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对诗体改革的主张分为两派，一派由钱玄同、胡适带头提倡“自由体”。另一派由宗白华（一八九七～一九八六）闻一多（一八九九～一九四六）带头主张“格律体”，这两派对新诗的形式，都作了认真的探索。
若说分成自由和格律两派差强人意的话，这四个带头人的选择，便不是很恰当。钱玄同为胡适的《尝试集》作序，里边一句不知是为作者打气还是令他泄气的话，他举《诗经》、《楚辞》、《汉魏乐府》、陶渊明、白居易、宋词、元曲等例之后说，“可见用白话做韵文，是极平常的事。”幸好他开头有言“用今语达今人的情感，最为自然”，道出了新诗存在的理由。章太炎是以有韵与否来区别诗与非诗的，其弟子钱玄同也直截了当地把胡适提倡的白话作诗改称白话作韵文，在他看来，韵文就等于诗，这与胡适的看法相差甚远。说钱玄同带头提倡自由体，令人费解。
胡适虽带了头，但他的自由体，无论主张还是实践，远不够做“自由体”的标本。胡适的《谈新诗》主张“压韵乃是音节上最不重要的一件事”，“至于句中的平仄，也不重要”。他认为“诗的音节全靠两个重要分子：一是语气的自然节奏，二是每句内部所用字的自然和谐”。 这样一来，就与散文没有什么区别了，这等于从形式上取消了诗的特征。
一九二零年之后，郭沫若的自由诗，创作和主张——还原主义语言观加上自发主义创作论，迅速取代了胡适的影响，因为郭沫若在追求白话诗的自由度上比胡适走得更远，恐怕比任何人走得也都更远，他认为“诗的本职专在抒情，抒情的文字便不采诗形，也不失其为诗”。正是这样的主张，导致了早期白话诗在艺术上的粗率，也败坏了白话诗的声誉。为矫正这一时弊，格律派出现，或称白话诗写作的第二次兴起。
新格律诗派的正式出场，以徐志摩主编《晨报·诗镌》在一九二六年创刊为标志，闻一多、朱湘等人参与其事。这一“新诗形式运动”思潮的源头却可溯至刘半农、陆志韦更早时期的探索。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的导言中说，“第一个有意实验种种体制，想创新格律的，是陆志韦氏。”陆志韦认为，“诗的美必须超乎寻常语言之上，必经一番锻炼的功夫。节奏是最便利、最易表情的锻炼。”
梁宗岱，通常不被归入新格律派，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主持《大公报·诗特刊》，他撰写的发刊词，描述了当时的诗歌现状：“如果我们不为‘新诗’两字底表面意义所迷惑，我们将发现在诗坛一般作品——以及这些作品所代表的理论（意识的或非意识的）所隐含的趋势——不独和初期作品底主张分道扬镳，简直刚刚相背而驰；我们底新诗，在这短短的期间，已经和传说中的流萤般认不出它腐草的前身了。”
解志熙曾披露了唐钺、潘大道、李思纯三人在新诗形式探索上曾经的见解，这是鲜为人知的材料。
诗歌新形式的探索，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文学评论》为主要阵地，有过热烈深入的讨论，何其芳、王力、卞之琳、林庚、陈义劭等人纷纷撰文，在什么是格律的核心，以及平仄、音尺、音步、顿、压韵、节奏的重要程度等系列问题上，彼此的意见分歧很大，古诗的影响，外国诗的影响，以及民歌的影响，可以在这些争论中觅得回声。
综观新格律诗派走过的道路，学理上的探询范围很广，各种主张之间的交锋相当深入，但是模范的白话格律诗作品太少，因此未能对于新诗的读者产生广泛的影响。一种新诗体，端赖优秀的诗人和诗作才能成立。今日写新诗评新诗的人，可以从早年这些有价值的讨论中获得进益。
毛泽东一九六五年给陈毅的一封信中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 “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的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这是他于诗歌的意见。
毛泽东所写五十首左右古体诗词，一九四九年特别是一九五七年公开之后，无疑成为那个时代被阅读最广的诗歌文本，“文革”当中，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编辑和印刷过多种版本的主席诗词，虽然大抵不是正式的出版物，但其中不乏封面设计精美，注释详尽的善本，还有将数十位权威人士的评论汇集于一册，显示出这些不署名的编者良好的古典文献素养。
白话文运动的成就，主要表现在白话文的作品上。白话文能不能代替文言文，要看写作实践。五四时期，白话论文在表现新思想、批判旧思想上，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如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论文，虽在语言上有不同的风格，但在说理上都有明白、清晰、准确、富有逻辑力量的特点。这就叫那种不宜说理的文言文相形见绌。
曾国藩云，“古文无施不宜，但不宜说理耳。”这是他之前的状况，其后，康有为的古文，梁启超的新民体擅长说理，虽已不是古文，尚未脱文言；章太炎的古文，讲究道理不比白话文逊色，章士钊的古文被钱基博目为逻辑古文，另有严复的古文，不仅言说中国固有之理，外国的道理也不成问题，此五位为曾文正公所不及见也。鲁迅早年所著《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以及《破恶声论》，可以视作文言说理文很好的例证。以《新青年》为例，当初创办之时，皆以文言出之，包括提倡白话的文章，亦文言所作。后来从一九一八年四卷一号起改用白话行文，并非是感到文言之不敷用，乃是为了率先实行自己的主张有意为之。文章本为达意而作，什么文体，首先取决于作者的修养或说武库，其次是读者对象，第三应当考虑欲达之意适合哪种文体，白话文之被古代作者选中不外乎此，《朱子语类》和《金瓶梅》，只有用白话文才做得。
白话论文这个概念是含糊的。学术论文、文学评论、科学论文等皆位在其中。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屈子文学之精神》《文学小言》等，开新式文学论文之先河。说它新，乃作文的理念和使用的方法，表述上以文言还是白话，远没有那么重要。写文言的人，没有不会口语的，为了达意的需求，将必要的口语说法引入文中，从来不被禁止，也没有人画地为牢。文言本身既有古今一致处，也多有每个时代的变通处，且此两处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深奥典雅或是浅显直白，乃个人的文风和行文策略，文言可以写得浅白，白话亦颇能典奥，笼统地认为文言“不宜说理”，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偏见。《科学》杂志创刊于一九一五年，是中国最早采用横排和新式标点的刊物，但直至五四之后，它的论文还是文言体，此前的《万国公报》《格致汇编》也有大量的文言体科学论文或著作，无论作者还是读者，没有觉得形式与内容之间有不相容处。刘师培《中古文学史》、王国维《宋元戏曲史》、鲁迅《汉文学史纲》《中国小说史略》，晚近些的钱锺书《管锥编》，咸以文言出之，后来出版的大量同类题材的白话文学史和学术文章，未见得让前者“相形见绌”。
新思想、旧思想的根本差别在哪里？德赛二先生在中国社会中遭到挫折的程度，恰成为衡量其真伪的一个标志，如果畅通无阻大行其道，是否正说明了它并不是真科学真民主，而是旧势力临时打扮成科学和民主的样子了呢？
在文学上，散文、小说、诗歌等文体，都开了新生面。特别是一九二一年，鲁迅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的发表，郭沫若诗集《女神》的出版，为白话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阿Q正传》更是中国现代白话文学中赢得世界声誉的第一部杰作。
郭沫若回忆往事，“说来也很奇怪，我自己就好象一座作诗的工厂，诗一有销路，诗的生产便愈加旺盛起来。在一九一九年于一九二零年之交的几个月间，我几乎每天都在诗的陶醉里。每每有诗的发作袭来就好象生了热病一样，使我作寒作冷，使我提起笔来战颤着有时候写不成字。”大约中国自有诗以来，很少有这样“扶着乩笔”作诗的。
郭沫若的诗歌成就怎样？有论者言其“意象运用也很多，比方万里长城、金字塔、太平洋、北冰洋、太阳、地球、扬子江、梅花、凤凰、煤、宇宙，但都空泛简单，是一些概念的对应物，缺乏具体丰富的意蕴，因而不具感人的力量。”废名特别推崇郭沫若一首只有六行的短诗《夕暮》，认为“是新诗的杰作，如果中国的新诗只准选一首，我只好选它”。
五四白话文运动，是一个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运动，它在文艺语言上宣告了文言文时代的结束、白话文时代的开始。数千年来，中国通用的书面语没有白话文的合法地位，只有与口语脱节的文言文才算正统。直到五四时期，才把这种反常局面翻了过来，开辟了一个白话文学的新纪元。这正好与中国社会在五四期间实现了从封建向民主的转变相适应。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写道：“五四运动时期，一般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对的。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此三个形容词即来源于此。
白话文运动本质上不是语言运动，而是革命运动和政治运动。
中国的书面语，白话文言并行经已千年，写作人在选择什么语体上，皆从修辞的需要出发，文言作为书面语历史更长些，但后起的白话却更通行更方便，离现在越近，白话在书面语中占有的份额也越大（尤其说部），这是语言发展的自然趋势，正统与否，合法与否，本不存在，元朝皇帝的诏书以白话文行文，没有人会因为文体的缘故而抗旨不遵。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大总统令以文言写就，它在政治上的进步性超过元朝的白话诏书，这点亦没有人怀疑。一个国家的法律，通常会规定其法定语言是什么，但国民在使用书面语写作时，有权自己选择决定文体和语体，也有权合法地坚持自己的偏好，主张白话的人可以使自己的白话，却不应攻击他人使用文言的权利。从语言学的角度说，汉语是一个整体，文言白话皆是民族文化宝贵的遗产，国家的教育体制更应该给国民提供一份完整的语言教育而不仅仅是所谓国学的提倡。由于难易程度有别，文言需要更多的教育投入，教育本身即是文化的薪火相传，弃难就易，在国家危难中可以轻重缓急为由，而自毁长城却以革命的名义，代价是持续的。
任何时代写文言的人，没有拒绝过从当代的现实生活和口语中吸收语言的成分，任何时代写白话的人，也不可能拒绝从先贤的书面语中学习需要的语言成分，这是常识。白话文运动改变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假革命之名，借政治之势，人为推动语言演变的自然进程，系前无古人。为了政治的需要，虚构了所谓古代的语言局面，再把它加以翻转，以排斥和消灭文言，为开创新纪元的大功绩，一九四九年之后，白话滥调流行，不以为失策反以为成就，其豪情万丈，百年下来，排斥了文言，也损毁了白话。
即使在政治上，五四时期并没有实现从封建向民主的转变。军阀混战和国民党名义上的统治，未可被称为真正的民主。短暂的民主之后，迅速地重新封建化，白话能够成为专制的利器，也许还要胜过文言百倍。
“摆在中国面前的是，要么是彻底的国家主义或政治全能主义，即依靠中央政府已经控制了的权力资源，将已经分崩离析了的社会强行纳入秩序，从而使社会能在统一的强控制下，重新开始现代化资源的积累；要么借助已经被广泛动员起来的社会反叛力量——特别是利用作为中国社会主体的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彻底否定已经失效的秩序的合法性，通过对社会财产关系的根本性变革，将中国带入社会主义方向。”
由于历史的局限白话文运动不可能迅速彻底完成它的任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政府的公文、法律，报纸的新闻等等，仍用文言或半文言。在文学作品上取得“正宗”地位的白话文，也夹杂着脱离人民口语的文言腔。但从五四开始，白话文的推行，已成了时代的潮流，历史之必然。三十年代又进而发起大众语运动。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报纸、公文和法律都一律采用白话文。
白话文运动的任务是取代文言，不仅成为正宗，且要成为唯一合法的书面语。若从单纯语言角度看，或说为了白话文自身的声誉与成长，其实不必如此。一切有利于白话文的资源，皆可以保存、学习和使用，为什么强调要消灭文言呢？原来白话文运动并不是如它字面说的那样，止于取得正宗地位，它是连自己也要消灭的，它是另一革命运动的第一步，拼音化文字是它最终的目的，这一点从开始就不曾掩饰过，不仅明确，亦且得到多数读书人的支持。要顺利地实现拼音化，须先消灭文言，因为文言的单音词太多，大量音同字不同的单音词在拼音中无法区分，白话当中，或者复音词当中，仍然有音同字不同的词汇，只能到时候再说。汉字一定要被革命掉，所谓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化道路。一九四九年之后，文字改革机构派人专门研究越南、朝鲜的拼音化经验，一个正部级机构的职能部门，雇佣了大批官员和专家，在报纸上造舆论，说尽汉字的坏话，只因最高决策者的慎重才没有酿成毁灭汉字的文化灾难。一九四九年十月十日文字改革研究会在北京成立，标志着白话文运动已经完成它第一阶段的任务，所谓“报纸、公文和法律都一律采用白话文”。第二阶段的目标就是拼音化了。推广普通话，用汉语拼音为汉字注音，以及简化汉字，是其阶段性成果，是为拼音化而进行的准备。要谈历史局限的话，拼音化的目标，是最大的历史局限，这么一个荒唐的想法，曾使我们举国皆狂。
一九零八年章太炎在《国粹学报》上发表《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说》，提出他反对改用拼音文字的五条理由：一、文化发达不发达与文字拼音不拼音没有关系；二、教育普及不普及与文字拼音不拼音没有关系；三、汉字与拼音文字各有优劣；四、汉语是单音节语，只能使用汉字；五、汉语方言分歧，要用拼音文字也不可能。简单明了的五条理由，不需语言文字学的专业知识也能理解、也能看出来问题，胡适之陈独秀等人倡导白话文运动之时，太炎先生话音未落，拼音化的目标暂时藏在背后，其后，拉丁字方案和国语罗马字方案你争我夺，左冲右突；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蔡元培、鲁迅签名的《我们对于新文字的意见》发表，半年后太炎先生病逝，汉字和汉语失去了它的守护者，四个月后鲁迅离世，汉语的一位文体家猝然而去，郭沫若为鲁迅写的挽词是：“旷世名著推阿Q，毕生杰作尤拉化。” 异族入侵，抗战爆发，新文字的实行被打断了。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更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仍是国务院的直属机构，在改名的通知中，它的职责仍然包括“继续推动文字改革工作”，这是把“拼音化”三字藏起来的做法，但并没有否定。此之前，计算机汉字排版、输入技术已获成功，从技术处理上再论汉字妨碍现代化已不成立。
一九八六年召开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建议宣布废止“二简方案”。对于文改的态度是，“文字改革必须稳步进行，不能急于求成；脱离实际超越历史条件的改革，是得不到大多数人支持的。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汉字仍然是国家的法定文字，还要继续发挥其作用。”护照虽然延期，但究竟还未获永久性的公民资格。一个国家对于自己的语言文字采取这种态度，在世界历史中是罕见的。国家给予公民的是不完整的汉语教育，公民的书面表达力下降是理所当然的后果。简化汉字的根本性伤害在于，为了某种政治的需求，力图降低全民族的文化追求和文化品格。“后”与“後”合并成一个汉字，“前后”“先后”“事后”“今后”本来有它自己的“後”字，为了少几个笔画，征用了古代王者之“后”，使帝王之尊充贱役之劳，给阅读典籍制造了麻烦，把延续的文化弄得不伦不类。
一九九四年十月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成立，它的任务包括：推广普通话和普及民族共同语；现代汉语汉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进一步完善《汉语拼音方案》，并扩大它的应用范围，充分发挥它多功能的作用；中文信息处理的技术和我国社会信息化的发展前途对语文的要求等。不再提拼音化汉字和文字改革，但也并未明确宣布放弃。
二零零零年十月三十一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其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可以说，拼音化的阴影，至二十一世纪才勉强摆脱。
既然汉字不再是姑且一用即将淘汰之具，就应当给国民以完整的汉字、汉语教育，尤其是书面语，文言必须得到彻底的平反，白话文才能走出目前的困境，汉语书面语才能逐步健康发育。以文言疗白话之积弊，以传统文化和思想资源解现代之困境，本书认为值得尝试。
朱光潜写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一篇文章《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对于文言白话，具有适当的态度：
“文言白话之争到于今似乎还没有终结，我做过十五年左右的文言文，二十年左右的白话文，就个人经验来说，究竟哪一种比较好呢？把成见撇开，我可以说，文言和白话的分别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大。第一就写作的难易说，文章要做得好都很难，白话也并不比文言容易。第二，就流弊说，文言固然可以空洞俗滥板滞，白话也并非天生地可以免除这些毛病。第三，就表现力说，白话和文言各有所长，如果要写得简练，有含蓄，富于伸缩性，宜于用文言；如果要写得生动，直率，切合于现实生活，宜于用白话。这只是大体说，重要的关键在作者的技巧，两种不同的工具在有能力的作者的手里都运用自如。我并没有发现某种思想和感情只有文言可表现，或者只有白话可表现。第四，就写作技巧说，好文章的条件都是一样，第一要有话说，第二要把话说得好。思想条理必须清楚，情致必须真切，境界必须新鲜，文字必须表现得恰到好处，谨严而生动，简朴不至枯涩，高华不至浮杂。文言文要好须如此，白话文要好也还须如此。话虽如此说，我大体上比较爱写白话。原因很简单，语文的重要功用是传达，传达是作者与读者中间的交际，必须作者说得痛快，读者听得痛快，传达才能收到最大的效果。为作者着想，文言和白话的分别固然不大；为读者着想，白话却远比文言方便。不过这里我要补充一句：白话的定义很难下，如果它指大多数人日常所用的语言，它的字和词都太贫乏，决不够用。较好的白话文都不免要在文言里面借字借词，与日常流行的话语究竟有别。这就是说，白话没有和文言严密分家的可能。本来语文都有历史的赓续性，字与词有部分的新陈代谢，决无全部的死亡。提倡白话文的人们喜欢说文言是死的，白话是活的。我以为这话语病很大，它使一般青年读者们误信只要会说话就会做文章，对于文字可以不研究，对于旧书可以一概不读，这是为白话文作茧自缚。白话文必须继承文言的遗产，才可以丰富，才可以着土生根。”
2009年春于北京
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