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接着学习《诗经》，在上一讲中我们知道了：
谢安曾经问众子弟《诗经》中哪一句写得最好，淝水之战的总指挥谢安的后辈谢玄回答：“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个答案让谢安非常不满意，他马上纠正说：“訏谟定命，远猷辰告。”因为这句话代表的了无比的“政治正确”。
这一讲谢安再度登场，问题还是老问题，唯一的区别是回答问题的人从带有文艺范儿的糙老爷们谢玄，换成了东晋第一才才女谢道韫。谢道韫的历史地位我们不必要争议太多，今天用来称呼和表达女子才华横溢的“咏絮之才”就来自谢道韫。
谢道韫选出《诗经》最好的句子是：“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这句诗出自《诗经大雅烝民》，传说作者是周代元老重臣尹吉甫。意思与创作背景是：周宣王时曾经派遣派仲山甫去齐地筑成，尹吉甫在仲山甫临别时作这首诗表达送别与倾慕之情，顺便赞美了周宣王中兴周王室的才能。
怎么看这句诗，怎么都了然无趣，毫无生机与感染力，一位在生活中充满小清新的才女怎么会对这句诗情有独钟呢？以至于后世《晋书》为谢道韫作传的时候，都不得不强加解释说谢道韫巾帼不让须眉。
谢道韫能够出色的完成谢安的问题，确切的说这是谢道韫高情商的表现，她既没有向谢玄那样的直言不讳，也没有如同谢安那样索然无味，她选择的这句诗从字面和寓意上来说虽然算不上唯美，但却有着一缕淡淡的朝气蓬勃。
之前我们说过《诗经》的首要作用是有助于道德教化，其次才是文字美感。对于那些“穷而后工”的诗句，柏拉图的看法比中国任何一位圣人都要严苛，他在《理想国》中借苏格拉底之口说过：
如果荷马真能教育人提高人的品德，他确有真知识而不是只有模仿术的话，我想就会有许多青年跟他学习，敬他爱他了。你说是吗？既然阿布德拉的普罗泰戈拉、开奥斯的普洛蒂卡斯和许多别的智者能以私人教学使自己的同时代人深信，人们如果不受智者的教育，就不能管好家务、治好国家；他们靠这种智慧赢得了深深的热爱，以致他们的学生只差一点没把他们顶在自己的肩上走路了。同样道理，如果荷马真能帮助自己的同时代人得到美德，人们还能让他（或赫西俄德）流离颠沛，卖唱为生吗？人们会依依难舍，把他看得胜过黄金，强留他住在自己家里的。如果挽留不住，那么，无论他到哪里，人们也会到那里，直到充分地得到了他的教育为止的。
这整一段话的重点在于：诗人并不能“管好家务、治好国家”，只配过着“流离颠沛，卖唱为生”的生活。从这一点来看，柏拉图似乎开展了一次“神预言”，就拿中国古代著名诗人而言，没有一个能够过上安定、平稳的生活。
无论是李白还是杜甫、无论是王维还是苏轼、无论是李商隐还是辛弃疾，他们一生都在跌宕起伏中摸爬滚打，感受世界上的一切沧桑和悲凉，这是巧合还是必然呢？我们应该知道人的灵性在落魄凄凉的时候最容易爆发，可以说这些伟大诗人的伟大创作其灵感正是来源于自身的颠沛流离。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柏拉图其实并没有“神预言”，他所做的只是一种道德谴责而已，具体是什么原因，“王庶文讲坛”在《诗经》的第一篇内容中有过介绍，欢迎扩展阅读。
准确的说，中国与古希腊并不同，中国古代并没有职业诗人，非但没有职业诗人，任何“专业性”在中国古代就不应该存在。这和我们今天的教育理念完全相反，今天无论从小学还是大学，无论是读文科还是读理科，其深层的目的都在谋求一门讨生活的手艺，可悲的是在古代手艺人的代名词叫做“小人”。
君子、小人原本是指的是贵族与平民，后来才套上了道德的帽子，被广泛化。古代对君子的要求就是四个字“君子不器”，作为君子应该关心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应该有任何专业性的手艺。
“君子不器”在这个世界上是普遍存在的认知，无论是孔子，还是罗素、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普遍认为：任何与专业挂钩的事情，都是下贱可耻的。一个社会如果开始推崇专业手艺，那么也就意味着他们已经进入了平民社会，中国在宋朝的时候达到这个阶段，所以“君子不器”在宋朝以后只广泛的流传在文人、士大夫之间。
好了，关于“文艺女青年的诗歌恶趣味”的内容就到此结束吧，今天的内容您只需记住三点：第一、关于《诗经》中最好诗句的问题，谢道韫回答的非常得体，她用极高的情商迎合了政治大佬谢安的“恶趣味”；第二、在柏拉图看来诗人并不能“管好家务、治好国家”，只配过着“流离颠沛，卖唱为生”的生活；第三、我们略微讲解了“君子不器”的道理，这个问题希望您能够记住，以后还会多次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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