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语是一种广泛存在于各民族语言中的典型语言单位，反映出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同人类活动的诸多领域相联系，负载着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编码。熟语是文化认知和文化价值信息最为典型的语言载体，以四字格成语为代表的汉语熟语更是中国语言文化极为珍贵的瑰宝。熟语在跨文化语境中展现出极强的人文性特征，全球化语境中的熟语文化研究构成了当代文化语言学极为重要的一个研究范畴。
西方“民族熟语学”：以挖掘“文化价值”为核心
“民族熟语学”（Ethno-phraseology）这一概念最早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维兹比卡教授（Anna Wierzbicka）提出，并由皮特斯（Bert Peeters）教授完善，成为当代西方文化语言学的代表性研究范式。皮特斯基于对法语语料的长期积累与研究，创造性地将波兰语义学派“自然语义元语言”理论（Natural Semantic Metalanguage, 即NSM理论）同西方文化语言学的研究范式相结合，并广泛吸收了斯拉夫民族语言学诸如“文化价值”“语言价值观”等核心概念，创造性地提出了“应用民族语言学”这一学科范畴，包括民族语用学（Ethno-pragmatics）、民族熟语学、民族修辞学（Ethno-rhetorics）、民族句法学（Ethno-syntax）、民族价值论（Ethno-axiology）、民族词汇学（Ethno-lexicology）等六个分支领域。
民族熟语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文化突显短语”（culturally salient phrases）和习语（idioms），以寻找作为这些短语和习语建构基础的“文化价值”为研究目的。“文化突显短语”概念中的“文化突显”主要体现在语义层面，即语义上具有鲜明民族性、文化性的短语。民族熟语学的一般研究路径如下：将熟语“转译”为“自然语义元语言”（NSM）；在自然语义元语言的基础上，对熟语本体及应用做进一步的语言学分析；对熟语中突显的文化价值信息进行识别；在其他语言单位及非语言单位中进一步鉴别和验证从熟语中识别出的文化价值信息。
民族熟语学的创新之处，首先在于其拥有非常完整的理论研究体系，以及建立在NSM理论之上的非常严谨的方法论体系，相比之前的研究更具科学性。由于NSM理论为跨文化语境中描写、比较不同语言的意义提供了极强的分析框架，因此民族熟语学这一研究范式非常适合对不同民族语言中的熟语单位进行跨文化比较。同时，它在对熟语本体进行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注重熟语之外语言材料以及非语言材料的收集和整理，并以此为基础，对在熟语中发现的文化价值作进一步交叉论证。这一研究路径将熟语文化价值研究同词汇、语用、修辞、句法等其他语言学研究范畴相联系，并且可以运用方言学、民俗研究、民族志等方法对研究结果作进一步论证，避免了研究结果的片面性和主观性。在以文化价值为核心的西方文化语言学整体研究体系中，极大的拓宽了熟语文化研究的视野。
斯拉夫熟语文化研究：建构民族文化价值体系
斯拉夫熟语学研究有浓厚的人文主义和语文学传统。正如斯捷潘诺夫（Ю.С. Степанов）所说：“语言是按照人的尺度建立的，这个尺度就记录在语言的自身组织中，语言就应该根据该尺度进行研究。因此，语言学的主流将永远是一门‘人说的语言’和‘语言中的人’的科学。”在当代斯拉夫熟语学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对于熟语的研究越来越偏重民族文化语义研究，即将熟语语义研究同民族历史、民族文化等研究范畴联系在一起。同时，斯拉夫熟语学研究并不局限于其本民族的语言文化，研究视野具有显著的跨文化性。切尔丹采娃（Т.З. Черданцева）曾指出，熟语和一个民族的世界观、精神世界以及民间风俗等文化传统直接相关；而邦达列托夫（В.Д. Бондалетов）则提出，熟语是民族语言中“最小的诗意语言单位”。以当代俄罗斯熟语学为代表的相当一部分斯拉夫熟语研究，均可以看作是文化语言学研究的范畴。
20世纪90年代以来，捷利亚（В.Н. Телия）所代表的“熟语语言文化学分析派别”成为当代斯拉夫语言学界的显学，该学派主要从语言与文化的主体——“人”的视角，来阐释语言的文化语义；认为熟语是一种微型文本单位，是民族心理的尺度，是民族文化的定型。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捷利亚主张将熟语的文化内涵信息、民族文化定型等研究与词典编纂学相结合，重新编写熟语词典中的词条。她认为，熟语单位的语义信息包含两个维度，即普遍维度和民族维度。普遍维度的语义信息可以通过对熟语语义的一般性解读来实现，而民族维度，即熟语的民族文化定型信息，则往往需要通过对熟语的“内部形式”进行文化分析才能得以实现。
拜拉莫娃（Л.К. Байрамова）的熟语价值论研究则彰显了当代斯拉夫熟语文化研究的最新发展趋势，其编写的《俄语熟语价值辞典》是俄罗斯第一部从价值论的角度编纂的俄语熟语词典，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在对大量俄语熟语进行量化分析的基础之上，她将映射在俄语熟语中的民族价值与文化编码进行了梳理，总结出了“社会实用价值”“物质实用价值”“道德价值”“宗教价值”等十组基本的价值范畴。在她的研究中，运用了“价值单位”（axiological vector）这一概念，认为每一组价值范畴中，都包含了大量的“价值单位”以及相关的民族熟语。比如，在“富有—贫穷”范畴下，关于“金钱与上帝”的子范畴中就包含着至少4个价值单位：“上帝高于金钱”“金钱与上帝不能共存”“金钱同上帝一样万能”“金钱高于上帝”；而每一个价值单位都有若干熟语单位作为支撑。由此，大量的民族熟语中的价值信息可以建构出一个复杂且有机统一的民族文化价值体系。
东西融合视野：推动我国熟语文化研究发展
现阶段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跨学科、跨文化研究越来越普遍，国外文化语言学以及熟语文化研究在现阶段的发展趋势，就是不断进行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的创新，以适应当代的多语言、多文化语境，而这也是国内熟语文化研究者所必须正视的客观环境。西方民族熟语学、斯拉夫熟语文化研究过往的有益尝试，为汉语研究者从汉语语境出发更好地认识熟语、研究熟语，提供了新的思路与研究范式。
在当代文化语言学的视角下，以文化隐喻、文化转喻等为基础的，隐藏在其表层语义之下的深层次文化语义，是熟语最核心的意义特征；民族文化价值和文化图式是熟语文化研究最重要的研究对象；熟语背后往往隐藏着丰富的民族文化代码，蕴含着各民族思维方式、语言个性、民族文化定型等多方面的文化认知信息，这些文化认知信息正是熟语区别于其他语言单位（词语、词组、句子等）的根本性特征。从结构语义来看，熟语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其各成分之间以及各成分与整体之间特有的固定语义联系。这种固定语义联系可能与认知层面上的隐喻、转喻相关，也可能与民族文化相关，根植于民族文化某一特定的历史语境，并且通过熟语这一语言单位留存下来；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以动态、复杂的文化概念化、文化隐喻、文化转喻等形式，在言语活动中不断地被感知与重构。本体论观照中的熟语起源与演变问题是跨文化语境中熟语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它与不同的历史地理信息、民族文化等元素相关，同人类活动的诸多领域如生产、日常生活、文化、经济、社会等相联系，反映出各种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代码，如民族心理、集体情感、传统习俗、民族精神等。
西方“民族熟语学”研究、斯拉夫熟语文化研究等国外理论，为中国的熟语研究者在跨文化语境中重新认识“熟语”这一范畴，提供了一个当代文化语言学的新维度。在吸收借鉴国际熟语文化研究理论成果的同时，中国的熟语研究者更应重视发掘本土语言资源，基于汉语熟语（如四字格成语、歇后语等）的特点，为熟语文化研究的发展贡献更多中国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7月7日总第1961期 作者：葛静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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