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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化史上，没有哪一部书比《论语》更为重要、影响更大，没有哪一部书像《论语》那样受到那么多的关注。《论语》全书共20篇，16000字左右。它作为孔子儒学最基本、最原始的材料，主要汇编了孔子的言论。
在长期的教学生涯中，孔子与弟子以及那时的公卿大夫们常常“交相对问”，相关典籍记载了许多“孔子应答”、“弟子相与言”以及弟子“各自记其所问”的生动场景。《论语》的材料多来源于弟子的记录，用西汉时期孔安国的话说，就是具有“正实而切事”的特征。
孔子弟子有记录孔子言论的习惯，孔子去世后还有所传授。随着孔子影响的扩大，要准确把握孔子学说的要领，最好的办法也许就是选辑他的言论。最早明确将“论语”当做书名或篇名来引用的是《礼记》中的《坊记》，而发现时间不久的战国中期的郭店楚简就有《论语》句子的引用，可见《论语》成书很早。两汉学者普遍认为《论语》为弟子们在孔子去世后“辑而论撰”，看法应该可信。今有学者进一步研究认为，《论语》成书应在孔子去世后不久，很可能由孔子裔孙子思主持编撰而成。
经历了秦朝焚书坑儒及秦末的战乱，《论语》像许多先秦古籍那样曾一度失传，至汉代复出现若干个传本，最著名的是《古论语》、《齐论语》、《鲁论语》三个流派，它们在文字、篇名及篇数上皆有一定差异。
《古论语》分为21篇，由西汉前期的鲁恭王刘余在孔子旧宅中发现，其字为蝌蚪文，为战国古文，当时难以传授，仅孔安国为之训解。《鲁论语》为20篇，主要在鲁地学者中传习；《齐论语》分为22篇，比《鲁论语》多出《问王》和《知道》两篇，主要在齐地学者中传习。鲁、齐《论语》最初各有师承，到西汉灵帝时，安昌侯张禹先学了《鲁论语》，后来又讲习《齐论语》，他把两个本子融合为一，而篇目沿袭《鲁论语》，称《张侯论》。张禹为汉成帝的师傅，地位尊贵，因而他的本子为当时一般儒生所尊奉，灵帝时所刻的《熹平石经》就采用《张侯论》，后世的《论语》皆沿用此本。《齐论语》、《古论语》则近于失传，仅有后世学者辑佚文献传世。
由于《论语》在中华文化史上的特殊重要地位，历来研习者代不乏人，甚至趋之若鹜，关于《论语》的集解、集注、正义、别裁、疏证等著作数不胜数，可谓汗牛充栋、浩瀚如海，逐渐成为一套庞大的知识体系。
东汉末年，著名经学家郑玄以《鲁论语》为基础，参考《齐论语》、《古论语》，编校成一个新的本子，泯灭了三家的差别，他还加以注释，后人习惯称之为郑玄本《论语注》。郑玄注本在唐代后散失，今有辑佚本和出土残本传世。
魏晋南北朝时，有何晏等《论语集解》十卷，这是汉代以来《论语》的集大成著作，为现传最早的《论语》完整注本；有皇侃《论语义疏》十卷，在《论语集解》基础上作疏，也是南北朝义疏之作完整流传至今的唯一一部，对于研究义疏体著作也有重要意义。
自汉至南北朝的近800年时间里，注解《论语》者很多，可以考知的总计有60余家，但到后来纂修《唐书·艺文志》时，只存18家；到纂修《宋史·艺文志》时，只有何晏的《论语集解》和皇侃的《论语义疏》可见，其余皆亡佚。
唐代的《论语》著作以《论语笔解》二卷为代表，题韩愈、李翱同注，这是专门的《论语》研究著作，这与以前的注解有所不同。当时，印刷技术还很不发达，而科举制度的兴起又对经典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于是《开成石经》应运而刻，包括《论语》在内的12部儒家经典被勒石成文，立于长安城国子监内，原石今存于西安碑林。这些书籍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必读之书，石经文本也成为读经者抄录校对的标准。
宋代注解《论语》成果更加丰富，其中以《论语注疏》、《论语集注》、《癸巳论语解》为代表。《论语注疏》也称《论语正义》，为邢昺等人编纂，原为十卷，其单疏本现已不传，只有注疏合刻本传世，以阮元南昌府学本为最佳，并附有校勘记，《十三经注疏》所收即为此本。《论语集注》共十卷，南宋朱熹编纂，是宋代《论语》注释的集大成者，现存最早的刻本是马光祖刊印的《四书集注》本，后又有与《孟子集注》合刻本，而通行的多为《四书集注》合刻本。《癸巳论语解》十卷，宋张栻撰，此书是由作者与朱熹反复辩论而产生的，能够体现宋代对《论语》和儒家思想研究的面貌。
自从朱熹作《四书集注》，宋朝开始把《四书》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以之为朝廷的主流思想，确定了《四书集注》的正统地位。《论语》是朱熹所注解《四书》的第一编，自然显得更为重要。
元明时代，以“考究典故，以发明经义”为宗旨，虽间有新思想，但总体没有跳出前人的范畴，这其中以陈士元《论语类考》二十卷为代表。
清代，考据学兴起，这时的成果以《四书改错》、《论语后案》、《论语正义》为代表。《四书改错》二十二卷，毛奇龄著，主要针对的是朱熹《四书集注》中的错误。《论语后案》二十卷，黄式三著，该书反复申述“礼”的重要性，认为“理”即“礼”，天理就在社会规范中。《论语正义》二十四卷，刘宝楠著，堪称《论语》整理研究的经典之作，是清朝《论语》的集大成者，有各种《四书》本和《清经解续编》本。
近代以来，有《论语集释》四十卷，程树德编纂，是又一部《论语》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论语疏证》二十卷，杨树达编纂，该书强调以《论语》证《论语》，很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论语译注》二十篇，杨伯峻著，注释简明，全篇今译，书后附《论语词典》，对《论语》的研究和普及有开创之功；《论语新解》上、下编二十篇，钱穆著，汇集前人注疏、集解，力求融会贯通。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近代以来，人们由怀疑古史到怀疑古书，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是被怀疑的重点。由于人们对于古书成书和传流规律了解不够，很多古籍被打入“伪书”行列，多数典籍的成书年代被严重后置，中国思想史材料“受灾”最为严重。
有学者说，与孔子有关且可信的资料“似乎只有《论语》一书了”，其实《论语》的可靠性也受到了质疑。长期以来流行的看法是，《论语》陆续成书于孔子后学，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人们从《论语》的流传着眼，认为《论语》既然有递相传授的过程，就必然会造成“不纯”。清代学者崔述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论定《论语》一书有“窜乱”，有“续附”，《论语》编订初始，各篇不出于一人之手，而是“各不相谋”，其后才汇为一本，又有“采自他书以足成之者”，这样的观点成了后来学界的主流看法。
这些研究还影响到国外，受到外国学者的推崇。如美国学者顾立雅、日本学者木村英一就是如此。木村英一研究《论语》各篇，他逐一落实其写成时间，甚至“考证出”某些篇成于孔子再传、三传、四传甚至五传弟子之手，这与崔述的看法大体一致。受疑古思潮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英国汉学家韦利坚持认为《论语》20篇只有第3至第9篇是可靠的，其余各篇均系后人所加。这一疑古考证已经成为西方汉学的经典著作，产生了较大影响。还有美国学者甚至只相信第4篇的前20章是可靠的，其余都是孔子的后学们在240年的时间内逐步加上的。这样的怀疑不同程度地影响了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论语》注释与研究。
值得欣慰的是，近代以来出土了一些《论语》文献，有敦煌、吐鲁番地区的《论语》写本、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中的汉代竹简《论语》等。《论语》文献的出土，提供了可资证据的新材料，也启示了研究新方法，有助于厘清《论语》研究中长期聚讼不已的问题，推动了《论语》研究的深入。
与《论语》新材料问世的同时，大批早期学术文献不断出土，其中尤以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竹书、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为代表，这些新材料又“激活”了不少传世文献，特别是与《论语》研究直接相关的《孔子家语》、《礼记》、《大戴礼记》、《孔丛子》等著作，将这些典籍与《论语》对比研究，产生了不少新的认识。杨朝明主编的《论语诠解》就是其中的代表，该书将《论语》置于中国古代文明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注重文献的合观参验与综合比对，整体考察孔子思想学说，认为《论语》编撰有严密的内在逻辑。该书条分缕析字词典故，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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