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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道家和法家代表了中国古代三种重要的思想流派，它们分别提出了不同的治国理念。儒家强调礼乐教化，重视仁爱和道德修养，认为通过君臣之道和孝悌之义可以达到治国安民的目的。道家则强调无为而治，主张追求自然和谐，强调君主应守中道而行，不过分干预百姓生活，以达到国泰民安的境界。而法家则强调依法治国，提倡严格的法律制度和严厉的惩罚，以维持统治者的权威和社会秩序。三种思想的适用性因时代和具体情况而异，对于如何治国，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运用。
“儒”，说文解字中解释为“柔也；术士之称”，辞源中解释为“古代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人，也称术士，后泛指学者”。无论哪种说法，都可以看出“儒”产生的很早，而且是经过长期演化才形成的一种学说。
当然，讨论“儒”不能离开孔子，孔子将儒家的学说系统化，将原本和宗教祭祀相关的礼仪世俗化，原本高高在上、属于贵族专有的学问，交给了中下层平民，他的教育理念“有教无类”，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教育平等的目的。
孔子的传人在孔子死后不停地宣扬孔子的思想，儒家在春秋以降，慢慢成为当时社会上的思想主流，与之相对应的是道家、法家。
秦帝国之所以在战国之中脱颖而出，成为诸侯争霸最后的胜利者，离不开法家所确立的一套富国强兵战略。只可惜，秦帝国过于短命，它的政治衣钵被汉帝国所承袭。
汉帝国的统治者自建立之日起来，就“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害怕重蹈秦帝国的覆辙。因此，帝国不应该铺张浪费，成为汉初的一项基本国策，雄才大略的刘邦看到扩建的宫室过于豪华，便将萧何呵斥了一顿。商人更是被视为危险因素，一直被打压。
从以上对比来看，似乎秦帝国和汉帝国仿佛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可深究起来它们是同一类型的国家。
刘邦去世的时候，帝国内部还在打内战，意识形态方面的构建，刘邦生前也是没有精力去管的。可有一件事，还是可以看出刘邦的倾向。
刘邦从中产阶级（富农）逆袭成为皇帝，他手下的大臣大部分也是从沛县就跟着他的老乡，即便是成为了皇帝，依旧是大臣眼中的老大哥。
也许是过于熟悉，朝堂议会的时候，如同梁山聚义厅，吵吵嚷嚷，饮酒高歌，有的人喝醉了用剑砍向宫殿的柱子。
刘邦虽说已经习惯，可毕竟是皇帝了，当年来咸阳的时候，也是见过秦始皇仪仗队的，那阵势，那排场，真是高高在上的感觉。随着时间的推移，刘邦对这些人越来越感到不满，可是又无可奈何。
一个叫叔孙通的人为刘邦解决了烦恼。叔孙通制定了一套宫廷礼仪，并且要求大臣们在朝堂之上演练。很多的大臣将这些礼仪视为儿戏一般，依旧我行我素。
叔孙通早就有准备，不管是谁，不遵守礼仪，便立刻派人把这个人拖下去惩治。经过演练之后，没有人敢继续无礼。
刘邦意味深长的说，“终于体会到了皇帝的尊贵。”
这和意识形态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关系。叔孙通当年供职于秦帝国，靠着谄媚才得以保全自己的生命，就因为这样，很多儒生都不喜欢他。这次有了可以展示自己才能的机会，叔孙通当然不会放过。
叔孙通所制的礼仪名义上属于儒家，实际上是法家的礼仪。当时秦帝国已经毁掉了所有书籍，只是留下了技术和医术等实用的书籍。
叔孙通来到齐鲁之地，想要和儒生请教礼仪相关的问题，这些儒生不仅没有告诉他，还斥责了他一番。没有办法，叔孙通只有将秦帝国那一套加了点自己的理解，挪用了过来，算是蒙混过关了。
这里不是在讨论儒家和法家优劣的问题，是指出汉帝国开始就用儒家把法家包裹了起来，为后来阳儒阴法埋下了伏笔。
叔孙通的这一套弊端在于只约束臣子，没有约束到皇帝。刘邦的口头语是“乃公”，也就是“老子我”的意思，刘邦对儒生也不是很尊重，叔孙通自然不敢用儒家约束帝王的规矩套在刘邦身上了。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句话和后来的三纲五常扯不上关系，意思是说，什么身份就应该做什么，不能肆意妄为。大臣尊重皇帝，皇帝也要尊重大臣，这样政府机关才能良性运转下去，过于偏袒帝王一方面，迟早会出现独裁的皇帝。
不管怎么样，叔孙通这套礼仪就这样在汉朝确立下来了。接着，黄老之术慢慢地走入了汉帝国统治者的日常生活。
黄老之术，在常人的印象中就是清静为无为，休养生息。确实，包含着这层意思。汉文帝就对黄老之术颇为信任。
汉文帝信任黄老之术源自于自己的需求。如果没有吕后专权，汉朝皇帝的位子也轮不到他的身上，何况当时戚夫人、赵王如意母子被杀，凡是被刘邦宠幸的妃嫔几乎全部惨遭毒手。薄后、汉文帝母子虽然逃出生天，却也是心有戚戚。
这种状况下，越是显得不问世事，就越是安全，黄老无为给他们提供了这种需求。
早在汉惠帝在位期间，曹参就把修养生息作为了汉帝国的另一项国策，与禁止铺张浪费并举。等到汉文帝入住长安之后，正好可以和之前的政策对接，省去了很多麻烦。
接下来就要说一下黄老无为的另一层含义。
道家大宗师老子，到底是什么时代的人，至今仍无定论。但是从《道德经》的语言之中，可以推测出他晚于孔子的可能性很大。
《道德经》如果仅仅当做是一种修身养性的书籍，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受众了。老子在书中提出，让百姓吃饱，让百姓体质强劲，但最重要的就是让他们无知无欲，脑子空空如也。这根本就是典型的愚民之术。作为统治者的汉文帝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
著名学者何炳棣曾提出一个观点，老子的思想体系，源于春秋晚期的孙子兵法。加上后来的法家思想多继承老子，所以兵家—道家—法家基本上一脉相承。而兵法中原本只用于行军布阵的严刑峻法，也被拿出来统治人民，当然受到皇家的欢迎。
汉文帝时期，有一个女孩子名字叫缇萦，她的父亲仓公犯罪将要遭受肉刑。缇萦写了一封词藻优美，态度恳切的文章，汉文帝很感动，不仅赦免了仓公，也开始废除肉刑。
千百年来，这个故事一直被当做孝道的故事在宣讲，很少有人掀开故事的表层去探究悲剧发生的原因，故事宣传的越广泛，就会有更多的人受到蒙蔽，以至于很多不明事理的史官大书特书。
恰恰是这件事，暴露了汉朝统治的残酷，史书中记载刘邦和关中百姓约法三章，除去秦朝的苛法，这一件小事就将这个记载击得粉碎。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面写道：“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最下腐刑，极矣。”腐刑就是肉刑，连最残酷的刑罚都没有废除，其他的刑罚怎么可能废除呢？
况且史书记载的只是当时社会非常小的一部分，那些受了残酷刑罚却只能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的事情还会少吗？
汉文帝以宽厚为人所称道，实则未必。汉文帝在一次询问周勃问题的时候，周勃没有回答上来，吓得汗流浃背。
周勃是何许人也，曾经率领千军万马，和刘邦出生入死，当年匈奴围困刘邦于白登山，也是周勃率军解围。面对刀山都不害怕的人，却对眼前这个年纪轻轻的小皇帝惊恐到如此程度，这背后到底蕴含着什么？不正是叔孙通礼仪所造成的后果吗？
后来周勃投进监狱，被百般凌辱，不得不感慨“狱吏身份的显贵”，而这种以刀笔吏为爪牙的制度秦帝国正是始作俑者。汉帝国杀死了秦帝国，却捡起来了秦帝国手指上的魔戒，戴在了自己的手指上。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酷吏，直接跳过了汉文帝，从汉景帝时期开始写起，难道他认为自己生活在文帝时期就会免于肉刑吗？
文景之治是中国帝制社会第一个盛世，汉文帝和汉景帝也被赞颂为明君。以传统的观点而言，他们当然是明君。但是不要忘记，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常常是因为人口增长以及其他根本性的经济原因长期变化所导致，同时，又因为这种变化往往是暗中生长的，不容易被同时代的人发觉，而仅仅将其归因为贤德的君主。
“黄老无为”不仅创造了汉兴七十年的经济奇迹，也让汉帝国的根基越扎越深，可到了汉武帝时期，环境已经变了，“黄老无为”即便能够维持统治，早已经变得腐朽不堪。
汉武帝接受的汉帝国可是比他的曾祖刘邦阔气得多，刘邦寒酸到几匹同样颜色的马都找不到，而汉武帝时期的平民都已经可以做到（平准书记载的这一点还是值得怀疑，司马迁的观察也可能只限于首都长安之地，不管怎样，经济的进步还是很大的），人们竞相豪奢，社会的根基已经变了。
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句话被王夫之斥责为歪理邪说。两个人说的都有道理，管仲的话，只是在一个大家认可的秩序管理之下才能实行，管仲本身属于法家，治理齐国法律经济互为表里，自然效果显著；王夫之生逢乱世，即便每天食不果腹，却不改其志，而同时代的那些官员们腰缠万贯，而清军一旦入关，望风而降，毫无廉耻可言，怎能不让他气愤？
“黄老无为”给了统治者极大的权力，也给了百姓们极大的自由。百姓们的财富膨胀之后，也就开始触碰到统治者的权力底线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当百姓吃不起饭的时候，朝廷给钱，百姓就会感恩戴德；如今，不必依靠朝廷依然可以过得很好，还要朝廷干嘛？古时候，很多人当兵基本是为了生存，现在有钱了，就更加爱惜自己的生命，戍边、徭役只要花些钱就可以找人代替，这还是遵守社会规则的人。
不遵守规则的人，用钱就可以赎罪，不论多大的案件，只要花钱就可以疏通，于是作奸犯科、横行无忌的人，越来越多。
汉武帝这个七岁就册封为太子，十六岁继位的皇帝，又有着父祖辈留下庞大的基业，注定不能久居人下。当时太皇太后窦氏（汉文帝皇后）把持朝政，大权在握，崇尚黄老无为之术，汉武帝十分不舒服。
汉帝国始终没有摆脱太后干政的影响，仿佛成了不成文的惯例，如果说东汉太后干政是因为部分皇帝年纪太小，那么西汉那些成年君主，也很少摆脱就很怪异了。
周勃投入监狱，薄太后一句话就幸免于难；郅都害死临江王，窦太后下令直接斩首；窦婴和田蚡争权夺势，王皇后最终除掉了窦婴······
汉武帝想要收回权力，必须找到一种思想令大家服膺，破除对黄老无为的信任，而他从小耳濡目染的儒家思想派上了用场。
太皇太后窦氏死后，汉武帝大力提拔儒家人才，最著名的就是董仲舒、公孙弘。董仲舒为了能够凸显出儒家的至尊地位，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就是独尊儒术。
关于公孙弘到底是不是儒家，后世争论不休，最大的原因就是他和叔孙通一样，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曲解经典，将皇权提升到更加超然的地位。
汉武帝对公孙弘的所作所为非常满意，公孙弘的地位也就更加稳固。而公孙弘也越来越暴露出酷吏的本质。
主父偃为汉武帝想出“推恩令”的办法，削弱诸侯权力，后因受贿得罪被人揭发，汉武帝下令彻查主父偃。即便是死罪，主父偃一人便可。公孙弘建议“非诛偃，毋以塞天下之望”，结果主父偃被灭族。
游侠郭解平日里横行乡里，杀人越货，按照律法本人死罪即可。公孙弘认为郭解区区一平民，势力庞大，蔑视法律，应该按照大逆不道之罪论处。结果郭解被灭族。
酷吏张汤、赵周、王温舒等杀人，虽然残暴，却并没有如公孙弘一样杀人还要找个合适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往往来自于儒家经典，让这个死掉的人，死后也无法翻身。“人死于法，犹有可怜者，死于理，其谁怜之？”
任用这样的人为官，汉武帝的权力达到了的顶峰。董仲舒似乎看到了汉武帝权力的可怕，赶紧弄出来一套“天人感应”学说，但这种纯属无稽之谈的东西，能限制住那个高高在上的皇权？
为了提供更多的理论基础，汉武帝手下的儒生们不仅将法家引入儒家，还把阴阳家的引入进来，帮助汉武帝求取长生不老的方法。
“汉武雄图载史篇，长城万里遍烽烟”，汉武帝开疆拓土，不仅花光了西汉七十年的钱财，还不断地从民间汲取财富，直到晚年不得不下罪己诏，才算稳定住了局面，可是“独尊儒术”下的儒表法里算是被继承下去了。
古代的史书一般是不许平民百姓看的，所以史官书写起来也更加大胆一些。汉元帝崇尚纯儒术，汉宣帝告诫他：“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西汉覆灭之后，东汉兴起，开国光武帝就是太学生，一时间儒学大兴，而东汉末年那些诸侯大多数是儒学名士，但是社会风气更加堕落。“孔雀东南飞，十里一徘徊”，这首中国历史上最长的诗歌之一，全篇充满了悲凉与哀伤，时代就是东汉末年。
作为帝制时代的开端，汉帝国（秦帝国太短了）实在是开了一个坏头：阳儒阴法，让更多的事情流于表面，越是满口仁义道德的人，背地里越是男盗女娼。
两宋更是堕落到了无尽的深渊，如果之前哪怕是喊喊口号，遇到事情自己不去退缩就算了，两宋已经发展到鼓励别人牺牲的境地，用别人的牺牲来显示自己的高贵。
两千年的帝制社会，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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