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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学以气势磅礴然而含蓄度却明显不足的史诗开源。一种文化是以史诗还是相对优雅的抒情诗揭开自己童年时代历史的扉页，对于相关民族日后的人文走向关系重大。在古希腊，诗通常合乐而唱，题材厚重、篇幅宏大的史诗自然也不例外。史诗面向听众，是唱出来的“话”（epos），荷马称之为“歌”（aoidē）。作为诗人或歌手（aoidos），荷马接受缪斯的感召，描述勇士亦即战场上人与人之间的搏杀。英雄们前赴后继，殊死拼搏，浴血疆场。
然而，诗不同于现实。在某些上下文里，即便是凶残程度很高的战况描述，也能使当时的听众和今天的读者感触至深，产生美感。很明显，诗人没有忘记他的作品是当众吟唱的歌（aoidē），所以不仅应该具备内在的涉美因素，而且还必须体现史诗受制于文本性质的审美诉求。然而，对于荷马，如果说英雄们的豪情可歌可泣，战争却既不能囊括决定人类生存质量的全部价值要素，也不可能得体展现生活的全部内涵。
“悲苦的”战争绝非人的第一选择，它经常显得过于残酷，有时甚至令人讨厌。荷马是一位史诗诗人，同时也是一位古代的人文主义者。即便在描写大规模阵战的《伊利亚特》里，我们也能读到经典的温情场面，感受到从英雄心灵深处流溢出来的对亲人和家庭的炽烈情感。赫克托耳绝非一介只会冲冲杀杀的武夫。他对幼小儿子的喜爱令人感动，整个场面闪烁着人性美的光辉，既逼真体现了生活的多姿多彩，又以某种间接的方式，恰如其分地宣示了诗的瑰美。父亲疼爱儿子，此乃人之常情。无论国别，也无论种族、职业和贫富，普天下的父亲对待儿女都有为父之人的慈爱情感。
所以，诗人在《伊利亚特》里展示的既是英雄赫克托耳的舐犊之情，也是一位父亲对儿子基于血缘和本能的由衷喜爱。对普遍性的高度重视，经常是产生公允意识的认知前提。我们注意到，在这里，诗人是通过对赫克托耳行为的描述来体现他的人文情操的。荷马是一位希腊诗人，却能无所顾忌地颂扬一位杀戮过众多希腊将士的特洛伊王子的慈父情感，以他的方式由衷地赞美敌人。细读原文，我们从中感悟到的不仅有诗人古朴而博大的普世情怀，而且还有他的很能体现希腊人文精神之精髓的公允意识。具备体悟共性的认知自觉，使得他在表现赫克托耳的情感时采取了不带偏见的持中立场，像欣赏一位阿开亚（即希腊）英雄一样，赞颂一位特洛伊将领的言行。对普遍性的重视和对人类本性的理解，在此达成了高度的统一，构成了荷马人文观深厚而隽永的认知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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