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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概念来源于古希腊，公民权是在殖民过程中以土地分配为基础形成的。公民的产生为什么会和获得殖民土地的分配有关系？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提到：由人在劳动生产中所积累的物质资料，是构成文明形态的基本要素，由生产方式所构成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一个文明会选择何种政治制度。因此希腊人的公民权源自希腊文明的劳动生产和经济基础。
在古希腊早期，土地是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而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因此土地的分配与归属对于古希腊的城邦政体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城邦是公民的城邦，所以公民权的来源与土地分配相关。
早期的社会基本矛盾集中在对土地的需求上，这也构成了向外殖民的基本动力，在殖民运动中必然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土地的分配。当时的土地被比较平等的分割给了殖民者。
古希腊时代之前的土地制度与平民的权力分配：
在古希腊时代之前存在君主专制的迈锡尼时代，土地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特权地”，属于国王瓦纳克斯和大将军所有，这一部分土地被称为temenos；一部分是私有土地，归属于统治阶层或是高级官员，这一部分土地被称为 kitimena；还有一部分是公有土地归属于公社或集体，这一部分土地被称作kekemena。
所以古希腊之前的土地私有制在下层民众中并没有确立，没有土地在政治上就没有话语权，这和迈锡尼时代的专制王权是相互对应的。
到了荷马时代，王权虽然还存在但已经衰微，无力控制众多的土地，土地集中到贵族手中，此时的希腊土地制度既不是完全的公有，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私有，可以说是贵族土地所有制为主、公有制土地逐渐解体、私有土地所有制萌芽共同存在的阶段。
当时下层农民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在赫希俄德的《工作与时日》中：
“为了获得粒大实满的谷物，在刚刚给耕牛系上皮带，握住犁把，你就要向地下的宙斯、无辜的德墨忒尔祈祷。”
这种勉强果腹的生存状态自然无法支撑起以公民政治为核心的城邦政体，因此荷马时代只是王权衰微到贵族兴起的过渡阶段，下层民众没有实质性权利。
古希腊的殖民时代，分配殖民地的公民
每当向外扩展到新的殖民地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对土地的分配，当时的土地被比较平等的分割给了殖民者。
在城市的土地也采用平均分配的方式，科西拉以法令的形式规定，城市和农村的土地都采取平均分配的方式。在麦加拉·海布赖亚，城市的土地似乎被道路和街道划分成大小相同的份地，其中大部分用作居民房屋的地基以较为平均的方式对土地进行分配，使得财产差异不明显，减少了社会分化，大部分人是中小土地所有者，这部分人可以称作古希腊的农民或是自耕农。
这些获得了土地的殖民者，实际上就成为了经济特权阶层，一旦拥有了经济基础，就会催生出这些人的政治特权。这些殖民城邦就会形成一个以中小土地主为主体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逐渐演化为公民阶层。
考古学者在昔兰尼发现了一件铭文，上面记载了在公元前 7 世纪，锡拉岛的殖民者初到昔兰尼时都会分得一块无主的土地，同时也会被授予公民权。
当然，土地的分配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平等，最初的殖民者自然会抢占土质肥沃且利于耕种的土地，这些人相对富裕，就形成了贵族寡头集团，成为了城邦的统治阶层；后来的殖民者得到的都是贫瘠较差的土地，这些人往往成为殖民地的平民。
很多殖民地以立法的形式限制份地买卖，以此来保证公民人数，虽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充足的公民兵的兵源，但也在客观上保证了公民的数量和经济基础。
在鲁卡斯（Leucas），公民只属于拥有最初份地的人，为了保证公民权，因而减少了土地交易。在科尔丘拉，土地以抽签的形式被分给初到的殖民者，被分到的份地是禁止买卖的，确保有足够的公民数量，目的是保证充足的公民兵。
科林斯的立法者腓冬和底比斯的腓罗拉乌斯，以修改继承法和收留养子的手段来保持份地的数量。在伊庇色菲里亚罗克里，佐留库斯制定法律，用来禁止买卖原有份地，同时限制买卖自垦或自置的土地。在加塔那，由恰隆达斯推行的司法改革以及在卡尔西狄斯，由安德罗达马斯推行的司法改革中，都规定可以收留养子，目的是保证份地的数量和公民的人数。
随着经济发展，尽管土地也有兼并，且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但是都没有破坏以中小土地所有者为主的土地结构，这些人一直是公民的主体。
当时“拥有充足土地并享受舒适生活”的富人家庭占到家庭总数的12%-20%，“土地无法满足基本生活”的穷人家庭占到总数的20%-30%，占绝大多数的家庭属于“既不富裕同时也不依赖富人”的中产阶级家庭，这些家庭所占比例超过一半以上。
亚里士多德认为：“中产阶级在城邦中最安分守己，他们不会像穷人那样觊觎他人的财富，也不会像富人那样遭到他人的觊觎，没有人会打中产阶级的主意。”
希腊城邦政体正是因为在殖民过程中，较为平均的分配了土地、限制份地交易、不允许外邦人购置土地，这样才形成了强有力的中产阶级。
文献来源：
[1]黄洋：《古希腊土地制度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 年版，第 65 页。
[2]Antony Andrawes, The Greeks, New york. London,0102.
[3]N.G.L.哈蒙德：《希腊史——迄至公元前332年》朱龙华译，程庆昺，郝陈陶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 216 页。
[4]王玉茹：《中国经济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2页。
[5]波默罗伊等：《古希腊政治、社会和文化史》，周平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13页。
[6]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姚仁权编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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