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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法国文艺复兴的发生，除本国的社会历史原因之外，和意大利的影响直接相关。法、意两国毗邻，一向交往密切，15世纪后城市手工业规模的扩大更促进了两国间的贸易往来，从而进一步推动了两国的文化交流，意大利的文学艺术作品陆续介绍到法国。
法王弗朗索瓦一世登基后，文艺复兴才在法国形成潮流。弗朗索瓦一世爱好文学艺术，又受到人文主义的影响，在文化和思想方面较为开放，人文主义因而得以在法国迅速传播，新文化随之兴起。弗朗索瓦一世对人文主义的支持是王权与新兴市民阶级的政治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相协调的反映。然而，文艺复兴运动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实际上，中世纪晚期，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级的壮大引发思想的变迁，人文主义已经在酝酿。
15世纪下半叶，费歇、加甘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推动了古希腊、罗马文化在法国的传播。这个时期，文学出现了转型期的前兆，市民戏剧和故事（韵文的或散文的）都产生了突破旧的思想藩篱的作品，大约成书于15世纪中期的《新故事百篇》就是一个例证。这部作品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模仿薄伽丘的《十日谈》，大胆的反禁欲主义倾向和对教士的尖刻嘲弄反映了市民阶级的心态，已经孕含着人文主义思想的萌芽。在诗歌方面，维庸对命运的叩问和叹息深藏着诗人对个人价值的关注，虽然不能就说维庸是人文主义者，但是他的诗歌在文艺复兴高潮时期得到重视，证明了他的思想与人文主义是声气相通的。
自16世纪20、30年代起，人文主义运动在法国蓬勃兴起。在荷兰人埃拉斯慕斯和一批法国学者如布岱、多莱、多拉、勒费弗尔·戴塔普勒的推动下，人文主义学术活动蔚然成风。学者们研究并传授古希腊文、拉丁文和希伯来文，诠释古代典籍，分析古代优秀文学作品，推动思想解放。其中有些人，如身为神学家和教士的勒费弗尔·戴塔普勒，在加尔文之前就探讨了宗教改革的可能性。
布岱是人文主义学者的代表，他的《＜法学汇编＞评注》和《希腊语辨析》是研究古希腊文化（法律、语言）的突出成果。1530年弗朗索瓦一世采纳布岱的进言，批准建立了法兰西学院。这个学术机构适应研究古代文化和思想的需要，传授语言，解析古代典籍。当时巴黎索邦大学以神学院为主体，是中世纪神学的支柱，法兰西学院的成立打破了索邦大学的学术垄断，为人文学术研究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并且培养了自由开放的学术风气。
法国的宗教改革无疑是对德国路德宗教改革的响应，不过作为法国宗教改革的理论基础，改革运动领袖加尔文的著作《基督教原理》比路德的著作更系统。这部书的法文版文字清晰流畅，富于感染力。支持人文主义运动的王权起初对主张宗教改革的新教抱同情或者至少是宽容的态度。1534年发生告示事件，王权态度骤变，转而严厉镇压新教。以后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新教与王权基本上是对立的。非法的地位，加上基督教素有的政治野心，使得新教的改革活动经常卷入王权与大贵族之间以及大贵族不同派别之间的斗争。
新教的改革说到底是基督教内部的斗争，在信仰上新教与天主教并没有根本的分歧。对于所谓异端思想，新教一点不比天主教宽容，也是动辄以火刑相加（最典型的事例是烧死西班牙医生塞尔维），这与人文主义思想肯定个人价值、肯定科学、提倡思想解放的基本原则势同枘凿。所以法国的宗教改革虽然得益于人文主义运动，与人文主义一样代表了这个时期市民阶级的利益，但是它的宗教性质却决定了在其后的发展中，它与人文主义运动经常有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思想与价值取向。
15世纪后城市手工业规模的扩大更促进了美、法两国间的贸易往来，从而进一步推动了两国的文化交流，意大利的文学艺术作品陆续介绍到法国。这里特别要指出南方城市里昂在法、意两国交往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里昂不仅是两国商业交往的中心，而且是法国人文主义学者、诗人、艺术家接受意大利文化影响的一个窗口。人文学者、小说家拉伯雷和著名诗人塞夫都在里昂活动。意大利文化对法国的影响还有一个很特殊的渠道：从1494年开始的对意大利的战争到弗朗索瓦时代历经法国三代君主（查理八世、路易十二、弗朗索瓦一世），断断续续进行到1529年。
进入米兰、那波里等城市的法国军人为意大利文化的高度发达抚掌惊叹，他们不仅仅从意大利带回他们的印象，而且还带回许多意大利的艺术品和文化典籍。意大利在法国人心目中成了现代文明的同义语。更由于意大利与古代文明地域关系密切，摹仿意大利和摹仿古代在16世纪的法国就成了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弗朗索瓦一世从意大利邀请了多位艺术大师为他的宫廷服务，如达·芬奇、提香、塞里尼，大师们将新的艺术观和审美观带到法国宫廷，对法国人接受意大利文艺复兴成果起了促进作用。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学很早就跨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法国贵族和市民的读者圈。彼特拉克是最早为法国人熟悉的意大利作家之一，他的诗在14世纪末便介绍到法国。16世纪30到40年代，法国新教诗人马洛摹仿彼特拉克爱情诗，以委婉纤细的笔触抒发对意中人的恋情。他还初步尝试了因彼特拉克的抒情诗而入时的十四行诗。后来，龙萨、杜贝莱、若代尔、拜罗等诗人也都深受彼特拉克的影响，龙萨、杜贝莱将彼特拉克体的十四行诗移植到法国，使它成为法语诗的一个重要形式。
薄伽丘也是对法国文艺复兴产生重要影响的意大利作家。他的名著《十日谈》15世纪后期便有改写本在法国流行。1545年全书的法文译本出版。在《十日谈》的直接影响下产生了上文说的《新故事百篇》和《七日谈》这两部重要的叙事作品。《七日谈》的作者、弗朗索瓦一世的姐姐玛格丽特·德·昂古莱姆景仰薄伽丘，《十日谈》的法文本就是在她授意下翻译出来的。
她立志写一部法国的《十日谈》，可惜只写了七天零一个故事便停止了，因此作品得名《七日谈》。作品从立意、构思、谋篇各方面都明显模仿《十日谈》，现实生活，尤其爱情生活，被描绘得明媚多姿。不过，在对幸福的追求上，《七日谈》的作者缺乏薄伽丘泼辣的风格和彻底的精神，她的思想温和而略显古板，每篇故事都免不了道德说教，因而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感染力。
法国16世纪的小说继承了中世纪“法布里奥”的传统，又受到《一千零一夜》和薄伽丘的影响，几乎一律是短小故事的连缀，或者是两个或多个人物的对话，结构相当松散，也没有鲜明的人物性格塑造，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体裁，在审美观念和创作技巧上都很不成熟。
另一方面，无论是中世纪的小故事还是薄伽丘的《十日谈》，都以鲜明活泼的写实为特点。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旗帜鲜明地继承了这种写实传统，现实生活在小说作品中获得了多角度、多层次的反映。例如戴佩里埃的《世界钟声》和《新的娱乐和快乐的谈话》、杜法耶的《乡野趣话》、布歇的《夜话》，都相当生动地表现了当时城市和乡村的风貌。叙事文学方面最伟大的作品是继承中世纪民间文学传统、富于法兰西民族性格特征的《巨人传》。
克莱芒特·马洛是修辞派诗人让·马洛的儿子，早期诗歌没有脱离父亲和他崇拜的另外一些修辞派诗人（如莫利奈、拜尔史）的巢臼，作品大多取修辞派擅长的中世纪诗歌形式，如回旋诗、谣曲等。自30年代始，马洛在意大利诗歌的影响下，创作领域逐渐拓宽，写了一些八行诗和十四行诗。
更值得注意的是，无论采用什么形式，马洛都竭力改变中世纪乃至修辞派诗歌那些缺乏真实感的苍白形象，学习意大利诗歌抒发真情实感。他的《克莱芒特少年时代》和《克莱芒特少年时代续集》是这方面的代表作。马洛的爱情诗有时嬉戏轻佻，这固然是一大缺陷，但是由此恰恰看到了马洛的真性情，所以即使从这一点说，马洛也不乏诗人的坦诚。
结语
法国的宗教改革虽然得益于人文主义运动，与人文主义一样代表了这个时期市民阶级的利益。16世纪法国诗歌，尤其抒情诗，被七星诗社倡导的诗歌语言和形式的革命推到一个新阶段。不过在七星诗社之前，马洛和塞夫已经尝试突破中世纪传统。即便是更早的、不恰当地被笼统称做修辞派的一批诗人，也朦胧地感觉到了语言与诗的密切关系。可惜他们缺乏深化这种感觉所需要的思想、语言和写作环境诸方面的条件，在创作实践中仍基本沿袭中世纪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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