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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解放战争末期，美国杜鲁门政府就开始重新考虑对台“政策”了，艾森豪威尔在就任期间最终确定：使台湾“保留在对美国友好的政府手中”，而“最切实的手段”则是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

中国的领导人与外交官们为了粉碎这一阴谋奋斗至今。

1977年，中美建交到了关键时刻。

卡特就任美国总统，他决心在任期内解决中美建交问题，这与邓小平不谋而合。

8月22日，卡特的“麻烦解决专家”，时任美国国务卿万斯来到北京，他的公文包中正装着中美建交草案。

看起来，中美建交近在咫尺。然而万斯提出了三个要求，仍暗藏将台湾分离出中国的祸心。

对此，小平同志用了一句话让他最终闭嘴。

1954-1962：美蒋签署共同防御条约，炮战轰开谈判渠道

1954年12月2日，美蒋双方在华盛顿签署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自此美国开始对蒋介石政府军售，派遣军队入驻，承诺协防其“领土”。

然而，在这一条约中，艾森豪威尔与时任国务卿杜勒斯对其中的“领土”做了文章，只承认台湾，而不承认金门、马祖，相当于在台湾海峡画了一条“台海中线”，要蒋介石“划峡而治”。

1958年，毛主席亲自指挥金门炮战。

此时的蒋介石仍不愿放弃“反攻大陆”的幻想，自然不肯放弃与大陆仅距离18海里，可谓近在咫尺的“反攻前沿基地”金门岛。

9月6日，台海局势一触即发，周总理发表声明，重申中国解放台湾的决心，警告美国挑起战争则要负责全部后果，建议保持沟通，恢复于1957年中断的中美大使级谈判。

在此前1955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第一次会议中，我国首席谈判代表王炳南就以一封钱学森请求中国政府帮助回国的信件，揭露美国阻挠中国学者回国事实，最终使其不得不批准钱学森回国，并达成了双方平民享有回国权利的协议。

因此，我国对金门炮战重新召开中美会谈充满期待。

毛主席在2天后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更是提出：“如果双方具有解决问题的诚意的话，谈判可能会取得某些成果。现在全世界人民都在注视着两国代表将要进行的谈判。”

果不其然，9月15日，中美大使在波兰华沙复会。美国代表态度强硬地说：“中国必须在台湾地区立即停火！”王炳南直指美方话语中态度暧昧，故意混淆中国内政与中美矛盾的伎俩。

对此，毛主席在之后的《告台湾同胞书》上说得更清楚：“美国人想在我国的内战问题上插进一只手来，他们叫做停火，令人忍俊不禁。美国人有什么资格说这个问题呢？请问他们代表什么人？什么也不代表。”

中美谈判再次陷入僵局，金门炮战则开始象征性地打打停停。四年过去，国内外局势风云变幻，于中国而言，情况其实并不容乐观。

1962年5月，周总理让回国休假的王炳南立即返回华沙，临行前，周总理说：“中央认为，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决心很大，但他还存在着一些困难。关键问题要看美国的态度，要争取让美国来制止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军事冒险。”

不久后，王炳南传回好消息，美国正式表态不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台海危机至此告终，周恩来不禁夸赞道：“炳南同志，你这回可立了大功了！”

1964-1972：用“两弹一星”撑起“一个中国”底气

1964年10月16日，钱学森回国九年，终于带领团队造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并成功试爆。

当罗布泊上空的蘑菇云升起，一声巨响直穿云霄之时，我国终于在世界站稳脚跟，挺直了腰杆。

一个月后的中美第123次会谈上，王炳南的继任者王国权，向美方提出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协议的声明草案。

至此，美国之后对华的态度明显转变。

1966年3月，在第129次中美大使级会谈，美方提出：“美国政府愿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这是美国首次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

王国权高兴地说：“中国有了原子弹，我们做外交工作的腰杆就硬多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美国于冷战中落入下风，尼克松上台后，主动寻求中美关系改善。

在1970年1月举行的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上，双方达成了两国领导人直接接触的共识；仅一个月后，周总理亲自审阅第136次会谈发言稿，表达愿意接待美国部长级代表或总统特使。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至此，中美大使级会谈结束。那时，中国已完成“两弹一星”的战略事业，成为影响世界的重要力量。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7天后上海联合公报发表，美国公开承认“一个中国”。

尼克松后来在回忆录中，如此描述他走下飞机与周总理握手的那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此后，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

然而，一直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民间爱国人士章士钊、曹聚仁相继去世；1972年5月，周总理确诊膀胱癌，并于1976年初不治去世；同年9月，毛主席也因重病撒手人寰。

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再次变得扑朔迷离。

1976-1979：主动出击的最后三年

时间来到1976年初，彼时周总理病逝不久，邓小平已在毛主席的支持下，主持开展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

1月19日，邓小平首次单独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被称为“周的继承人”，标题赫然写道：“中国：是敌是友？”

1977年7月，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职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成为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核心，党内形成了共识：要改革开放，就必须向西方学习和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其中的重点正是美国。

恰逢此时，美国深陷越南战争，兵力投入最多之时竟然达到50万之众，大量武器、资金吞噬国力，美国在冷战中的劣势愈发明显，急需抽身。

这时，越南战争中的关键力量之一，中国，便成为了需要努力争取的力量。

中美关系的改善已是大势所趋，原本将“中美关系”置于事务清单后方的卡特总统，开始谋求加速中美建交，在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的倡议下，卡特派出了万斯前往中国。

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黄华首先会见了万斯，二人会谈刚一开始，万斯就开门见山，提出了中美建交的三点前提条件：

1、中国放弃武力解放台湾，2、同意美国对台出售武器，3、派驻政府人员留在台湾设立“联络处”。

这三点条件，看似无关痛痒，实则是公然对1972年《上海公报》战略共识的“开倒车”。

放弃武力解放台湾，不就是让解放军“把枪扔到地板上”？同意设立“联络处”，不就是实质上仍与台湾保留了外交关系，将其视为一个“国家”？

作为新中国最优秀的外交官之一，黄华自然不甘示弱，当即严正拒绝。

万斯没想到，自己的建交探索之旅才刚开始就碰了“钉子”，要求与邓小平直接谈。

可更让万斯没想到的是，邓小平更是一颗彬彬有礼的“硬钉子”。

接见并宴请万斯时，邓小平再次否定了万斯方案，最后一句话更是让他哑口无言。

邓小平会见万斯时，面对其提出的无理要求明确表示不能接受，并强调中美建交的前提即为对台“废约、撤军、断交”三原则。

谈到最后，邓小平说：“台湾的问题，我们中国人是有能力解决的，奉劝美国朋友不必为此替我们担忧。”

这一句话，让万斯彻底闭嘴，也让其彻底明白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不留余地的决心，包里的建交草案没能掏出来就回了美国。

很明显，此时中国已经稳稳处于谈判上风，有足够的耐心。

1978年5月，布热津斯基访华，向邓小平表示美国政府已下决心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愿意接受中国提出的三个建交原则。

不论是国内外的政治局势，还是双方的经济发展需求，都使得双方领导人努力促成中美建交的加速落实。黄华很快开始与美方就中美建交问题进行了具体谈判，又经历6次谈判后，中美于当年12月16日发表正式建交的联合公报。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邓小平不久后应邀访美。

在白宫，二人紧紧握手，邓小平说道：“现在两国人民都在握手。”

建交后，中美交流日益频繁，不仅是经贸，还有体育、文化、艺术等等，“中国的变化，仿佛是在一夜之间，从闭塞到开放，从落后到繁荣，邓是一个划时代的领导人。”这是邓小平当选1985年《时代周刊》年度人物时得到的评语。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与美国敌对，并在敌对中摸索谈判，到1977年双方频繁互派代表来往高层会谈，最后于1979年正式建交，我们的领导人与外交官们，在整整30年中，历经了136次以上的秘密及公开会谈。

在这之中，不仅有国际政治上的角力，背后更是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物卓越的战略眼光与超绝的奋斗能力，才带领中国一路从无到有，建立了世界最先进的军事力量，成为国际中拥有难以撼动地位的大国。

因此，不论何时我们都应记住，正是前人有筚路蓝缕的精神与智慧，中国才能有让美国坐到谈判桌前的底牌，小平同志才能不负众望，有一句话即让美国人闭嘴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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