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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24小时客户端-钱江晚报通讯员 竹嫄
一套《童年读库·中华传统文化经典》丛书，由周维强主编，刚刚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丛书第1辑就有4种：《古诗十九首评注》，周维强著；《千字文评注》，林玮著；《三字经评注》，滕淑玲著；《笠翁对韵评注》，王亚会著。
主编周维强，编审，浙江教育报刊总社发展规划部主任。浙江省“五个一批”人才，“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著有《书林意境》《扫雪斋主人：钱玄同传》《尚未远去的背影：教育文化名人与杭州》《史思与文心》《学林旧闻》《最忆是杭州》等书10种。曾获浙江省、华东地区和全国的新闻及报刊编辑奖、图书奖等。
周维强介绍，这套文库的书目，既有古代历史上形成的经典读物，也包括了近世西风东渐以来产生的经典作家的作品。选入这套文库的书目，我们希望是有美的内容和形式。这个“美”的涵义是：好的价值观、好的趣味和好的文字表达。我们希望这套文库的装帧设计也应该是风格清朗、雅致和生动的。我们衷心希望读者能向我们推荐认为值得纳入这套文库的书目。
正如周维强在丛书总序中所言，一个民族的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过程里，总会逐渐积累起来一些比较固定的，为全民族所认同的文化传统，组成这个文化传统的基本要素是，比如价值观，审美趣味，行为方式等等。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在形成过程中，也总会凝聚成一些经典的文本。这些文本，以文字的形式，对文化传统作出表述。这些经文字表述而形成的文本，总会对文化的传承起到促进的作用。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也不会是在封闭的状态里形成的。历史的启示是，民族的文化传统往往会在各民族文化的大交流大碰撞中，得到对自己更有益的养料。
周维强说，自从大航海时代以来，全球化的文化交流一直是在加速度的发展之中。这样的大交流，也促进了民族文化传统的扩展、延伸和新生。中华民族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有三千年。三千年来形成的文化传统和凝聚了文化传统的经典文本，辉耀史册。而近世以来，西风东渐，中外文化的大交流，促进了中华文化的更加丰富深厚，推动了新的生机勃勃的文化经典的诞生。传统是我们的根，这个根也是在不断的延伸和生长的。我们在这个民族文化中的成员，应该了解我们的“根”，也应当了解在发展中的“根”，应当了解我们的“根”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以养成在今天这个“地球村”时代里一个“世界公民”所应有的修养、气度和怀抱。
有鉴于此，他们发愿编辑了这套“童年读库·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他们内心有一个关于文化的梦想，就是“少年识文字，弦歌有雅音”。
读一点
林玮：《千字文评注》序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童蒙养正”四字极为重要。
《易经序卦传》云，“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说的是事物刚刚处于“萌”发状态之时，必有“蒙蔽”“迷茫”之时。这是万物生长之规律，人的成长也不例外。因此，古人把针对幼儿的教育称作“蒙学”，将其受教的结果呼为“启蒙”。
《易经蒙卦·彖辞》云，“蒙以养正”，其“象辞”又说，“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在在都显现出“正”与“德”的意义。可以说，中国传统童蒙教育的核心，就是道德教育；用今天的话说，也可以认为是素养教育，是召唤其自我意识与社会责任相协调的公民教育。而为切合幼儿特点，中国蒙学教材贯以极富文学性而著称。它们凝聚了历代诸多文史大家的心血与智慧，多朗朗上口，充满诗意，又济济精粹，字字璇玑。年幼读之，可以涵泳；殆至年长，又可从中体认事理，躬身实践。幼儿读之，有开蒙之效；为人父母者读之，亦可增广见闻，发其深省——这实在与西方童蒙读物有着天壤之别。
史家唐德刚在论述胡适之倡导白话文运动对童蒙教育产生的深远影响时，曾不无深刻地反省说：“那时，表兄和我虽然都已经能背诵全篇《项羽本纪》，但是上国语班时”，却使用“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只读些“有关‘早晨和雄鸡’的‘白话诗’”：“喔喔喔，白月照黑屋……”。唐德刚由是反问：
如果我们把一些智力上能接受这些宝贵文化遗产的学龄儿童们的黄金时代，给“喔喔喔”或“叮当叮”，叮当去了，岂不是太可惜了吗？
信哉斯言！而要避免这种“可惜”，中国传统训蒙读物不可不重视。
中国训蒙文献，灿灿辉煌，历有迭新。以“三百千千”为代表，《三字经》《百家姓》成书于宋，《千家诗》更晚至清朝，唯有《千字文》是早在南朝就已流行的蒙书。时为梁朝散骑侍郎的文学大家周兴嗣，奉梁武帝之命，把同僚殷铁石从王羲之书法文本中选出的一千个不重复汉字连缀成文，以供天下稚子识字之用。唐人李绰在《尚书故实》里演绎说，周兴嗣只用一夜，就完成了《千字文》，而他却因用脑过度，鬓发也在这一夜间悉皆斑白。
周兴嗣连缀起的这一千个字，不但字无重复，更兼文辞精巧，条理贯穿，俨然一册中华文明之“百科全书”，独领蒙学风骚，备受后世称赞。王世贞、顾炎武、章太炎等名家对《千字文》皆不吝赞语。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千个字，全为韵文，四字成句，对仗工整，易于成诵，尤其适合少年儿童的记忆特点，能引起他们对祖国文字、文学与文史的强烈兴趣。
自《千字文》诞生，迄今已一千四百余年。在这漫长的历史中，《千字文》不但作为蒙学教材而流传四海，有日、韩、英、法、拉丁文、意大利文等多个版本，还作为书法练习之范本，不断有名家名作涌现。传说，王羲之七世孙、隋代高僧智永和尚在绍兴云门寺（永欣寺），以真草写《千字文》八百余本分送浙东诸寺，引来求书者众，以至踏破寺院门槛，只能以铁皮包裹之，时人称为“铁门槛”；其实，怀素、宋徽宗、赵孟、文征明等人，也都有《千字文》书法传世。这极大地提高了《千字文》的传播力度，以至代代都有同名文本出现，如唐《梵语千字文》、宋《叙古千字文》、元《性理千字文》、明《千字大人颂》……内容各异而共用一名。此外，宋真宗时编《天宫道藏》，分四百余函，目录即以《千字文》编序，起于“天”而终于“宫”。凡此种种，均可见其影响广大。
千百年来，注《千字文》者众，但能融古于今者罕。本书兼采各家精要，参考了刘宏毅、邓启铜等人的注解，力求融入个人体会，释文务简，评点冀切，以便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兴趣的读者能更轻便地阅读《千字文》原文，而年轻的父母也能藉由此注释，更为轻松地教授子女诵读经典。倘能有一丝“养正”之功，便不失注家本意。
周维强：《古诗十九首评注》序
南朝梁代的太子萧统，生于公元501年，文学家，生前编选了一部流传至今的诗文总集《文选》。萧统在梁天监元年（公元502年）被他的父亲梁武帝萧衍立为太子，但未及登位就在中大通三年（公元531年）早逝了，谥号“昭明”。历史上也常称他为昭明太子，所以他编选的这部《文选》，也会被称为《昭明文选》。
萧统编选这部《文选》，从传世的古代诗歌里选录了十九首五言抒情诗，收进这部《文选》卷二十九“杂诗（上）”。因为这十九首诗的作者都已经不知道姓名了，所以萧统就给这十九首诗冠名“古诗”，总名“古诗十九首”，可以表示这十九首诗是一件独立的完整的诗歌作品。这十九首诗，每一首都没有题目，故每首诗取第一句以作为这首诗的标题。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已不可考。但古代有的学者说其中有的篇章是西汉的枚乘写的，有的诗篇是东汉的傅毅写的。但这些也是猜测，没有可靠证据可以证明。所以学者们基本认定这十九首诗的作者已不可考。这些诗也不是一个人写的，而是有很多的作者。这很多作者的基本的身份，应该是中下层的不得志的士人。
这十九首诗的写作年代也历来众说纷纭，有说是两汉的，有说是西汉为主的，有说是东汉的。但大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是东汉末年的作品。梁启超先生在《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里估定这十九首诗的写作年代大概是在公元120年至170年这50年间。叶嘉莹教授在《谈〈古诗十九首〉之时代问题》里则判定这十九首诗的写作年代应该是在傅毅班固以后、建安曹王以前的东汉作品。具体的年代的考定，学者之间容有区别，但基本倾向于东汉末期，则是一致的。
这十九首诗，不是成于一人之手，写作年代也在前后数十年之间，但是诗中流露出来的感情和思想的倾向还是比较一致的。这些思想和感情的倾向，清代文学评论家沈德潜的概括是“逐臣弃妻、朋友阔别、游子他乡、死生新故之感”，或者借用聂石樵先生《先秦两汉文学史》里的表述：“……表现失意士子羁旅之悲愁和空闺思妇寂寞之哀思。游子之慨，思妇之情构成基本内容。”叶嘉莹先生说这十九首抒情诗，所写的感情基本上有三类：离别的感情、失意的感情、忧虑人生无常的感情，这三类感情都是人生最基本的感情。所以叶嘉莹先生把这叫作“人类感情的‘基型’或‘共相’”。叶嘉莹先生的这个分析，具体地说清楚了清代学者陈祚明说 《古诗十九首》“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这个话的意思了。
为什么这十九首诗会有这么基本相同的思想感情呢？梁启超的分析是，这个时候已经到了东汉的末期了，大动乱的前夜，祸机四伏，文人是敏感的，他们首先感受到了社会危机，产生了一种不安感，“大抵太平之世诗思安和；丧乱之余，诗思惨厉”，所以这十九首诗，虽然不是成于一人之手，但在一个共同的时代里，难免会有共同的思想感情的产生。而这些思想感情，正如叶嘉莹先生所说也是人类所共有的，所以千载之下，依然能够打动人心。
《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色，一个是善于使用比、兴的手法；一个是长于抒情；还有一个是用语浅显，但浅显的用语却新鲜而深挚地表达了诗人的思想感情，明代诗评家陆时雍说《古诗十九首》“深衷浅貌，短语长情”，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这十九首五言抒情诗，标志了中国古代五言诗发展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南朝文学批评家刘勰说是“五言之冠冕”。大翻译家傅雷先生推荐给自己孩子的阅读作品里，就有《古诗十九首》。笔者将近四十年前初读《古诗十九首》，那时并没有想到要背诵，一遍读下来，后来居然还常常想得起其中的一些句子，可见这些作品的语言的魅力。
这册《古诗十九首》的注释，两句一注，注释标记写在两句诗的后面，而不是标记在诗句的中间。这样做主要是考虑到不至于使诗句被标注记号割裂得支离破碎，而能保持五言诗的形式上的整齐的美感，也便于阅读。
这册《古诗十九首》的注释，主要的引用和参考书目是：萧统编选《文选》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版），游国恩主编《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上下册（中华书局版），聂石樵撰著《先秦两汉文学史》上下册（中华书局版），叶嘉莹撰著《迦陵谈诗》（三联书店版）、《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中华书局版）。
记得三十多年前大学时代，曾阅读游国恩先生主编的“先秦”“两汉”这两部文学史参考资料，这两部书广征博引，折中取舍，受益颇多。聂石樵先生给我们讲文学史，先生目光炯炯，讲课要言不烦，每多新意，这些授课的内容后来就构成了《先秦两汉文学史》的主要内容。叶嘉莹先生给我们做古诗词讲座，叶先生讲课，声调抑扬顿挫，我至今还记得她念她自己的诗作“读书曾值乱离年,学写新词比兴先”时的声调语气。这一晃就三十多年过去了，真是“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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