子依然没张口。我觉得惋惜，哪怕他能发出声音，大概也没人教他说话。这样一个可能是正常人的小孩，如果有好的家庭来帮助，大概人生路上能少受一些苦。
看着这个小孩的处境，我想到了杜宽。如果能拉这个男人一把，他可能也会往光亮的地方靠一靠；但如果我推他一把，他可能真的掉进深渊就起不来了。
我决定再拉他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为了能让杜宽真的长教训，我们使了一些“苦肉计”。
我建议杜宽母亲不要管他，让他多关一段时间，好好反思一下自己。
因为家里不给他出钱赔偿，杜宽发了很大脾气，他张大嘴巴，双眼突出，面部狰狞，想要呐喊，喉咙里却只能发出低哑短促的啊啊声。表达情绪都受限，那一刻，我觉得杜宽有些可怜，也意识到自己其实没有办法对他真正感同身受。
等他吃够了苦头，我给了他一个选择。我希望他能法庭上检举自己的同伙，首先这样也算立功，可能降刑半年。其次更重要的是，只要检举了那些同伴，他以后即使再出狱，也不可能再回去找这些人。
断得干干净净，才能过好自己的人生。
但杜宽却给了我一个坚定的答复：不能这么干，以后出来怎么做人呢？
见他拒绝，我也没多说什么，离开了看守所。
他因此在监狱里吃够了苦头，据说遇上过年，他母亲去探监，杜宽哭着要出去，因为监狱的饭菜太难吃，菜上面只飘着几片肥肉，瘦肉都没有。他受够了这样的日子。从前在外面，不管是不是受到歧视，他起码不愁衣食，也拥有自由。
后来我还听说，杜宽出狱后，觉得自己能够重新做人，彻底脱离那个团体。
但我很快又在看守所里见到了他，这一次不再是盗窃了，而是贩毒，重罪。
他最终还是无法接受现实的生活，回到了那个将他视为领头人的团伙。只是这次团伙里有人染上了毒瘾，而且钱还不够，于是专门拉他下水，这样可以利用他的聪明才智让大家以贩养吸。
正常人戒毒都很难，何况是杜宽这样自制力差，没法坚定自己立场的人。
我最后一次见他依然是在看守所。
那之后，他因多次贩毒，加上前科累累，被加重处罚判了无期。
每每想起，我还是会感到惋惜，不是因为杜宽的残疾，而是因为，他曾有过努力生存的可能。
杜宽一直活在自我拉扯里，上学时，他在残疾人的特殊学校就读，同学中，除了聋哑人、盲人，还有智障群体。杜宽觉得自己比这些人都要优秀，哪怕和健全人相比，他也不差，凭什么别人都瞧不起他？
但他也始终无法接纳这具残缺的身体，想要通过同类的认可，弥补这内心的自卑。
在那间毛坯房，杜宽曾短暂找到过归属和自信，却也丢掉了正常生活中的一切。他义无反顾扎进这虚幻中，最后却发现，已经把自己推得太远了。
他被永远困在了那个寂静无声的毛坯房。
侠女说，她最初并不喜欢杜宽，毕竟他犯了罪。但越了解这个人的过往，越是觉得可惜，因为他明明有得救的机会，却在各种环境的驱使下通通失败。
这也是侠女想要记录这篇故事的原因，放下偏见，真正去看待他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
但最终写出来以后，她发现这和自己以往的故事不太一样。
这篇故事里明显缺少了很多细节。侠女说，这是因为聋哑人能表达的有限，杜宽只能表述重点，他真正遭遇的一切，都很难全部讲出来。
就连记录一个故事，对聋哑人来说，机会也是“不公平”的。
后来侠女偶然读到一位心理学家的书籍，她很后悔没有早点读到，不然就能早点推荐给杜宽。书上写着：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首先要做的应该是接纳自己。
侠女说，现在已经没机会把这些告诉杜宽了，但如果再遇到那个无声小屋里的男孩，她一定要说：阴影也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它能让我们尝到更多滋味，活得更立体一些。
不要害怕，去接受它的存在。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大乌苏 魔女
插图：大五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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