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楚辞
在诗歌的百花园中有一枝奇葩，这就是楚辞。楚辞是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作的诗歌，是继《诗经》以后出现的一种新诗体。因屈原所作《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又称“骚体诗”。
楚辞的代表作家除屈原外，还有宋玉、景差、唐勒等。楚辞这种诗体地方色彩异常突出，诗中多描写楚国山水和楚国的物产。另外，楚辞是用楚地方言的音调来吟诵的。隋唐以后楚辞音调读法失传，后世只能讲解它的意义了。
楚辞与《诗经》是中国诗歌的两大源头。两者比较，艺术上有很多区别：体制上，《诗经》多四言句，楚辞多长短句；章法上，《诗经》多同一章节的反复，楚辞章法多变，很少反复；字数上，《诗经》篇幅较短，楚辞字数多、篇章长，如最长的《离骚》有373句；风格上，《诗经》质朴无华，楚辞绚丽多彩；创作方法上，《诗经》多现实主义篇章，楚辞多想象夸张，常将神话、传说、山水神鬼纳入诗中，构成浪漫主义画卷。
总之，楚辞这种诗体扩大了诗歌的表现力，开创了新的艺术形式。
二、赋
“赋”的字义是铺述，这种文体的特征是“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就是要运用铺陈夸饰的手法来直陈其事，用新奇美丽的辞藻来描摹事物（体物），抒写情志。
赋是介于诗和散文之间的一种体裁，讲求字句的整齐和声调和谐，描写事物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而于结尾部分往往发一点议论，以寄托讽喻之意。
赋萌生于战国，兴盛于汉唐，衰于宋元明清。在汉唐时期，有只作赋而不写诗的文人，却几乎没有只作诗而不写赋的才子。建安以后乃至整个六朝时期，对赋的推崇甚至于诗。
“赋”字用为文体的第一人应推司马迁。在汉文帝时“诗”已设立博士，成为经学。在这种背景下，称屈原的作品为诗是极不合适的。但屈原的作品又往往只可诵读而不能歌唱，若用“歌”称也名不正言不顺。
于是，司马迁就选择“辞”与“赋”这两个名称。真正把自己作品称为赋的作家第一人是司马相如。而后，到西汉末年，文人们就常以“赋”名篇自己的作品了。
赋大致经历了“骚赋、汉赋、骈赋、律赋、文赋”几个阶段。赋在结构上一般可分为三个部分，前面有序，说明作赋的缘由，用不押韵的散文或骈体文；中间是赋的本身；后面有“乱”或“讯”的部分，对全篇作小结。在形式上，赋字数不限，但以四、六言为主。
至于赋的作用，班固说：
“或以抒下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
也就是说，赋的作用是用来表达人民的愿望，讽喻政宁。借景抒情，铺叙风物，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托物言志，卒章显志，以寄讽喻之意是它的写作特点。
三、乐府
“乐府”是古代封建王朝设立的专门掌管音乐的官署，它的具体任务是制定乐谱，培训乐工，搜集歌词。“乐府诗”是指这个机构为配制乐曲而由文人制作或从民间采集的诗歌。这些诗歌主要是用来入乐的，但并不全部入乐。
魏晋时期开始把“乐府诗”简称为“乐府”，于是“乐府”也由机构名称演变为一种带音乐性诗体的名称。
汉乐府诗，从句式上看，三言、四言、五言、七言都有，完整的五言体已经很多，但主要是杂言。
汉乐府诗中七言体的诗并不多，但整齐的五言体的诗却不少，如《陌上桑》、《焦仲卿妻》等著名的长篇，全都是五言体的。另外，一些小诗也都是五言体，如：
“江南可采蓬，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两汉乐府古辞从篇章上看，有不到十字或仅十多字的短篇，也有千字以上的长篇。题材也极广泛，抒情、叙事以及富有哲理性的作品都有，但以反映社会现时生活的叙述性题材居多，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特色。古乐府命题多用歌、行、曲、引、吟、谣等来命名。
中唐时期由白居易、元稹倡导，发起了以创作新题乐府诗为中心的新乐府运动，新乐府是指唐人自立新题而作的乐府诗。初唐诗人写乐府诗，多数袭用乐府旧题，但已有少数另立新题，新乐府则大量的另立新题，用乐府诗体描写时事。
四、格律诗
格律诗是诗的一种体裁，它在盛唐以后逐渐形成，它是按照一定的平仄和押韵要求，把诗句进行格律化，后人为了区别于没有格律化的古诗，就称之为近体诗或今体诗。它规定诗有定句，句有定字，字讲平仄，严格压韵，而且律诗的中两联要对仗等。
它是根据汉语一字一音，音讲声调的特点和诗歌对音乐美、形式美、精炼美的特殊要求而产生的，所以具有相当强的生命力而流转不息。
格律诗对声律的要求极为严格。声律包括压韵和平仄，其中又以平仄最重要。格律诗一般有五言和七言两种，五言就是五个字一句，七言就是七个字一句。
四句的五言格律诗叫五言绝句简称“五绝”；八句的五言律诗简称“五律”，四句的七言格律诗称七言绝句简称“七绝”，八句的七言律诗简称“七律”。另外，八句以上的分别称“五言排律”和“七言排律”。
五、词
词是一种诗歌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一种，亦称宋词、曲子词、诗余、长短句。
词始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形成于唐代，在宋代达到其顶峰。一开始伴曲而唱，所以写词又称作填词、倚声。后来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诗歌艺术。
词牌，也称为词格，是填词用的曲调名。词最初是伴曲而唱的，曲子都有一定的旋律、节奏。这些旋律、节奏的总和就是词调。词与调之间，或按词制调，或依调填词，曲调即称为词牌，其通常根据词的内容而定。
宋后，词经过不断的发展产生变化，主要是根据曲调来填词，词牌与词的内容并不相关。当词完全脱离曲之后，词牌便仅作为文字、音韵结构的一种定式。一些词牌，除了正名之外，还标有异名，或同名异调。
按长短规模分，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
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按创作风格分，大致可以分成婉约派和豪放派。
宋词主要有两种风格：一种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写得奔放自由，音律上不很讲究，实际上是朝着脱离音乐而成为书面文学的方向发展；另一种则保持委婉的抒情风格，在音律和修辞上精益求精，到了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等人手中，填词成为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
六、话本
话本简称“话”，是宋代“说话”（说书）人的底本，“说话”就是讲故事，类似现代的说书。
随着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居民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不仅有众多的官吏和士兵，还聚集着大量的商人和工匠，形成了一个新的市民阶层。各种民间伎艺都向城市汇合，以适应新的城市居民的文化需要。
北宋东京、南宋临安等大城市里，有着数十座称为“瓦舍”或“瓦子”的综合性的游艺场，每座“瓦舍”中，又有若干座“勾栏”（类似后代的戏院），分别上演杂剧、诸宫调和“说话”等各种伎艺。
南宋时，“说话”通常分为“小说”、说经、讲史和合生四家。“小说”又称“银字儿”，专讲短篇故事，题材非常广泛，举凡爱情、公案、神怪以及历史故事等，几乎无所不包。讲史，专说历史故事。说经，包括“说参请”、“说诨经”，专讲宗教故事。
合生，也作“合笙”，滑稽而含玩讽的称“乔合生”。有人认为可能是两人演出，一人指物为题，一人应命说咏，形式灵活，似乎并无故事情节，近似现代的相声。此外，还有“说诨话”（说逗笑的话）、“商谜”（猜谜）。由于合生、说诨话和商谜等无话本传世，其演出形式与作品内容已无从确知。
话本的作者几乎都是无名氏，创作后又经不断补充润饰，多数经过文人加工。“小说”家所用的话本，都是短篇故事，通常即称为“小说”，如《新编小说快嘴李翠莲记》等，见于记载的篇目达一百四十多篇，现存不过二三十篇，散见于《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诸书。长篇的讲史话本，一般称为“平话”（“评话”），如《新编五代史评话》等，传世的还有《大宋宣和遗事》、《全相评话五种》等。
话本的语言以白话为主，融合部分文言，间亦穿插一些古典诗词。话文作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语言生动、泼辣，富于表演力，作品的主角多为手工业者、妇女、市井商人等，为新兴的市民阶层所喜闻乐见。对后代的通俗文学和戏剧、曲艺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七、唐代传奇
中国小说发展到唐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唐人小说之称为“传奇”，始自晚唐裴铏的《传奇》一书，宋以后人遂以之概称唐人小说。对于小说，历代正统文人总是采取鄙视态度的。但是实际上，当时参加传奇小说创作的人，却有不少是著名的历史家、古文家或诗人。唐人传奇由于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在思想艺术上都取得新的成就，已经逐渐改变了人们的传统看法了。
唐代传奇的兴起和发展，首先是由于唐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给传奇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它由单纯的谈神说鬼，向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发展。同时，随着商业经济的发达，市民阶层兴起，为了满足他们对文化娱乐的需要，产生了“市人小说”，为文人的传奇提供了一些新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方法。
而唐代举子们的“温卷”，对传奇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所谓温卷指的是，唐代的士子先通过当时的名人将自己的姓名让主管考试的官员知道，然后把自己所写的东西，如传奇、诗词等，投交给他们。由于名利关系，“温卷”的风气，到中晚唐尤为盛行，这和唐代传奇的发展情况也是一致的。此外，佛道教义、神怪传说的流行，对传奇创作也有相当的影响。
唐代小说的发达，也是文学本身不断发展的结果。唐代传奇作家如王度、沈既济、陈鸿，都是史官。他们利用《史记》以来传记文学的传统经验，使本来只是粗陈梗概的小说，体制更为阔大，波澜更加曲折，人物性格更加鲜明，这是很自然的。
其次，唐代变文、俗赋、话本、词文等通俗文学的盛行，对传奇的创作也很有影响。
最后，唐代古文运动与诗歌的发展，也影响传奇的创作。
这不仅表现为一些传奇作家如沈既济、李公佐、白行简、陈鸿、沈亚之等和古文运动、新乐府运动的作家有过联系；更重要的是新乐府运动的现实主义精神既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传奇作家面向现实，而古文运动对文体的解放，又使传奇作家能够充分利用其成功经验，自由地抒情叙事。
再则唐传奇如《长恨歌传》、《莺莺传》、《李娃传》、《无双传》等，都是小说与诗歌相辅而行，诗人与小说家互相协作，比如白居易写了《长恨歌》，陈鸿就写了《长恨歌传》；元稹既是写《莺莺传》的小说作家，又是写《李娃行》的诗人。
正是在各种文学形式的交互影响下，形成了唐代传奇以诗歌与散文结合、抒情与叙事结合的独特风格：既有美妙的意境，又有细致的刻划；既有丰富的想象，又有如实的描绘。因此无论就现实意义或美感价值来看，唐代传奇都超过了六朝志怪小说。
八、杂剧
杂剧是古代戏剧样式，为中国戏曲的发展奠定了艺术基础。它是在前代戏曲艺术、说唱艺术尤其是在宋官本杂剧和金院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约在金末元初之际，经历了逐渐完备的过程而趋于成熟。到元朝统一全国之后，杂剧进入了繁荣时期。
杂剧的体裁，首先是一本四折的形式，这是受宋杂剧演出时分为四段的影响。四折之外又可以加一、二个“楔子”。“折”相当于一场戏，但在一折中，场景却可有所变换。“楔子”的篇幅比较短小，通常放在第一折前，起类似序幕的作用；也有放在两折之间作为剧情的过渡，它是四折一本形式的重要补充部分。
个别杂剧亦有突破四折一本的形式的。如《赵氏孤儿》为五折。一般说来，一本为一剧，但也有一些作品超出一本，如《西厢记》即为五本。 杂剧有三个构成部分：宾白、唱词、科介。三者交相配合，推动剧情发展，刻画人物性格。“宾白”有起串联唱词、交代内心活动、人物间交流的作用。
元杂剧是一种歌舞剧，因而“科介”包括人物动作、表情、武打、歌舞以及音响效果等内容。
唱词是杂剧中重要构成部分，由同一宫调的数支曲子组成。曲的排列有一定格式，但又有多样的变化，要求每一支曲子的音乐前后必需衔接。曲文要协律，符合曲牌规定的格律，平仄要和协。
此外，曲文中可加衬字，并可利用丰富的对仗形式：偶句对、鼎足对、连璧对、隔句对、连珠对，等等，增加曲文的修辞色彩。
杂剧角色分为三大类：末、旦、净。每类中又可根据人物身分分为正末、外末、小末；正旦、外旦、搽旦等等。杂剧采用一人主唱方式，由正旦或正末为主角，全部唱词都由主角一人唱到底，其他角色一般没有唱词。
根据主唱人是正旦还是正末，杂剧又分为“旦本”和“末本”。但一人主唱并不等于一个角色主唱，正旦或正末根据剧情需要，在某一折中，可以改扮另一角色，担任主唱。
九、散曲
散曲实际上是一种变化了的歌曲，词是它的源头。根据王国维的统计，元曲曲牌出于唐宋词牌的有七十五种之多。所以，有人把散曲叫做“词余”。
在两宋时期词得到了高度的发展，产生了苏轼、李清照、辛弃疾等著名作家。到了南宋，由于词人远离现实生活，片面地追求文词的工丽和音律的优美，词就走向了衰落。
与此同时，民间对娱乐歌曲的需要并没有停止。民间长短句歌词，从中晚唐以来，经过长期酝酿，到了宋金对立时期，又吸收了一些民间兴起的曲词和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乐曲，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诗歌形式，这就是当时流传在北方的散曲，也称北曲，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元曲。
在北曲酝酿成熟的过程中，金代的诸宫调对于音乐的整理定型和文字表达的提高起了重要的作用。其后，这种曲子一方面用于杂剧，成为剧中的唱词，另一方面作为独立的抒情乐歌，也就是“散曲”。
现存最早的可以正式称为“散曲”的文人作品，出于金末著名诗人元好问之手。到了元代，众多的文人加入散曲的创作队伍，于是形成了散曲的繁荣。
散曲包括小令和套数两种主要形式。小令是独立的曲子，它原来是流行于民间的词调和小曲，句调长短不齐，而有一定的腔格。它和词不同的地方是用韵加密了，几乎每句都要押韵，没有双调或三叠、四叠的调，可以在本调之外加衬字。
套数是由若干支单调的曲子，按一定的联缀格式组织起来的。套数中的短套，有的只有两个曲子，长套则有用三十多个曲牌的。
十、章回小说
章回小说，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主要形式。其特点是分回标目，段落整齐，首尾完整。这种形式由萌芽到成熟，经历了较长的发展过程。“章回”的“回”的意思是“次”。
宋元说话人演说长篇故事，非一天一场所能了结，每场讲演一段，为了吸引观众，讲到紧要关头，就宣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下回，也就是下一次。因为每场讲演的时间大致相同，所以每回故事的长短也大致相等。所以，宋元时期的说话人据以讲唱的底本，也就是长篇话本，已具有章回小说的雏形。
长篇话本由于故事内容复杂，篇幅较大，为了讲述的便利，就有了分卷分目的必要。如《全相平话五种》中的《乐毅图齐》，分为上、中、下三卷，各卷又依故事内容，分立若干小题目。这就是最早的小说分回形式。
元末明初，出现了一批文人作家根据话本加工、再创作的长篇小说，如《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
这些小说各分为若干卷，每卷又分作若干则，每则各有题目，如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分为24卷，240则，每则的篇幅大致相等，各用整齐的七言单句作标题。这时小说的回目虽没有正式创立，但章回小说的体制已大体形成。
到明代中叶，小说的回目正式创立，标明“李贽评吴观明刻本”的《三国演义》，改240则为120回。这个时期创作的小说，如《西游记》、《封神演义》、《金瓶梅词话》等，都分回标目，只是有的回目用单语，有的回目上下句往往对仗不工。
明末清初，回目采用工整的偶句，逐渐成为固定的形式。自此以后直至近代，中国的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普遍采用这种形式。这种形式并常为文人创作和加工的短篇话本所采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