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晗，男，1985年4月出生。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庙岭分校（UNC-Chapel Hill）亚洲学系访问学者、 美国中部及西南部亚洲研究协会会员，兼任四川大学符号传媒学研究所研究员、内蒙古民族文化产业研究院顾问、深圳大学故宫学研究院研究员，至今已在中国大陆、台湾与德国出版中英文专著19种。本对话是韩晗接受CGTN记者杨学敏采访的访谈稿，部分内容与观点英译之后作为CGTN消息“Japanese donations spark debate about aesthetics of Chinese language”（2020年2月15日，署名杨学敏）的一部分，经韩晗与杨学敏共同授权同意，本对话全部内容中文版独家授权“语言与安全”公众号及其“澎湃”新闻平台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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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网上有人说从日本的标语和中国只会喊口号的对比中，可以看到国人对汉语修辞的审美能力下降了；但也有人认为语言不分贵贱，表达心意才是最重要的。您怎么看？您认为语言的优美性和语言的实用性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
韩晗 ：我先申明我的观点：语言的优美性与语言的实用性是成正比的，越是优美的语言，就越能深入人心，不是语言越粗糙就越实用，这就是为什么“风月同天”一下子能够唤起大家共鸣的原因。
语言当然不分贵贱，但是分雅俗，现在汉语修辞到了最危险的历史时刻，为什么？“卧槽”、“尼玛”这样的粗口俯拾皆是，再不挽救，我们的子孙可能连“武汉加油”都不会讲了，记得一位网友前几天写了一篇文章，说“武汉加油”很好了，他觉得还可以说“给劳资挺住”，这是比下限，“劳资”是“老子”的谐音，等于“挺住了”就是我的儿子，那别人要不要挺住呢？这当然是对汉语的侮辱。所以我重提保卫汉语修辞，是基于汉语自身本身有高雅的修辞传统，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传统文化遗产，不能被我们轻易弄丢了。
不是越粗糙、粗俗越能表达心意，如果你想表达心意，必须要抛弃粗糙、粗俗，并回到高雅的修辞，别无他路，非这样做不可。这就像是过年时人家给你的群发拜年短信，无非走个过场了事，心意大约为零。不止一个朋友告诉我，群发的短信，他根本不回复。因为这就需要语言让别人感受到你的心意，粗糙的语言人家根本感受不到，语言的实用性当然也是镜花水月。
记者 ：您觉得有哪些因素导致人们的这种语言审美能力下降了？您觉得互联网的发展、以及全球化下全民学英语浪潮是否对此也产生了影响？
韩晗 ：我觉得造成这个语言审美能力下降的因素有很多，最关键原因在于我们自己本身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没有真正吃透，这一问题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一直蔓延至今，是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这里就不展开说了。用一句话说就是：中华文化在全球化冲击下，我们长期缺乏必要的民族文化自觉。
民族文化自觉意识不足，就会让我们对母语之美感悟不深。全民族的汉语审美能力由我们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了解程度来决定，这不是背几句诗就可以弄通弄懂的，很多人会背不少诗词，但是关键时候嘴里蹦出的还是“卧槽”，为什么？当中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广告、标语、口号、新闻稿乃至文学作品都充斥着粗糙、粗鄙、粗俗的语言，整个汉语环境都不敢恭维，这是在糟蹋作践我们自己的母语。从小读着这样的语言长大，并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下潜移默化成长起来的人，汉语审美能力当然会问题多多。
相反，我认为互联网的发展并不会导致汉语审美能力下降，因为互联网是一个全球化现象，确实会有一些网络语言充斥在不断丰富的汉语体系当中，如这两年来出现的“真香”、“奥利给”、“酸了”与“盘它”之类网络词汇，谈不上粗鄙，但起码不是最好的修辞，我认为连一般的修辞都谈不上。互联网是现实社会的镜像，我们现实生活如是，互联网当然也如是。而且据我有限的了解，英语、法语、意大利语与阿拉伯语并未出现因为互联网导致母语审美能力下降的问题，所以一个全球化的现象如果带来某一种语言的审美能力下降的问题，我想更多原因恐怕在于这一语言的使用者自身。
全民学英语这个问题是否会导致汉语审美能力下降？我认为关系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我也是一个孩子的父亲，周围也有很多同龄的年轻父母，我听到最多的声音是：学英语的时间太多了，会让孩子没有时间学语文。我认为这是一个语言观的问题，其实任何一种语言不是学习的，而是习得的，从小我们说话，都是学别人说，这就是我前面讲的，从小我们就没有机会去模仿高雅的汉语修辞，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只有后天弥补。英语当然也是习得的，只要朝着一流的英语修辞看齐，就能说不太差的英语，比如说莎士比亚的剧作、惠特曼的诗歌和维多利亚时代的散文，供学习的英语课本只是入门辅助工具而已。因此相反我认为，英语与汉语在修辞的等级上并不冲突，只要对标一流的修辞去努力，英语汉语都可以学的很好。你看，辜鸿铭、梁实秋、钱锺书都是一流的英语与汉语修辞大师。
钱锺书（1910-1998）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理论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TALIKING
记者 ：中国语言修辞是从什么时候发生剧烈变化，从而衍生出现在的这种比较刻板的公文文体的？
韩晗 ：这个问题说来话长，前面我说到了，汉语修辞的剧烈变化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因为“白话文运动”，现代中国在汉语修辞上最大的潮流就是让所有人都能听懂、会使用汉语，无论是来华外国传教士、“五四”知识分子还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是具有共识的，因为当时中国是一个文盲率很高的国家。因此，无论是社会启蒙、民族救亡还是国家建设，当然参与者越多越好，所以有了“打倒列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与“人民公社好”等具有鲜明时代烙印的代表性口号。因为建国之初全国有百分之八十的文盲，口号是最好的信息普及传播工具，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我们应当看到这些口号在历史上曾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们的意义当然不容抹杀。
但是今天的中国是一个亟需树立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的现代化国家，文盲占绝大多数早已成为历史。但是很可惜的是，我们大多数人的修辞习惯并没有更改。当“追俗”成为一种惯性之后，自然会离高雅越来越远。尤其是面对今天中国的年轻人，他们当中大多数都上过高中，不少还读过大学，我们如果还将几十年前口号式的表达方式时时刻刻作为信息的传播工具，他们当然不会看不懂，但是一定会觉得这不是他们想要的语言修辞。比如说，这次疫情蔓延，有些地方写“一人聚餐，全家隔离”、“今天上门，明天上坟”之类，这样的语言粗暴过甚，即使在几十年前也极其鲜见，已有践踏文明之嫌，不但沦为了年轻一代人的网络笑柄，更见证了我们在修辞上已经出现了退步的趋势。
再来看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新闻报道、公文讲话，实际上也是长期惯性之后的修辞僵化，形成了修辞上的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不同岗位、不同权责、不同错误，怎么可能都是同样的感受？实际上这也是为什么一些政府机构在危机时缺乏公信力的原因之一。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再来一场“古文运动”，在第一流的汉语修辞里面，寻找真正属于中华民族的表达方式。
记者 ：您为什么觉得提升人们对语言美的鉴赏能力很重要？它在我们生活中有着怎样的意义？
韩晗 ：语言是人类信息传播最基础的手段，一切都是语言的升华。譬如“图像语言”“程序语言”等等。这里的语言，就是泛指所有信息传播的渠道。语言鉴赏能力实在太重要了，我不是语言学家，所以可能有些观点可能会和主流学术界有一定差异、但是愿意谈谈浅见，我认为，语言鉴赏能力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如下两点意义。
从宏观上来说，有助于国家文化形象的传播。古人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首先我们要分得清“良言”和“恶语”，要多说“良言”，不说“恶语”。我担心的并不是口号、标语泛滥的问题，而是我们缺乏语言鉴赏能力，将粗俗当作日常，这将是汉语无法挽回的修辞灾难，因为全世界不只我们内地人说汉语，我们如何和港澳台同胞交流？海外侨胞又如何看我们？汉语是世界五大语言之一，无时无刻不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扮演重要角色，“卧槽”、“劳资”怎么翻译成其他语种？这对于国家文化形象传播，将有不可逆转的危害。
从微观上讲，可以提升生活幸福指数，语言是交流的工具，懂得鉴赏，就懂得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今天的人际交流，有时候让人觉得非常淡薄，人是需要交流的动物，这会让大家感觉到生活幸福指数都在降低。因为我们缺乏一流的修辞，连祝词都是“生日快乐”、“恭喜发财”的千篇一律，当然最近还流行“来年暴富”之类的话，这样的乏善可陈的祝词，削弱的不只是友谊的温度，还包括大家的生活幸福指数。事实上，中国人的交流曾经是非常高雅的，古人的生活幸福指数并不低。这在中国古代的来往信札、诗词歌赋中都能体现。比如说李白的《赠汪伦》、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与陆机的《平复帖》等等，这些既是中国古代极致的生活美学，更是一流的汉语修辞。
我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文化产业，知道今日中国的生活美学硬件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标准，比如说网上并不难买到仿制的清代笺谱，甚至还可以请人篆刻各种闲章，有的店铺还售卖精仿的中世纪羊皮信纸与鹅毛笔，这太让我惊叹了，这几年因为学术交流我常去欧洲，这些文创产品在欧洲都很难见到。硬件都不是问题，问题是这些东西你买到之后，写什么送给朋友？写“来年暴富”还是“恭喜发财”？如果我们能够写出无论是汉语还是英语的一流修辞，我想一定会大大增进彼此的友谊，大家的生活幸福指数也会有一个质的提升。
《平复帖》由宋徽宗命名，为西晋初年著名文学家、书法家陆机的一封书信，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书法作品之一，1956年，张伯驹先生将其捐赠给北京故宫博物院。TALIKING
记者 ：您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汉语修辞在当下必须要进行创新，您觉得要怎么进行创新？
韩晗 ：我想您说的是《为什么别人会写“风月同天”,而你只会喊“武汉加油”》这篇文章。在这里要区分两个概念，一个是口号，一个是诗歌，这是两种文体。口号有口号的用处，诗歌有诗歌的作用，前面我提到过，两者在功能上有交集，但是更多是差异。我在那篇文章中，提出汉语修辞的创新，并不是要消灭口号，而是希望我们的生活中可以多一些诗意。
我认为我们不能只会说“武汉加油”，这是词穷，有句成语叫理屈词穷，我们不输理还词穷，那就输在我们自己的修辞创新力上，很关键在于我们“书到用时方恨少”。我在大学里教书，我最喜欢教大一的学生，为什么？因为他们高中的记忆还在，班上大多数同学还能背下《将进酒》这样的长诗，但是高年级同学和研究生，如果不是中文专业，很可能连“雄州雾列”的下一句都接不上了，我还得通过教学一点点唤醒他们陈年的记忆。当然我不是批评大家不好好读书，前面我讲到过，我们比我们的祖辈那一代人绝大多数的文化水平要高，但是大家仍在修辞上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包括我自己在内，这需要大家一起努力。譬如这次疫情，我们自觉将口号改成“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可不可以？捐献的防护服上为什么不能写下“将军金甲夜不脱”？因此，在我看来，要论修辞创新，还是得要回望传统，用八十年代文化界非常流行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寻找文化的根”。
记者 ：要如何创新才能提升人们对汉语的掌握以及审美能力？
韩晗 ：这个问题太大了，即使在语言学界，这个问题也常被拿出来讨论。在这里我简单说两点。首先，我们要锻炼自己的汉语审美语感。掌握汉语不难，关键是懂得汉语修辞，这就依赖于汉语审美能力，知道什么是汉语之美。我想这需要我们大量的去阅读经典作品，形成一种近似于肌肉记忆的审美语感。比如说，我周围一些朋友喜欢写古体诗，结果写出来的诗歌不要说平仄不对，甚至都不押韵，四句四韵，连顺口都达不到，这就是语感有问题。当然这不怪大家，“五四”以后的新诗，多数是不押韵的，但是古体诗一定要押韵，这是基本常识。押韵之后再谈平仄，之后再在用词、意境上下功夫，因此首先我们要锻炼自己的汉语审美语感。
其次，我们要培养自己的汉语审美自觉。要主动去吸纳汉语修辞当中美的部分，比如说一些好的句子，是值得玩味的。现在我们是抓住一个好句子，不停地去阐释它，然后从审美到审丑，最后走向了恶搞。原因当然是我们自己懒惰，不愿意去找更多好的句子，这就是审美自觉缺乏。比如六神磊磊就举例，说“一别两宽，各自欢喜”就已经被“玩坏”了，现在这两句话随处可见，甚至还印在T恤上，这就滑稽了，因为这两句话出自于敦煌文书里的“放妻协议”上，不是什么祝福语。所以我预感，“山川各异，风月同天”的命运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其实像这样的句子其实在中国文学史里面不胜枚举，比这好很多的汉语修辞典范也数不胜数，包括现代文学史当中，也有很多一流的修辞，我们都可以品味学习，像朱自清先生的“黯淡的水光，像梦一般，那偶然闪烁着的光芒，就是梦的眼睛了”当然就是典范之一。把一流汉语修辞“玩坏”，说到底还是我们汉语审美自觉严重不足。因此，我们应当去积极培养自己的汉语审美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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