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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由于民俗文化的长期性与恒定性，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很难在短时间内，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种群融合的深入，双方在文化交流的各个领域，都有了充分而密切的交流。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双方在民俗习惯上，仍然表现出相当多的差异性，但汉族的民俗文化开始影响，并改造着东北边疆民族的民俗文化，已经成为可见的历史趋势了。
儒家思想中的礼制文化也被高句丽人所接受
受到汉人民俗文化影响，最深的是秽貊族系的各民族，其中以高句丽族为甚。大约在新莽时期前后，高句丽开始与中原地区大规模的交流往来，中原地区的儒家文化迅速传播至高句丽社会，儒家思想中的礼制文化也被高句丽人所接受，并在很大程度上与一些民俗习惯结合起来。
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汉代高句丽人的服饰，如帻、折风等冠饰显然是模仿中原地区的类似物品制造的，并成为高句丽人的日常穿戴。
我们还可以看到汉代高句丽服饰，的一个重要作用在于区分身份地位，就服饰的功能性而言，与汉代的中原地区类似礼俗也十分相似。
关于高句丽人服饰特征的更多细节，主要见于隋唐时期高句丽墓葬中出现的壁画：男子多短襦、左衽，并常配以裤，贵族阶层还多着袍、袄。女子则主要着襦、裤，亦多为左衽，另有各式裙子及衫。从这些服饰的内容来看，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高句丽人服饰文化与汉族服饰的渊源关系。
秽貊族系的其他民族在民俗习惯上受到汉文化的影响
至于秽貊族系的其他民族，如秽族、貊族、沃沮族等，根据文献的记载，在民俗习惯上大体都与夫余和高句丽类似，只在个别方面富于自己的民族特色。但由于资料的缺乏，故而我们只能推测，这些民族在民俗习惯的某些方面，可能会受到汉文化的影响。
但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受中原地区农业文化影响，最为深入的东北边疆民族，秽貊族系的各民族在饮食习俗上，也必然要受到农业文化的影响。
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资料，都显示出汉代秽貊族系的各民族，如稻、黍、梁等中原地区常见的农业作物，在这些民族的社会中都有广泛的种植与生产，而这些被汉族作为主食的粮食作物，在汉代秽貊族系各民族的日常饮食中，应该也是非常重要的主要食粮。
东胡族系的乌桓族与鲜卑族，其文化源自东胡游牧文化，在文化的形式与内涵上都与源自农业文化的汉文化相去甚远。但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随着这两个民族与汉族交流的逐渐深入，双方在民俗习惯上的相互交流是络绎不绝的。
乌桓族内迁后，基本就居住在辽东属国及汉郡区域，在长期的与汉民族共同生活中，汉族民俗文化对之的耳濡目染，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到的。
汉代的鲜卑族一部分还保留在汉族社会中习俗
而汉代的鲜卑族虽然并没有直接被融入到汉民族中去，但他们曾经掳掠了大量汉族人口，这些汉人在鲜卑族中繁衍生息，一方面被鲜卑文化所改造、影响着，一方面又将中原地区的文化不断的传入到鲜卑社会。
考虑到民俗习惯的延续性与稳固性，这些迁入到鲜卑社会的汉人，很可能有相当一部分还保留在汉族社会中习俗，并逐渐的对鲜卑社会施加着影响。
同时，在与中原地区长期的政治、经济以及思想交流过程中，中原地区汉族的先进文化逐渐改造着鲜卑社会，这一改造过程是长期的，直到北魏孝文帝时期推行全面汉化政策，鲜卑族的汉化进程方始完成。我们观察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具体内容，有关于民俗习惯的改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关于鲜卑族的姓氏，孝文帝规定统一改汉姓，如皇室拓跋氏诏改姓为元氏，另有独孤氏改为刘、丘林氏改为林、出大汗改为韩等。
在服饰上，禁胡服而穿汉服，并定五等公服，并给尚书五等品爵已上朱衣玉佩大小组绶，将汉赋的等级制也照搬过来。语言上，则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全面的推行汉语。
婚姻上，则推行汉族与鲜卑族的全面通婚，力求使两个民族建立起稳固的血缘纽带。礼制上，推行制礼作乐，全面的模仿汉族礼制文化。
同时，进一步的学习和吸收汉族的典章文物，制度与社会生活方式，推进了北朝鲜卑社会的全面汉化。
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的目的
从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内容来，其根本目的在于为了改革鲜卑人的旧俗，其对汉族习俗的借鉴与吸纳是全方位的，无论是婚姻、服饰、语言乃至血缘关系、社会伦理方面都接而受之。
孝文帝改革，其范围之广泛，内容之深入，无异于一场对鲜卑社会翻天覆地式的改造，对鲜卑人而言，意味着抛弃过去的生活方式，而进入到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我们可以想象到的是，如果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与鲜卑人，传统的生活方式是格格不入的，是不被鲜卑人民所接受的，那么这种改革必定会遇到相当大的阻力。
孝文帝的改革进行的非常顺利
但从相关的历史记载来看，孝文帝的改革基本上进行的非常顺利，鲜卑社会的汉化进程是十分顺畅而自然的。
这一方面说明了孝文帝，对北魏鲜卑社会的的有效统治，另一方面，也充分证明汉族的习俗在鲜卑的社会生活中，有着长期而深入的文化基础，已经为鲜卑人民所接受了，孝文帝的改革只不过是，来自于官方的自上而下的助推剂，而事实上的汉化，已经早已在鲜卑社会的民间生活中开始了。
这种转变必然是伴随着与汉族人民长期的交流，而产生的一种潜移默化的历史进程，如果我们向上追溯，我们应该可以看到，在鲜卑族与汉族开始大规模文化交流的汉代，正是这一进程的起源。
在汉代鲜卑、乌桓社会的民间范围，汉族风俗对他们的潜移默化，已经如春风润物般悄无声息的开始了。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很多可能是鲜卑、乌桓的民俗习惯在汉代也传播到了中原地区，并由于其特殊的民族风情，得到中原地区人们的喜爱。这也显示出北方游牧民族的民俗习惯在中原地区的流行。
至于挹娄族，由于汉代其与汉族的直接接触很少，而且其社会发展还相当原始，因此汉族的风俗习惯对挹娄人的影响则并不显著。
结语
总而言之，民俗文化作为区域性与民族性，最强的一种文化表现形式，在汉代的东北边疆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之间，也是差别最大的文化外在表现。
但与此同时，由于汉文化在政治、经济乃至思想领域在东北地区的全面传播，汉民族的很多风俗习惯，也逐渐的被东北边疆民族所接受，所谓东北地区汉文化圈的雏形，在汉代已经基本呈在我们眼前了。
参考内容来源：《后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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