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是训诂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同时也是理学兴起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内产生的《论语集注》，一方面继承了北宋诸儒重视义理的阐发的传统，另一方面又不废汉唐以来注重章句训诂的工夫，集中体现了这种融通汉宋，兼收两家的特点。
朱熹的《论语集注》拓展并开创了《论语》学新的诠释思想和诠释方式，使得《论语集注》最终立于官学，风行后世长达六百年。目前对《论语集注》的研究成果大都以硕士论文和各类期刊为主，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训诂学，二、义理阐释，但也不乏成书过程、引注以及注释等小众方面的研究。
总的来说，《论语集注》的研究成果是比较多的，但也存在研究方法单一，重复研究以及对其他文献层面关注较少。
一、研究现状
《论语集注》自成书之日就备受关注，古今学者较多关注《论语集注》的成书、解经以及理想思想，对于训诂学方面并没有过多的关注，朱熹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有谈及《论语集注》的成书，可谓是四十余年之作。
详细梳理《论语集注》成书过程的有唐明贵的《朱熹论语集注》探研，他在文中详细论述了论语集注的成书过程，认为朱熹的《论语集注》是历时漫长，呕心沥血之作。
张卓也在《朱熹注释〈论语〉之考察——以〈论语集注〉的形成为中心》一文从朱熹注释《论语》的历程来说明《论语集注》的成书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最后得出《论语精义》和《论语或问》对《论语集注》的形成影响较大。
王传龙的《朱熹〈论语集注〉手稿的涂抹与成书过程》一文中通过对《论语集注》成书过程的细致探究，以及对其残存手稿上涂抹文字的辨析，在一定程度上解答朱熹对《论语集注》具体的修改内容以及修改意图。
近年来，对《论语集注》的研究虽然大都集中在其哲学思想、义理阐释方面，但也有不少学者站在训诂学的角度重新审视《论语集注》，如陈焕良的《训诂在〈论语〉集注的运用》和罗小如的《论〈论语集注〉的训诂价值》，两个人都在文章中从不同角度对朱熹《论语集注》的训诂内容进行了分类，且对训诂内容的研究比较全面。
学术界对《论语集注》的评价很高，但对其训诂研究还是不够深入全面，例如对其体例、版本以及注释失误等文献层面的关注较少，但也有部分学者关注到了这几点。
周元侠在《〈论语集注〉的“集注”体例及其意义可以说是开山之作了，他指出朱熹的〈论语集注〉不同于理学家的理学议论，主要是对经文本身以及所引注释进行补充说明。关于注释辩误，裴传永的《朱熹〈论语集注〉辩误》一文，对部分注释进行了尝试性的研究。
殷漱玉的《朱熹〈论语集注〉文献研究》一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搜集新材料,从版本、體例、注釋辨誤三個方面對《論語集注》進行細致研究,全面探討了《論語集注》在《論語》學史以及文獻學史上的意義。总的来说，目前学术界对《论语集注》的研究成果还是比较丰硕的，对其价值都持肯定态度，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对《论语集注》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但在注释辩误、引注以及诠释学方面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二、研究角度
《论语集注》的研究角度众多，但目前已有成果主要集中在训诂学和义理阐释方面，但也有学者关注到了其引注、注释失误以及诠释学方面的成就，并对其作了相对的研究，研究成果虽然不多，但也为《论语集注》的研究拓宽了角度。
1.义理阐释
近年来，对《集注》的研究多数集中在对其哲学思想、义理阐释等方面，义理阐释方面学者们主要的观点为朱熹不同于传统的理学家，在重视义理阐释阐释的同时兼顾训诂传统，从而将自己的理学思想巧妙的融入到经典之中，他的《论语集注》是宋代理学发展中的重要成就。
耿芳朝的《朱熹经典诠释学研究——以〈论语集注〉为中心》一文指出朱熹经典诠释学运用“训诂”、“集注”和“解说”等传统经学与新兴学说相融合的方式，融合了汉学训诂与宋学义理，借助诠释圣人言语——经典文本，表达了宋代理学的新思想，形成了一种比原始儒学更为精致、更具思辨色彩的新儒学体系。就其个人而言，《论语集注》的成功既表达了他传承经学注疏模式的愿望和理想，也展示了他试图在传承之中创新儒学思想的重大成就和造诣。
姚徽《论朱熹<论语集注>的特点及贡献》一文指出，纵观《论语集注》全书 ,朱熹最擅长从细微处阐发其理学思想，由于他是以自己的理学思想去观照孔子的言行 ,因此时时发挥出与重训诂考证的汉魏学者大相径庭的新解 ,因此这也是他最受人攻击之处。
路晓在朱熹《论语集注》训诂研究一文专列第四章：从朱熹《论语集注》看其理学思想，列举了《论语集注》中的实际例子来阐释朱熹是如何在注经的同时体现其理想思想，将其理学思想分为本性论，格物致知论，以及心性论，指出朱熹不仅正确解说经文本义，解释名物典章，而且把义理阐发建立在对《论语》章句训诂的基础之上，体察和揭示圣人的思想，探求理之所在。朱熹以理学思想讲《论语》，借经通理，使得义理的宣讲内容圆满，言之有据，将儒学思想思辨化、道德化，逐步形成了以“理”为中心的哲学思想体系。推己及人，以此树立社会行为规范，《论语集注》又有着极高的理学价值。
张琪在《经典与解释–解释学视野下的《论语集注》〉一文中指出，朱熹不是为了注释而注释，他之所以重视经典本身，注释力求与原文相符，主要是因为其注释经典的目的在于继承和发展传统的儒家思想，他需要从传统儒家经典中阐发自己的理想思想，因此《论语集注》具有明显的思想倾向性，自然《论语集注》是其理学思想的一大载体，朱熹在解释经典的同时，也在无形中传达自己的理学思想。
2.训诂学
《论语集注》是对《论语》的注释，但不同于宋代其他的理学家那样只是阐释义理，朱熹不但重视义理、阐释，而且重视《论语集注》训诂学方面的成就，这方面的论文虽然不多，但是也基本上全面的研究了朱熹的训诂方面的成就。为了正确评价朱熹在训诂学史上的地位，吸取《论语集注》中训诂上的精华，运用于古籍整理，学者们从训诂内容、朱注与其他注释以及其他小众方向对朱熹《论语集注》进行了训诂学方面的研究。
（一）训诂内容
训诂内容是《论语集注》的一个重要部分，但这方面的论文并不是很多，但已有的陈焕良和罗小如两篇也基本上比较全面的研究的其在训诂学方面的成就了。
陈焕良的《训诂在〈四书章句集注〉中的运用》和罗小如的《论〈论语集注〉的训诂价值》分别从不同角度对《论语集注》的训诂内容进行分类和总结，两个人基本上全面的研究了《论语集注》的训诂内容，分类也基本相近，将其分类主要分为了校勘文字，注释字音，解释词义，阐述语法，解释词义，串讲文意以及考证名物等几个方面，相互比照就可以看到朱熹训诂内容的全貌了。
（二）训诂特点
刘志刚的《从〈四书章句集注〉看朱熹的训诂学与义理学》就《集注》中的训诂来揭示朱熹训诂学的成就，从而对朱熹乃至宋代的训诂学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刘氏认为朱子的义理学是训诂学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产物，是训诂学深入向前发展的结果。朱子训诂名物或阐发义理皆有所本，不蹈空言，不加妄测；他以注疏治训诂，以训诂通义理，同时又能以义理明训诂，训诂义理两不废。该文论及朱子义理之学的渊源、《集注》的训诂特色，但没有论及其训诂失误者。
陈焕良的《训诂在〈四书集注〉中的运用》以训诂内容为纲，从九个方面对《集注》的训诂内容作了简要的介绍。陈氏认为《集注》的特点，是用程朱理学注《四书》，以阐发义理为主，与传统经注不一样。但其解词释句，还是力求符合本文的原意的，而且简明扼要，深入浅出，明白易懂，对前人的注释多能择善而从，因此能脱去隋唐义疏及宋初经说的繁冗之弊，而成为独具特色的训诂著作。该文从校勘文字、分析句读、注释字音、解释词义、考证名物、阐述语法、说明修辞手段、串讲文意、分析篇章结构九个方面探究《集注》的训诂内容，以求有助于正确评价朱熹在训诂学史上的地位，以及如何从《集注》中吸取训诂上的精华，运用于古籍整理。
胡进《试析朱熹<论语集注>中的训诂》认为朱熹将义理与传统训诂学溶为一炉, 克服了理学家空谈义理的时弊, 其《论语集注》是宋代《论语》注释的代表作。文章从训诂的视角、训诂的内容和训诂术语来分析朱熹《论语集注》中的训诂。
（三）朱注与他注的比较研究
《论语》作为儒家经典之作，历来研究者众多，朱熹的《论语集注》可谓是宋代的巅峰之作了，代表了宋代训诂学的最高成就，通过对朱熹《论语集注》与其他学者对《论语》的注解的比较，可以更加清晰的看出朱熹《论语集注》的独特性以及其在训诂学方面的成就，以下是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
匡鹏飞在《〈论语〉郑玄与朱熹解释之比较》一文中，通过近人程树德编撰的《论语集释》中何晏《论语集解》所引的郑注和朱熹《论语集注》的内容，来比较郑、朱在对《论语》的解释中所体现出来的不同特点。从解释观、解释方法和解释内容三个方面对《论语》郑玄和朱熹的解释作了比较，认为他们不同的解释观是决定两者对《论语》作出不同解释的根本原因，而二人不同的解释观又产生于各自时代的不同学术思想，从而建立了中国经典解释学和中国传统学术史之间的紧密联系。
陈绂先生的《〈论语〉郑注与朱注的比较研究》对《郑氏佚书》中的《论语注》和朱熹的《论语集注》的比较，揣摩了一下汉代与宋代在文化与训诂方面的一些问题。通过对注点的选择、注释的角度进行比较，揭示出郑注、朱注存在差异的原因在于对原典的不同理解、解说古籍的不同目的，究其根本原因在于生活的时代背景不同。陈绂先生认为，朱熹的注释体现出了时代文化的特色，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应得的位置。
屈玉丽的《〈论语〉朱熹注与刘宝楠注的比较》从《论语》刘注与朱注的相同之处、不同之处两个方面对刘宝楠和朱熹的《论语》注解进行比较研究，并通过分析其异同，探求两人注解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的原因，总结宋清两个时代的训诂学特点，客观地评价两位训诂学家及其著作，明确他们在传统训诂学发展史中的地位。
罗小如《朱熹<论语集注>与何晏<论语集解>之比较》中，举了很多的例子具体介绍了朱熹对何晏《集解》名物训诂的继承、对原词语注释的继承，并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的详于旧注，有的略于旧注，有的举例论证，补何晏未注，补何晏未对原文衍、夺、讹、误之校勘，运用心理解释法，解释句子的深刻涵义，阐明背景，更加重视篇章结构文体意识，指出了朱熹《集注》对《集解》的超越之处。
（四）其他小众 引注、成就以及诠释学
学者们对朱熹《论语集注》研究大都集中在训诂内容、特点以及朱注与其他注的比较研究方面，但也不乏有学者对《论语集注》的引注、成就和诠释学方面进行了研究。
周元侠撰《朱熹的〈论语集注〉研究——兼论〈论语集注〉的解释学意义》和《〈论语集注〉的“集注”体例及其意义》通过对《论语集注》中所引三十五家注的所属时代、学术派别、注释重点及其风格等方面的分析，系统揭示了朱熹对《论语集注》的“经注”定位、《论语集注》成为超越时代的经典之作的原因，并且指出朱熹的《论语集注》具有兼顾训诂、音读等传统经学的特点。
陆野《朱熹〈论语集注〉之训诂成就》一文通过对朱熹《论语集注》训诂方式、语言以及方法特点的研究，着重对朱熹《论语集注》的训诂方式即声训、义训、形训作了重点分析，可以说是第一次将《论语集注》的义训、形训、声训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通过阐述肯定了朱熹《论语集注》在训诂学方面的成就。从诠释学的角度探讨《论语集注》蕴含的诠释学思想的文章虽有，但多是关注朱熹经典诠释的方法、原则、标准等方面，如刘笑敢《从注释到创构：两种定向两个标准——以朱熹〈论语集注〉为例》一文重点讨论了朱熹跨文本诠释与融贯性诠释两个标准，以及面向文本与历史的客观性定向和面向当下与现实的主观性定向两种定向。
三、结语
历代以来至今，对《论语集注》的研究颇多，由哲学思想、文学成就到理学思想，同时也开始重新审视其在训诂学史方面的成就，不少学者开始对其训诂内容、特点以及与其他注释《论语》的著作进行比较研究，更有学者从阐释学角度对《论语集注》所蕴含的诠释学思想进行了研究。
当代学者对朱熹《论语集注》的研究成果，主要包含在专著和论文之中，研究专著中，有关《论语集注》的著述比较匮乏，仅散见于研究《四书》的经学的经学或是思想史方面的著述中，研究内容也比较驳杂，涉及注经方式，成书，思想等诸多方面。在解题与分章研究概况、版本研究概况、注释研究方面成果较少。总而言之，虽然学界对朱熹经典诠释思想的研究已经触及到“《论语》学”，但对于《论语集注》中注释及引注所彰显的朱熹诠释学的特色触及不多、关注不够，这实属一处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