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研究手段，不是研究的目的。逻辑学中有一条基本的定理:异类不比。故比较文学研究也首先就应该考虑到两者的可比性问题。《文子》是一种先秦道家著作，而《庄子》也是;两者都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而又各具鲜明的特色;而且两者的产生年代相距不远，亦即基本属于同时代的文本而略有先后。因此两种文本是有比较价值的。
由于对“文本”界定的不同，不同的“互文性”概念也随之形成。通常学者们将“互文性”分为狭义的和广义的。“狭义的互文性指一个文学文本与其他文学文本之间可论证的互涉关系”，而“广义的互文性则指任何文本与赋予该文本意义的文化、符码和表意实践之间的互涉关系，这些文化、符码和表意实践形成了一个潜力无限的文本网络”。
“狭义互文性联系的文本仅限于文学文本，而广义互文性却包括非文学的艺术作品、人类的各种知识领域、表意实践;甚至社会、历史、文化等等。;为了完整体现“互文性”这一文学理论术语的应有学术价值，本文的“互文性”概念将在狭义和广义之间寻找平衡点。
文本与文本之间具有互文性关系是因为它们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即相互指涉及映射。可是，互文性的研究意义不在于这些相似点，而更多地在于文本间的差异之处。
通过以下的比较，我们可以确定《文子》的成书晚于《庄子》，亦即可以确定《文子》的文本写成于战国晚期，秦朝建立以前。时代确定后，随即可以推断《文子》的作者“文子”究竟是谁?《文子》成书的时代和作者若能确定，则它是一部先秦文献也就无可怀疑的。本章利用历史实证主义的方法，梳理《文子》中受《庄子》影响的实例，并提出了一些佐证，从而明确这两部著作的互文关系和互文方式。
《文子》成书于《庄子》后
《庄子》的作者庄周主要活动于约公元前369一公元前286年。系宋国贵族庄族之后裔，在宋仅王时败落，为蒙城漆园吏。著名的名辩学家惠施是他的好友，两人曾发生辩论，庄子妻死，惠施登门吊慰。惠施卒，庄子过惠施墓，谓人曰:“自人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吾无与言之矣。”《庄子》约由其弟子所纂集，后经西汉刘向、刘散等再度校辑整理。
原有五十二篇，今存三十三篇，一般以为其内篇七篇为庄周自著，外篇和杂篇可能为其门人弟子的作品，我们现在应当把它们视为一个整体。《庄子》行文态肆汪洋，想象力丰富，思至何处，文至何处， 极尽夸张之能事，不管现实尚存与否。善作寓意深刻的寓言。
《文子》的作者当为齐国的孟尝君(详下文的探索和考证)，主要活动在齐宣王、憨王时，卒于齐襄王时，约于庄子卒后二十年。《文子》的作者肯定深受《庄子》的影响，原因是《文子》的思想、行文、造句、用辞颇多采用《老子》、《庄子》。
王廷洽的《(文子>作者考证》用两种文本比较后指出:“有的是直接用几句，有的用几句话改写成一句，或将一句话拆分成两句等。两者相较，不可能是庄子改造《文子》而是文子改造利用了《庄子》。;
可能限于篇幅，该文仅列举了《文子·道原》与《庄子》的比较结果。本文在其基础上将对这两部书作出全面的比较。《文子》在行文上借鉴了《庄子》，主要的方式为词汇借用、直接引用、搓揉和改写。下文具体归类这些借鉴的实例。
这两段文字相比较再清楚不过了，就是《文子·道原》来源于《庄子·知北游》。《文子》的作者善于借鉴，或许作者明白若不将鲁缺、被衣二人的对话改成老子和孔子问答，则容易露出马脚。
在借鉴改造中又将鲁缺睡着数语删去，使此段文字成为连贯的老子语。《文子》的作者用尽心机地改造《庄子》文，然终究欲盖弥彰，终究还是露出了马脚。《文子》读起来通畅顺口，句子整齐，间或用韵，文章有文采。但是终究不及庄子那种态肆汪洋的浪漫笔法，《文子》在表述此段文字时弄巧成拙了。
再看《庄子·天地》记录了孔子的弟子子贡过汉阳时见一个种菜的“老圃”，正费劲地抱霭而灌，子贡建议他用桔榨提水灌菜园。此老圃拒绝说:“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掣水若抽，数如沃汤，其名曰榨。”接着仰天，变忿怒为笑容，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
《文子·道原》中写道:“机械之心藏于中，即纯白之不粹”。可见《文子》此处明显用了《庄子·天地》中的典故。此外《文子·下德》亦见“怀机械巧诈之心”语;又《微明》“机械”一词亦出此。《文子》中还有多处用“机心”或“械心”的语汇。在中国语文的宝库中，通常有许多成语词汇有出处和典故的。
像“机械巧诈”、“机械”、“机心”等语汇出于《庄子·天地》那位老圃批评桔榨的故事。至此，《文子》与《庄子》成书之孰先孰后的问题己经判白。大概不会有人颠倒着说是庄子根据《文子》中“机械巧诈”、“机械”、“机心”等语汇创作了老圃批评桔榨的故事的吧。
与《文子》相关的佐证
笔者接下来将进一步提供佐证，证明《文子》与战国后期的《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等文献有关。所谓战国时语，是指常见于《战国策》、《荀子》、《吕氏春秋》以及《管子》中的《白心》、《形势》、《自术》、《大业》四篇程下道家作品中的文字段落、词汇、句子等。这些辨析内容就是对于上文的补充，也是对于《文子》袭取《庄子》的佐证。笔者以为与其说是时语比较，还不如说是书籍印证。
《荀子》对《文子》的影响
荀况是战国后期的一个大儒，约在十五岁时到齐国程下学宫求学，学成以后便在学宫“最为老师”，“三为祭酒”，主要活动在齐阂王和齐襄王的时代。有遗著《荀子》32篇，书成，在当时就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吕不韦羡慕荀卿能著书立说，而作为亚相却无此能力，于是聚集门客编纂《吕氏春秋》。《文子》借鉴《荀子》，主要为词汇借用、搓揉和改写。下文具体归类这些借鉴的实例。
荀子虽是一位大儒，但也难免受道家、法家等其他学派的影响，韩愈曾批评他“大醇小疵”。《荀子》的思想体系中确实有道家的影子，其行文方式也受道家的影响。以上两书中能互见者18项，《文子》袭取《荀子》之迹溢于言表。而且《文子》承袭《荀子·劝学》者为多，它的作者肯定熟读了《劝学》篇。笔者因此认为《文子》的作者基本上与荀子同时代，而年纪略小于荀子，说不定文子是在翟下学宫听过荀子授课而熟读《劝学》篇的学生。
《文子》与《吕氏春秋》的关系
据《史记·吕不韦列传》载:秦国亚相吕不韦效法荀子著书立说之举，以及效法四公子之为人，而召集天下贤士，各著所闻，最后由吕不韦总其成，成书于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书名《吕氏春秋》。书成之后曾悬挂于城门，要天下之士提出修改，若能增删一字者，赏金千金。‘其书被称为杂家，即汇集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兵家等学说。
如上所论，笔者认同《文子》的作者是齐国的孟尝君田文，或由其助手帮助著成。其助手后来有可能携书稿投到吕不韦门下，参与撰写《吕氏春秋》，《文子》也由此而传世。从文献互文性论证的视角看，《文子》和《吕氏春秋》确有密切关系，有不少相近甚至相同的行文，举例如下:
《符言》“故圣人损欲而从性，目好色，耳好声，鼻子喜欢闻到好闻的香气，而嘴巴也更偏爱吃好吃的东西，这些做到了自然就感到高兴了，这无关于利害关系，只是人之常情，本能而已。耳朵眼睛鼻子和嘴巴，都没有像人一样的意识去选择自己想要听的看的闻的和吃的的东西，都是内心的向往传达到这几个地方所呈现出来的，以便于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由此观之，欲不可胜亦明矣。”
《吕氏春秋·贵生》“圣人深虑，莫贵于生。人耳目鼻口，是人从出生就拥有的。虽然可能会有一些缺陷，比如有耳朵却听不见，有眼睛却分辨不了颜色，有鼻子闻不到味道，有嘴巴尝不出咸淡和滋味，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虽然外观保留完整，但实际上不能行使功能，不能被我们所利用。
所以从这个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出，只靠耳朵眼睛鼻子嘴巴这四个器官是没有办法有意识的去进行一些活动，必然是受到很大的制约，这个道理放在官场上面也是行得通的，我们所处的官职，需要我们有能力去胜任，没有能力即便我们坐在了这个位置，我们也承担不起肩上的责任，并且我们所做的必须遵守规章制度，不能凭借自己的想法乱来，必有所制，此贵生之术也。”
《文子·符言》认为“圣人损欲而从性”;小人纵欲而“欲不可胜”。《吕氏春秋》从生命出发，认为“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受制于心。而两者都提到“四官”，则一致，应当认为是那个时代对于心与“四官”以及“四官”与生命关系的生理学成果。两书虽然注意相同的事，但观念不同，故无相承相因之事。
《道德》“人行道者，使人虽勇刺之不入，虽有巧计却刺不中。人如果刺不进去，攻击不到目标，这简直就是一种侮辱，但是这并不是人不敢去刺，不敢去攻击，两者还有差别，人不敢去做这件事和人去做了但是没有做到是有本质差别的，这是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人如果连做这件事的想法都没有，怎么可能去谈及是否成功，从一开始就没有结果，没有结果，其他的人又怎么向他们传达想法爱意呢。
若然者，无地而为君，无官而为长，天下莫不愿安利之。”这些都是很浅显易懂的道理，两者所据为同一种文献，《吕氏春秋》记录了原书所载，有如历史，而《文子》重在思想性。
细察两书，出现相同语句的内容约有三四十处，举此十项，己足以说明了两者之间的相似关系。相较之下，往往能发现《文子》称为“老子曰”者，其实并非全是老子之言。这样的称谓法，不仅同样可以从《吕氏春秋》获得印证，而且也可以从《列子》、《韩非子》等书籍获得旁证。
此种类似现象昭示后人:《文子》书中的“平王”、“老子”皆为托名，非周平王，亦非楚平王，系《文子》的作者借助对话的写作方法，随性为之。甚至“文子”也是半真半托名的人名。定县出土的《文子》残简同样证实了这一点。
《韩非子》称引《文子》
王廷洽《(文子>作者考证》中没有注意到《韩非子》称引过《文子》的事实，王利器《文子义疏·序》也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一点，而李定生、徐慧君《文子要诊·论文子》则注意到了。《韩非子·内储说上》“赏誉薄而漫者下不用，赏誉厚而信者下轻死。其说在《文子》，称若兽鹿。”又齐王问于文子曰:‘该怎么去治理国家呢?’
对曰:对待人有赏罚之道，做对了有奖赏做错了有惩罚，这是一种很好的方法，是一把利器，如果君主可以很好的利用这种方法，且不被外人知晓内行门道，那么就是可以很好的去治理国家。在举了此二例后下结论道:“韩非明白地说其说在《文子》，并称齐王和文子问答如何治国，则韩非见到《文子》无疑。”
王利器和王廷洽的忽略应该是有原因的，因为《韩非子》所称引的内容不见于今本《文子》，他们不提或是出于谨慎。1973年河北定县40号汉墓出土的《文子》残简显示:有些残简的内容也不见于今本《文子》，说明古本《文子》的篇幅、内容多于今本。既然《韩非子》明确说“其说在《文子》”，就可以断定他曾读过《文子》。王利器忽略这一点，是为了证明《文子》成书于汉惠帝时，作者是汉代初年的一位黄老学者。“韩非是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也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
《韩非子》与《文子》、《吕氏春秋》在差不多的时间里成书而略晚于后两者，虽然是法家的著作，可也有一些与《文子》相似相近的语句。《文子》与《韩非子》共同使用的语句并不多，有此九项也己足够。实际上战国后期的其他一些书籍中(如《楚辞》、《列子》、《战国策》等)的语句，竟然亦见于《文子》，特别是《楚辞》中的诗句，也赫然出现在《文子》中。比如《文子》中的《九守·守弱》篇中多次出见“飘风暴雨”，这一词语实出《楚辞》的《九歌·大司命》中的“飘风冻雨”。
还比如《文子·上德》“飞鸟反乡，兔走归窟，狐死首丘”，出《楚辞·九章·哀郧》;“鸟飞反故乡兮，狐死首丘”，此语亦见《记·檀弓》。《文子·上德》“混混之水浊，可以灌吾足乎?冷冷之水清，可以灌吾缨乎?”出《楚辞·渔父》“沧浪之水清兮，可以灌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灌吾足。”此语亦见《孟子·离娄》。《文子·上义》“犹持方柄而内圆凿也”，出《楚辞·九辩》“圆凿而方柄兮”;此语亦见《庄子·在有》。
不必细究是谁袭取了谁，可以肯定这些都是当时的流行说法，也就是时语。还有屈原的弟子唐勒创作的《驭赋》残简出土于山东银雀山，从残存的诗句看，是以驾御之道喻治国之术的。而《文子·上义》“治人之道，其犹造父之御驯马。齐辑之乎髻衔，大臣者，人主之驯马也。……”显然是受了《驭赋》的影响而为之者。上述比对可以说明《文子》的成书根本不可能早至春秋后期，或战国前期，而只能认为是战国后期的作品。
除了上述书籍语词比较，从《文子》文本携带的信息也能看出其属于战国后期的内证。其一是大一统思想。除了上文介绍的“执一”以外，《文子·符言》还有“立君以一之”的提法，《自然》还说“立天子以齐一之”;《上礼》两言“天下不合为一家，诸侯制法各异习俗”;“天下混而为一”。很明显，《文子》这些大一统的思想和用语，当出现在天下一统的前夕，己经看到大一统国家建立的趋势。其二是对战争规模的描写。
《文子·上礼》“举兵为难，攻城滥杀，覆高危安，大冲车，高重垒。老弱饥寒而死者，不可胜计。”其中“伏尸数十万”似乎是在见到长平之战后写出的文句，因为那一仗秦国坑杀了赵国四十万余的生力军，在此之前，秦军曾杀伤魏国二十余万，杀伤韩国十几万，一次战役就消灭对方众多的生力军，故长平之战坑杀四十万的数字可信，《文子》的描写也可信。其三是法天思想。《文子·九守·守法》“上圣法天，其次尚贤，其下任臣。……法天者治。”
《九守·守弱》“是以圣人法天。”《墨子》中有《法天》篇专门论述这一思想，认为不应该以君主为法，不以师者为法，不以父母为法，而当以天为法。《法天》实为后期墨家所著，即墨翟的三传或四传弟子所写定。其四是言及“黄金龟钮”。
《文子·上德》“黄金龟钮，贤者以为佩”。黄金龟钮，即指雕有龟钮的黄金印。春秋时代的官印唯有铜质瓦钮(或称桥钮)，战国前期亦然。各国君主为了炫耀，可能会以黄金铸印，但未必都是龟钮。汉朝官印规定:凡黄金印者，皆骆驼钮。
凡白银印者皆龟钮。“黄金龟钮”估计是秦国相之用印，且为秦惠文王以后之事。似乎《文子》的作者见过，甚或过。其五是提及“黔首”。《文子·符言》“黔首之患固在言。”秦国早年指称百姓为“黔首”，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才确定为天下百姓的称谓。其六提到“吴起变法”及“商教变法”的历史事件。
《文子·微明》“相坐之法立，则百姓怨;减爵之令张，则功臣叛。”“减爵之令”显然是指吴起在楚国实施变法，主要是减少不急之官，废除己经疏远的亲属，将收取的爵禄用以训养战斗之士。吴起此变法得罪了楚国的旧贵族，公元前381年，楚悼王死，旧贵族攻杀吴起。商教变法有很多内容，其中一条就是“连坐”，即一人犯法，其他知情者不报者，以同罪论处。
结语
相坐法施行，民怨沸腾，最后商教于公元前338年被车裂而死。《文子》中的这些信息的时代感比较明确，尤其是商教之死的年代史有确切的记载。再参考上文《庄子》与《文子》的对照，可以确定《文子》是承袭《庄子》而成书的，或者说《文子》受《庄子》的影响甚大。
庄子去世的年代不太明确，一般认为他大约卒于公元前286年。再考虑到《文子》多处行文同于《劝学》，故《文子》的作者约与荀况同时而略小几岁，甚至是听过荀况讲授的学生，是生活在秦国统一六国时的人物。这些也都证明了《文子》的成书，不可能早至战国中期以前，而只能是战国晚期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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