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进一步推动政治学基础研究的学术交流与发展，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筹划于2021年春季组织“政治学理论前沿”系列讲座，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学术机构的十余位专家学者，围绕政治学方法论、重大基础理论以及当下政治思潮等议题介绍学术发展的最新动向。本专栏整理发表系列讲座的部分内容，并摘选互动环节具有代表性的提问与回答，以飨读者。
郭台辉：当代政治学的语言视角与方法
自20世纪60年代始，西方学界的“后现代转向”蔚为大观，其中尤以语言转向最具代表性，最有冲击力，并对当代政治学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政治学的语言转向意味着什么？语言视野下的政治学呈现何种新变化？政治学如何借助语言展开研究？
作为学术思潮的“语言转向”
20世纪后期西方学术界掀起一股强劲的“后现代转向”思潮，在这一思潮的裹挟下，哲学的“方法论转向”、历史哲学的“叙事转向”、社会科学的“文化转向”相继出现，而“语言转向”则贯穿其中，推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转向”之势波澜起伏。
“语言转向”在不同学科有不同表现。其中，哲学领域出现过两次语言转向：一是在20世纪初成就了英美的分析哲学传统、法国的语言哲学传统和德国的现象学传统；二是二战后以哈贝马斯和福柯为代表，语言成为认识事物的载体与手段。在历史学领域，19世纪以来实证史学或科学主义史学一直是当之无愧的主流，直至20世纪60年代出现以历史语言为中心的新历史学，打破了这一格局。海登·怀特的《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告诉人们，语言是重返历史现场的最大障碍，也是最有效工具，甚至是历史现场的唯一存在。任何历史观念、制度与行为实践只能展示在特定的话语系统中，不能超出历史语境。在文学领域，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反语言逻辑的后维特根斯坦主义兴起，彻底解构了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语言不仅仅是理性逻辑表达，而且有艺术、诗性、浪漫、想象、审美的功效。语言不再只是指代词与物的关系甚至词与词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事实本身。这意味着，语言从物质的附属品地位中解放出来，为文化、精神与象征符号等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在社会学领域，米德一直把语言问题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把语言沟通和符号互动看作外在现象，以此观察和透视人的内在心理过程。但语言成为社会学的核心议题却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以利科的解释社会学、哈贝马斯的交往社会学、布迪厄的反思性社会学、福柯的后结构主义社会学等为主流。关注日常语言，重视人们在社会交往和人际沟通中的对话，是当代社会学转向语言的显著特征。
政治学一直重视语言和修辞，在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马基雅维利、霍布斯、阿伦特等经典政治思想家的著述中都有明确体现。在现实政治中，演说、游说、宣传、说服、谈判、沟通一直是政治场域中的重要组成，是制度制定与政策设计的前奏。
为何转向语言？
作为一种学术思潮的“语言转向”，为何会在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学界得以发生并迅速普及？
首先，人所处的社会与语言息息相关。语言是最重要的象征符号，亦是人类社会变迁最重要的符号痕迹，构成人群之间最大界分与最深区隔的制度规范。语言既是人群内部最有归属感与团结的纽带，也是造成误解及冲突的最大障碍。失去共同的语言基础，不可能实现权力渗透与制度落实。
其次，语言存在两个永恒争议值得深入探讨。一是语言是情感的自然流露，还是理性的逻辑表达？这两种表达代表不同的思维与态度。二是语言的诗性体、对话体和独白体的差异和分歧。
再次，语言对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性。亚里士多德在开创政治学传统的同时，也阐释修辞学原理，认为语言修辞是寻找真理的另一条途径。到近代启蒙运动时期，法国的卢梭、英国的霍布斯、意大利的维柯以及德国的赫尔德、歌德、席勒等都专题讨论人类语言的起源及其作用，认为语言作为构造真理与知识的源泉，既制约人类的思维与行动，又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工具。
最后，语言是人类交往最重要的象征符号系统。对构成语言的语词、语义、语用和语法的分析和探讨是取之不尽、论之不竭的永恒话题。
政治学的语言视角
从语言角度观察、思考和刻画政治，这就是政治学的语言视角问题。主要有反映论和建构论两大分析视角，各有其逻辑假设与研究重点。
反映论把语言视为一个相对固定的符码系统，嵌入在稳定的政治结构情境中，明确语言内部的功能表达，也限制行动者语言交流的自由言说，因此与外在的政治结构系统吻合。这一视角不适合解释变动的社会政治秩序，尤其是激烈动荡的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秩序一旦出现大规模变革，符号系统与价值系统可能提前或者滞后，与政治系统产生严重分裂，从而大量制造新语词或者衍生新语义。
建构论的基础是语言本身具有独立意义，不是一个被政治系统决定、由社会行政系统衍生出来的系统。它坚持反结构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预设，即意义依政治语境的变化而建构，不同的行动者根据时空的语境因素，选择和运用不同的语言要素。它的作用是语言作为社会政治分析的独立变量，不仅塑造经验实在，而且构成社会事实本身，从而打破政治表象与政治本质之间的依附关系。
比较而言，反映论预设关注文化差异、民族形成、国家构建、制度变迁等宏观权力的结构问题，建构论预设更集中在激烈的社会转型与政治抗争过程中，尤其是诸如法国大革命这种有历史转折性意义的政治事件及其细节变化。
政治学的语言视角，通过深刻透视语言与政治、知识与权力的复杂关系，跨学科地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与政治学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同时，语言视角把政治、社会、法律、宗教和国家观念关联在一起，摆脱此前仅为经济、政治和军事附属品的地位，把政治实践中的修辞斗争话语从“社会”转移到“文化”领域。
政治学研究的语言方法
语法、语词、语义是构成语言的内在要素，文本和语境是构成语言得以延续的外在条件，而语气和语调则是连接内外要素的要素，对不同要素的侧重形成了不同的语言方法。目前政治学主要运用三种语言方法。
第一种是语词分析。语词是用来描述、指代、再现、评价外界事物并形成表象世界的最直观形式，也是构成语言符号系统的最基本单位，对突出或基础的语词运用情况进行定量或者定性的分析，即被称为语词分析。具体包括侧重词频分析、内容分析的“无历史感的语词分析”和侧重将特定的语词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的“有历史感的语词分析”。
第二种是概念分析。概念是思想与历史沉淀的符号缩影，是理解和阐释话语的核心，又是基本命题的关键介质和话语形成的基本单位。围绕概念分析，学界形成了三条分析进路：本质主义倾向从既定假设和模型出发，形成语义普遍化的概念，建构演绎推理的形式逻辑；经验主义注重对人类长期经验活动的归纳总结与理性提炼；历史主义强调还原概念特定语义在特定语境条件下的形成过程。
第三种是话语分析。关注言说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及其与语境之间的联系，强调对话交流的用途、目的与意义，展示言说者的思想转换、交流过程及其所处的话语系统。不仅考虑言说者陈述的语词与核心概念，关注书写文本的语境与语义，还要把言说主体及其话语结构带回来，更动态地展示话语生产与再生产背后的知识、权力、制度建构等问题。
“语言转向”浪潮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影响很大，但以语言为视角与方法，在中国政治学研究中还有很大空间，希望未来有更多学者关注方法论的新动向。
【现场互动】
问：从语言角度来做政治学研究，能否涵括政治学研究的关键问题？
答：语言视角和方法并不能完全观察到整个社会政治的真实现象与问题，因为任何研究都只是立足于一个角度，必然有看不到的盲区，所以需要切换不同的角度来讲同一个问题。政治学侧重于解决问题，因此不应该强调“方法论的本位主义”，而是应该强调“方法论的机会主义”，重视方法论背后的问题意识与价值立场，而不应固守某一种方法。
问：语言转向是否意味着语言在政治实践中的地位更为重要？特别是在网络环境下，政治重视语言传播、话语博弈，与传统时代对制度、组织等实体的关注是否不同？这会对政治产生怎样的影响？
答：不是更重要，而是提供了一些新的角度和新的方法来重新审视旧的问题。《认同的力量》里有句话对我触动特别大，作者说新技术的运用会使民主的国家更民主、专制的国家更专制，因为新技术的开发和使用大多在国家层面率先启动，尤其用于军事与战争，所以不要把新技术革命简单地看作一个全新时代的象征和表达。它可能指向未来，也可能向传统回归；它可能带来社会的飞跃，也可能使政治发展更为稳定和巩固。关键要看是谁使用新技术来干什么。
问：对特定时段的语料进行定量分析，可以了解那个阶段语词使用的变化、意图及趋势。但是，如果语词的使用跟实际状况不符，应该如何应对？
答：定量分析首先要建立准确、真实的语料库。如果数据库出现结构性偏差，便会导致跟现实的割裂。因此，确定符合真实情况的语料库，比之后的词频分析和数学建模重要太多。语料库的异质性越强，就越能够接近社会的真实。
时 间：2021年3月2日
演讲人：郭台辉（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
整理人：庞金友、赵西亚（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郭台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