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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骚》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中仅见的长篇政治抒情诗。全诗373句，2477字，规模宏大，思绪繁复，内容丰赡。它以强烈的爱憎、丰富的形象、浓重的色彩深刻反映了诗人屈原与楚国反动贵族之间的激烈的政治斗争，突出表现了屈原本人的进步理想、政治热情、峻洁的品格和顽强的九死而不悔的斗争精神。是一首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杰作。
长诗大体可分为三个部分和一个乱辞。第一部分从开头至“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自叙身世，并回顾了诗人在为实现崇高的政治理想而不断自我完善，不断同环境斗争的心灵历程。揭露了楚王的昏庸不明，朝政的黑暗昏乱，提出“举贤授能”、“遵道得路”的政治主张。
第二部分从“女要之婵媛兮”到“余焉能忍与此终古”。写诗人驰骋幻想，探求实现美政理想的道路。其中设想了许多虚构人物，写了“女要”的告诫。重华陈辞、上求帝阁、下求铁女，但却一再碰壁，表现了诗人寻求理想道路的艰难。
第三部分从“索童茅以筵尊兮”至“蜷局顾而不行”。展现了诗人在去留问题上的思想斗争，表现了对祖国的深厚眷恋之情。在求女不遂的苦闷徘徊中，诗人假想自己去向灵氛占卜，向巫咸询问，决定听从他们的劝告去国远游，但最终由于对祖国的深厚眷恋而忍死不愿离去。这是全诗的高潮，把诗人的心志展露无遗。
第二、三部分“虽另辟神境，实即第一段之意，而反复申言之”（王邦采《离骚汇订》）。最后的“乱辞”是全篇的总结和尾声。诗人至此以死来表明心志，即使身死也不愿改变自己的爱国理想。
《离骚》不仅为我们塑造了一位高大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而且在艺术上也取得了高度的成就。
首先，想象奇特而丰富，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诗人展开丰富的想象，构思了大量的神话人物，甚至与神灵进行直接对话，他上天入地到处求索，逢女要，访灵氛、问巫咸，上叩帝阀，下求佚女，甚至让自然神羲和、飞廉、望舒等为他驾车或奔走，如此等等。构成了一个迷离恍惚、光怪陆离的神话世界。“其想象力丰富瑰玮到这样，何止中国，在世界文学作品中，除了但丁《神曲》外，恐怕还没有几家够得上比较哩”（梁启超《屈原研究》）。
其次，《离骚》继承和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屈原在《离骚》中所运用的比兴形象不再像《诗经》所用的那样比较单纯和静止，而是丰富复杂，互相联系，且有很大的能动性，因而具有更大的艺术表现力。“《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风，以迁君子；飘风云冤，以为小人……”（王逸《离骚经序》）。
诗人巧妙地运用比兴的艺术，使抽象化的政治热情得到生动具体而丰富多彩的表现。
同时，也赋予比兴形象一定的美学评价，实际上也就是表现了诗人对被比喻的事务所作的政治的、思想的、道德的评价，因此他的诗作既有丰富的形象性，也含有深刻的思想意义。比兴手法的成功运用，不仅使作品含蓄蕴藉，长于韵味，而且也增加了作品的色彩美。司马迁概括说：“其文约，其辞微，其志诘，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史记·屈原列传》）全面指出了《离骚》辞微意远，寓意深刻的比兴手法的风格特色。
再次，在语言运用方面，与《诗经》四言诗的整齐划一有所不同，主要以六言为主而又杂有其他句式，使得形式显得自由活泼，错落有致，具有抑扬顿挫之感。
在《离骚》中大量运用楚地方言土语，如“兮”、“泪”、“蹇”等等，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另外，屈原在诗中一方面大量运用华美的词藻，写得花团锦簇，五彩缤纷；另一方面又总是用质朴本色、刚劲坚实的语句来构筑篇章的骨架。因此，在屈原的诗作中，华美和质朴两种语句总是恰当交织，相得益彰，形成了一种华而又实，丰厚茂密，多彩而统一的华实并茂的语言风格。再如，熟练地运用对偶的修辞手法，不仅增添了诗章整齐凝炼的美感，而且也是诗歌语言发展中的重大开辟，对后来诗赋词曲等各种文学形式的语言运用都有深远的影响。
总之，《离骚》以其宏伟的结构，鲜明独特的形象，瑰丽奇幻的想象，强烈的爱憎情感，独特的语言风格等等取得了其他诗赋不可企及的艺术成就。故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称赞：“……故能气往轿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离骚》是中国文学史的奇珍瑰宝，对后世文学产生着不可磨灭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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