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运动的结果，是使白话文在文学作品和一般学术著作的范围内取得了合法的、正统的地位。它的成就首先表现在白话文理论的建设上。一、关于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学说。这学说的框架有三条：a.白话为文学之正宗。为打倒文言文的正统提供了历史的根据。b.用白话作各种文章。让白话文成为通用的书面语，为白话文的推行提出了奋斗的目标。c.白话文以现代中国人的口语为源泉。为白话文的建设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二、关于文体改革的具体规划。主要在散文、应用文、诗歌三个方面。第一，对散文文体改革的要求，胡适概括为四条主张：a.要有话说方才说话；b.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c.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d.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第二，对应用文文体改革的意见。钱玄同在《论应用文之亟宜改良》（一九一七）里，提出不少切实可行的主张，如改用白话（国语）；选取最普通的常用字；多义字只用最普通常用的一义，不许用倒装移置的句法；“书札之款式称谓，务求简明确当。删去无谓之浮文”；文中加标点符号；数目字改用阿拉伯字，“用算式书写”；改右行直排为左行横排；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印刷之体，宜分数种”等等。第三，对诗体改革的主张分为两派，一派由钱玄同、胡适带头提倡“自由体”。另一派由宗白华（一八九七～一九八六）闻一多（一八九九～一九四六）带头主张“格律体”，这两派对新诗的形式，都作了认真的探索。
白话文运动的成就，主要表现在白话文的作品上。白话文能不能代替文言文，要看写作实践。五四时期，白话论文在表现新思想、批判旧思想上，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如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论文，虽在语言上有不同的风格，但在说理上都有明白、清晰、准确、富有逻辑力量的特点。这就叫那种不宜说理的文言文相形见绌。在文学上，散文、小说、诗歌等文体，都开了新生面。特别是一九二一年，鲁迅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的发表，郭沫若诗集《女神》的出版，为白话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阿Q正传》更是中国现代白话文学中赢得世界声誉的第一部杰作。
五四白话文运动，是一个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运动，它在文艺语言上宣告了文言文时代的结束、白话文时代的开始。数千年来，中国通用的书面语没有白话文的合法地位，只有与口语脱节的文言文才算正统。直到五四时期，才把这种反常局面翻了过来，开辟了一个白话文学的新纪元。这正好与中国社会在五四期间实现了从封建向民主的转变相适应。
白话文运动的结果，是使白话文在文学作品和一般学术著作的范围内取得了合法的、正统的地位。
白话文取得合法而正统的地位是显相，向“言文一致”本旨的努力是其志之所之，标志是什么？应当不止一个：
第一个标志，一九二零年教育部下令改小学课本“国文”为“国语”，采用白话文入教科书。
第二个标志是一九二二年为纪念《申报》五十年，胡适写就长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论及近五六年的文学革命运动，说“《学衡》的议论，大概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了”。他总结道，“我可以大胆说，文学革命已过了讨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经破产了。从此以后，完全是新文学的创造时期。”
第三个标志，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的大众语论战中，批评者视白话文为“新文言”。
第四个标志，一九三五年上海良友公司出版《中国新文学大系》十卷本，总结了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七年十年的文学成绩。
第五个标志，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蔡元培、鲁迅等六百八十八人签名的《我们对于新文字的意见》发表。后异族入侵，抗战爆发，使新文字的实行被打断。
第六个标志，《人民日报》一九五一年六月六日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发表，号召“建立正确地运用语言的严肃的文风”，指明“我国现代语言是比古代语言更为严密，更富于表现力了。毛泽东同志和鲁迅先生，是使用这种活泼、丰富、优美的语言的模范。在他们的著作中，表现了我国现代语言的最熟练最精确的用法，并给了我们在语言方面许多重要的指示。我们应当努力学习毛泽东同志和鲁迅先生，继续发扬我国语言的光辉传统”。
第七个标志，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撤消原来的研究会），作为国务院直属的二十个业务部门之一，从研究机构变成了职能部门，这意味着汉字的拼音化进程启动。推广普通话，以汉语拼音为汉字注音，以及简化汉字，都是其阶段性成果，为拼音化所做的准备。
它的成就首先表现在白话文理论的建设上。
所谓“理论的建设”，沿袭的乃是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卷《建设理论集》的说法。胡适发起的白话文运动，有没有理论支柱？如果有，是什么？以时下的眼光看，其一是语言学上的进化论观念，认为方块字落后，拼音文字先进，以言文一致为大目标；其二，以欧美的价值为普世价值，认为中国文化落后，西化惟恐不甚；其三，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各民族语言从拉丁文中独立出来自行发育比附汉语白话之脱离文言，盲目效仿。不论当时的倡导者自觉与否，从眼界到行动，皆笼罩在这样三种势力中而不得脱身。
胡适曾说他们的纲领乃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这又意味着什么？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八日胡适在台北中国文艺协会座谈会上，专有所答：“所谓国语，不是以教育部也不是以国音筹备会所规定的作标准，而是要文学家放胆的用国语做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文学的国语。后来的文艺都是朝这个方向走的。”此即是说，新文学诞生之初，已经被赋予了国家主义的使命，民族国家之建立，需要国语，被认为没有这样的国语，需要文学家们赶快把这国语创造出来。在数千年的汉文写作史上，从未有过如此的要求。
胡适一九一八年刊发《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一文，对于这种国家主义和工具主义理念，有清晰的表述：“要在三五十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文学”“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这是我这一篇文字的大旨。”就此意义，鲁迅也承认自己是这一“大旨”中的一员，明示“听将令”之愿，甚至不惜“曲笔”而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胡适的主张一致：白话文运动，文学革命，创造新文学，是为国家利益服务，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以一位军事家的直率，毛泽东宣布文艺是一条战线，贯彻战略全局的意图，服从大局的需要。
胡适后来力图把白话文运动放在所谓“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框架内予以理解并重新定义，包括研究当前的实际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样一个相互联系的四个义项。一切与国家主义走向不一致的主张，将遭到淘汰，这已经成为白话文运动的一项铁律。
一、关于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学说。这学说的框架有三条：a.白话为文学之正宗。为打倒文言文的正统提供了历史的根据。b.用白话作各种文章。让白话文成为通用的书面语，为白话文的推行提出了奋斗的目标。c.白话文以现代中国人的口语为源泉。为白话文的建设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书面语之有文言与白话，已逾千年，彼此消长的趋势，白话会越来越重要，或是自然而然的过程，本不必人为干预的。清初，金圣叹视水浒西厢与史记杜诗并列齐观，同为“天下才子书”。成熟的白话小说《红楼梦》在乾隆五十六年面世，风靡一时，所谓“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这些在在显示白话语言广被阅读深获人心的韧性与气度。
某一文体或书写风格获得“合法性”，必由漫长的濡染化育，端赖一部部作品持续影响、长期积累的自然过程。直至晚清，白话与文言依然处于良性并存、良性互补、良性的交融与渗透，絮絮绵绵，如缕不绝，期以俘获读者之心，没有革命，不求速成，更不见权力的烟火。
胡适在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五日所写《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的附识说，“凡事有个进行的次序。我以为中国将来应有拼音的文字。但是文言中单音太多，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须先用白话文字来代替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话的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这段话透露了白话文运动的底细，以白话代替文言的目的，乃是为了拼音化的方便实行。如此说来，站在汉字和汉文的立场上看，白话文运动与其说是建设，不如说是破坏。以破坏为目的，才会把破坏的达成当作自己的成就，所以，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不管自己的白话文作得好坏，我们一直是以消灭了文言文感到自豪的。
这是什么历史根据呢？
全盘西化如此迅速就走到了最后一个环节——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章太炎在一九零八年作《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说》时，面对的不过是几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奇思异想，四十年之后，却成为一项国家政策。
拼音化的工作，自新政权建立之日，便提上议事日程。一九四九年十月十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吴玉章主其事，选出庞大的七十八人理事团。以当时的看法，汉字是工业化的最大障碍，须以新文字来替代。一九五二年一月，在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设立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主任马叙伦。成立大会上传达毛泽东指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形式应该是民族的，字母和方案要根据现有汉字来制定。一九五三年十月，在中国共产党内设立中央文字问题委员会，胡乔木任主任。一九五四年十二月，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撤消原来的研究会），作为国务院直属的二十个业务部门之一，从研究机构变成了职能部门。箭在弦上，替汉字捏一把汗，可以设想一朝醒来，忽然看到所有报刊杂志是拼音版，满纸字母单词。《毛泽东选集》外文版主要的语种比较齐全，却从未见过汉语拼音版，即使在最冒进的年代里，也没有人去填补这项空白，要知道，把汉字“翻译”成汉语拼音这件事，小学程度就做得了。“文革”后期，繁体竖排精装的《毛泽东选集》大量印刷，激进时代的这等保守之举也有许多，古籍的影印本子也还在，在经历不止十年的浩劫之后，文章虽然普遍不大会写、话不大会说了之后，汉字却还认得几个。
以白话做各种文章，实行起来原比文学领域难度大。文言文两千馀年，种类繁多，体裁不同，各异其趣。《典论·论文》列为四类，“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至《文心雕龙》，讨论了三十五种文体：骚、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古文辞类纂》将入选的古今文章分为十三大类：论辨类，序跋类，奏议类，书说类，赠序类，诏令类，传状类，碑志类，杂记类，箴铭类，颂赞类，辞赋类，哀祭类。取消了文言，也就取消了这些文类，社会结构的变动，生活方式的改换，许多文体已没有多少用处，所谓白话做得“各种文章”，不过是说以白话文应付一些事情而已。
白话文以口语为源泉，但不是唯一的源泉。口语并不能直接自动变为白话文，口语的简洁和生动，只有经过提炼加工才能成为白话文的优长。同样是口语，口才好的人口若悬河，出口成章，不善言语的人前言不答后语，白话文写作上的口语本位主义，以混淆口语和书面语的差别始，以彻底否定白话文的文本地位和文体追求终。一九五二年郭沫若发表《爱护新鲜的生命》，认为“我们中国现行的汉字是比较难于驾驭的工具。汉字将来是会改革的，并采取拼音化的道路……但在汉字采取拼音化之前，我认为我们的文章必须先走上写话的道路……旧文言固不用说，五四以来的新文言也不用说，近来的理论文字和文艺作品又显然有‘新新文言’的倾向了。主要恐怕依然是汉字在作怪。用汉字来表达，总向少写几个字以求效率的提高，因而有意无意之间，便不免和语言脱离了。在今天鼓励以工农兵或少年为对象而写作，也就是鼓励我们写话，减少不常用的汉字的使用，使文章和语言愈见接近起来，做到言文一致，对于汉字改革无疑是会减少许多困难的”。勒令书面语向口语看齐，作文，势必要走到以常用汉字写话，下一步，即以拼音写话。互联网普及之后，中国迅速进入全民写话的时代，半个多世纪所接受的语文教育是写话训练，写的未必是自己的话，我们能否认身边回响的官话、套话、谎话，报纸上教科书里的大话、空话么？白话文，此三字的排列顺序已将它自身定义了，第一重要的是白，直白也好，浅白也罢，清白无辜，错白不计；第二重要的是话。抓住白和话，方向已正确，成不成文，似乎没有什么大碍了。
二、关于文体改革的具体规划。主要在散文、应用文、诗歌三个方面。第一，对散文文体改革的要求，胡适概括为四条主张：a.要有话说方才说话；b.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c.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d.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关于文体改革的规划，说来令人啼笑皆非。散文、应用文、诗歌三种文体，是否有必要“规划”呢？如何“规划”，谁又能规划得了、去负责落实呢？除了“八不主义”而外，胡适还真的有分三步走的规划：第一是工具，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用白话作各种文学；第二乃方法，其中又分成集收材料的方法，结构的方法，描写的方法；而最重要的方法，则是“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第三是创造，胡适说，“我以为现在的中国，还没有做到实行预备创造新文学的地步，尽可以不必空谈创造的方法和创造的手段，我们现在且先去努力做那第一第二步预备的工夫罢！”这是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结尾的最后一句。看来，他认为创造的时代，还没有来到，《尝试集》的第二部，需等到《白话文学史》下卷完成后才予考虑。
章士钊《答适之》曰，“夫文章大事也，曩者穷年矻矻，莫获贯通，偶得品题，声价十倍。今适之告之曰，此无庸也，凡口所道，俱为至文，被之篇目，圣者莫易。彼初试而将疑，后倡焉而百和，如蚁之聚，雷然一声，而六州之大错成矣。适之从其后而名之曰，此时代要求也，此时代要求也……适之谓愚有意使不为白话文，此亦未然，适之以提倡白话文为职志者也，君子爱人以德，愚岂愿其中途易节。惟适之者，有权自了其一生，而无权阻人讨论一国文化之公共事业，愚以谓白话文者，固非不可为也，特以适之之道为之，则犹航于断港绝潢而不可通者也。适之已矣，今之纷纷藉藉，回环于断港绝潢而不得出者，愚念民口之瘖可痛，包胥之志未忘，子能亡之，吾未见不能兴之。夫天运未可知，而人力期于必尽。愚与适之，共拭目以观其后焉可已。”
章胡之间的笔仗，后者轻易占了上风。胡适的文章，一向平和说理，不以气势夺人，但一呼百应的威势树立了白话文运动的大纛，“时代要求”与胡适在一起，只这么轻轻一句，似乎就驳倒了行严先生的鸿篇大论。
章士钊《评新文化运动》曰，“善为今人之言者，即其善为古人之言，而扩充变化者也。适之日寝馈于古人之言，故其所为今人之言，文言可也，白话亦可。大抵具有理致条段。今为适之之学者，乃反乎是。以为今人之言，有其独立自存之领域。而所谓领域，又以适之为大帝，绩溪为上京，遂乃一味于胡氏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于尝试集中求诗歌律令，目无旁骛，笔不暂停，以致酿成今日的底他牠吗呢吧咧之文变。”
胡适反驳的文章名为《老章又反叛了！》，话说得果然轻松：“行严是一个时代的落伍者；他却又虽落伍而不甘心落魄，总想在落伍之后谋一个首领做做。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反动派，立志要做落伍者的首领了。梁任公也是不甘心落伍的；但任公这几年来颇能努力跟着一班少年人向前跑……其实行严自己却真是梦想人人‘以秋桐为上帝，以长沙为上京，一味于甲寅杂志中求文章义法’。”这后一句，是胡适的反唇相讥，后来的历史给出答案，无论是章文或者胡文，皆没有成为时代文章的楷模。
胡乔木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新语文》，“鲁迅先生和毛主席的文章是我们民族优美的语言，我们应该作为学习语文规律的基础”。
鲁迅与章士钊同年，此时作古十五年，在鲁迅骂过的人里章士钊赫赫有名，但未读见他批评或回应鲁迅的文字。陈独秀在一九三七年的文章中说，“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早在五四时期，章士钊喜讲“愚所引为学界之大耻者，乃读书人不言理而言势”，鲁迅之毁誉，非理使然，势使然也。
毛泽东对章士钊敬若上宾，一九五九年其旧著《逻辑指要》修订再版，毛泽东亲自（“借先生之箸，为之筹策”）为他写了一篇文言短序。章士钊为此书所写而未用的再版序言介绍：“北京解放后，一日，主席毛公忽见问曰：‘闻子于逻辑有著述，得一阅乎？’予踌躇答曰：‘此书印于重庆，与叛党有关，吾以此上呈一览，是侮公也，乌乎可？’公笑曰：‘此学问之事，庸何伤！’”后来毛泽东看完《逻辑指要》，对章士钊说，“吾意此足为今日参考资料，宜于印行。”章士钊主编《甲寅》之时，是白话文运动的反对派，四十年过去，依然不改其文言，即使写的是对话，悉以文言出之，在举国白话文的压力下，不为风动不改汉节，使毛泽东把自己的白话暂时收了起来。
第二，对应用文文体改革的意见。钱玄同在《论应用文之亟宜改良》（一九一七）里，提出不少切实可行的主张，如改用白话（国语）；选取最普通的常用字；多义字只用最普通常用的一义，不许用倒装移置的句法；“书札之款式称谓，务求简明确当。删去无谓之浮文”；文中加标点符号；数目字改用阿拉伯字，“用算式书写”；改右行直排为左行横排；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印刷之体，宜分数种”等等。
晚清的白话文运动，实用的主旨非常分明，既然着眼于实用，当从应用文入手。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兴起，偏偏从最不实用的文学开始。文体乃是在写作中自然形成的文章体裁分类，“规划”之说，太过煞有介事。白话的文体到底怎么划分，它们与古文中固有的文类是何关系，始终没有解决。周作人晚岁称自己作品为“文章”，可以涵概今天通常所说散文、小品文、批评类文字及杂感等。鲁迅在小说而外，其他作品可以归入杂文，而鲁迅的杂文，与一般意义的杂文区别甚大。
公文是比较顽固的领域，文言的使用延至一九四九年政权的更迭，“等因奉此”才寿终正寝。新生的人民政权，以白话做公文是顺理成章的事，但这并不意味着文言词汇和句法的彻底退出，在非正式公文中，比比皆是。介绍信开首第一字“兹有……”，结尾“接洽为盼”，不这样写，大家觉得不合适。贺信、邀请函、祝词、请柬等这些书面文本，为了强调它的正式性，需以与口语有明显差异的书面语措辞和语气，否则就不伦不类，最随意的请柬上也得注明“敬请光临”，而不能就写成“请来一趟”。
一九六零年废名著文谈及文章格式上的古今差异，它的重要性及由此带来的后果，可能至今还没有认识到，他说，“今文所以大异于古文，是从新式标点符号和提行分段的办法引来的，这却是最大的欧化。这个欧化对我们今天的白话文体所起的作用太大了。”
2009年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