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凹（成都）
我们都知道，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并通过这门艺术去把一个或若干个人物写活、写绝，让读者甚至都忘了作者是谁但却记住了其中的一二个人物，然后在文学史的一长串文学人物中占据一席位置。马平的新书、中篇小说集《我在看日出的地方/我在夜里说话》（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8月）是有着这个向度与规式的，却又不仅仅归属这个向度与规式。
我的意思是，马平深度运力在小说中刻画的人物不唯是上述的人物，而是人、物，即人与物的分离，和人与物的合成。
我言说的马平小说中的物，指的是道具。这册新书由《我在看日出的地方》和《我在夜里说话》两部中篇小说倒装组合而成。前者的道具集中些、凸出些，只有一棵合抱的紫薇树、一块白石头，和一件不是道具胜似道具的道具——日出。后者的道具松散些、隐蔽些，为树条子、大槐树、瓜、老松树、桂花树以及一本置于姐姐、姐夫卧室床架下一根红色塑料凳上的书。
这些有长相、尺码、体量和寿龄之道具的能指、所指，和其或显明或晦明的象征意义，是实锤的，也是抽象的。两部小说中所叙写的乡村底层各色人等的爱情、饥饿、屈辱、奋斗、救赎、尊严以及善恶之切转等，在它们身上均有相应轨迹的内在悸动与外在表情。从哲学逻辑讲，这话是可逆的，反过来也成立，即，道具命运之变，引擎了人物命运之变。道具们本来是有着自己的脾性、故乡、生存发展之道与命数的，由于人的影响、喜恶和掣肘性等行为的强行介入，从而反过来介入了人的心灵与世界，再从而在这种双向介入过程的纠葛、矛盾、和解和沉默展形中，道具们也有了与人等同质量的坚强和脆弱的人生。道具的皮囊里，有一颗人心。是人心让道具说人话、做人事。有什么样的人心，就有什么样的道具。情况就是这样的。
《我在看日出的地方》中的合抱紫薇树，附着了多个家族和城乡两地人设的希望、福祉、依恋、爱情、欲望、金钱、不舍、美丑、忏悔等复杂情愫。正因于此，小说结尾处的几句对白让人拍案叫绝，回味无穷：“‘那么，你还知道，它们都能够形成合抱吗？’我的声音小下来：‘人有人的命，树有树的命。’薇子的声音却大起来：‘反正，我是不会把它们强扭在一起的！’”在此，人、物紧紧抱在了一起，就像水抱着水，火抱着火，一丝隙缝也无。而白石头则是神派发给紫薇树和“我”的见证者和坚持者。而日出，则是不因人兴而兴、人衰而衰，只提供给男主仰望、思考和走向明天。
《我在夜里说话》中，那本置于姐姐、姐夫卧室床架下一根红色塑料凳上的书，因时态的变迁，人心的重塑，便赋予了同一位行窃者“麻狗”以截然不同的骄傲与屈辱、下着与高尚充分碰撞后呈现的情感崩裂。而桂花树、老松树，完全就是姐姐水莲的隔世对位，和麻狗一诺千金二十七年不缺一日对一座孤坟夜话的理由。
中年后，我对自己的记忆基本失去信任和信心。但我相信，即便多年后，依然不会忘了马平小说中那棵合抱紫薇树，那本置于姐姐、姐夫卧室床架下一根红色塑料凳上的书。还有，他的名作《高腔》中的那窝金银罐似的开十二种花的七里香。这就像隔了多年，我依然记得韩东一本长篇小说中的画盘——那位女主必须伸出玉手抓摸到它，才能成功完成作爱全过程的道具。我早忘了韩东那个长篇的书名和女主的大名。写稿写到此处，就专门百度了下，未果。遂在书架上捣腾半天，方知，书名《中国情人》，人名瞿红。
如此说来，是道具抢了人物的戏分？恰恰相反。因为道具的戏分，也是人物的戏分。但话又说回来，只要戏成功了，赢得了观众掌声，谁戏分多、谁戏分寡，孰重孰轻，又有什么关系呢。道具毕竟只是道具，是人手上的把式，人行为的助器。这样的东东若真能抢了男主女主的戏，不知作者操持有怎生了得的鬼斧神工呢。
马平新书中的两部中篇，一部精练、空灵、开阔，一部细腻、绵实、深幽；其人、物二条线——道具的生命轨迹与人物的运道骨局——有重合、有平行、有相切与交叉。但它们有一个共通点，这也是马平小说的共通点，即，人生苦难而神秘的命门，总有云开雾散、阳光普照的一刻。这恰恰是一位作家的文学态度：有的选择让人物在大苦大乐中死过去，有的选择让人物在大悲大喜中活过来。马平是后者。
马平有一整套经略道具、让道具担当起为小说赋能的策略，这个，我一点不奇怪。因为马平不仅是小说家，他还生活在舞台艺术气场浓郁的家庭。我奇怪的是，他的道具内里怎么会有不断的诗意氤氲出来，把我罩住？当得知他早已修得古体诗辞和歌词的内功与实绩后，便会心地笑了。是啊，诗才八斗的他不写新诗，那是他以他的小说，小说中的道具，当新诗了。
文艺评论｜凸凹：道具在小说中的经略 诗意与担当——读马平新书《我在看日出的地方/我在夜里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