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写作话语研究》：当代性与媒介融合时代的文学史写作

时间：2022-12-09

很多时候，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课程也都不过是文学理论史和文学批评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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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在中国高等院校文科教育中占有中心位置，在课程设置方面远超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或写作，即使20世纪下半叶“理论”在整个文学生态系统中至为重要，晚近几年“创意写作”陆续兴起，但依然无法撼动文学史所具有的整全性与权威性地位。很多时候，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课程也都不过是文学理论史和文学批评史。这不仅源于中国有着悠久而深厚的著史传统，历史本身带有总结性的“知识”意义，还在于现代以来所形成的文学教育观念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紧密的关联—它需要将一个国家过去的文学遗产结撰为首尾连贯、延续不绝的叙事，从而形成一条与民族国家的历史相配合的连续性文脉。

自清末以来，中国文学史写作多少带有模仿欧洲文学史的隐秘民族主义内涵。伴随着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不仅各种以文体、风格、族别、地方、翻译等为名的文学史层出不穷，“重写文学史”成为一时显学，文学史自身也成为研究的对象，相关的研究诸如文学制度、文学史料的整理与讨论颇呈热点之势，在20世纪末直至当下，相关著述已蔚为大观，值得注意的是，民族主义理论、历史学的叙事转向以及知识考古学的影响已经使得文学史的建构与书写获得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中国文学史写作话语研究》一书，直接将文学史作为一种写作，进而研判其内在的“话语”，它基本上没有太多涉及史料、接受与传播媒介的问题，所归纳的科学主义、进化论、民族国家话语可以被视为现代性文化政治的体现，而审美观念、地方性以及多民族文学等观念则属于“后现代”的变形——当然这个“后现代”也可以被视作多元现代性的表现形态。

《中国文学史写作话语研究》的研究对象是文学史话语，即在中国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而成长的历史过程中，文学史编纂活动所产生的文学史话语。虽然中国是一个重史的国度，但文学史作为一种学术研究范式迟至晚清才真正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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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台湾学者黄文吉考证，最早关于中国文学史的著作是1880年由俄罗斯汉学家瓦西里·帕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纲要》；1897年，日本学者古城贞吉在东京经济杂志社出版《支那文学史》，这是日本出版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著作；1901年，英国学者赫伯特·翟理斯出版《中国文学史》，这是第一部由英语写成的中国文学史著作；1902年，德国学者威廉·顾路柏出版《中国文学史》，这是第一部由德语写成的中国文学史著作。

1903年，由上海中西书局翻译出版的笹川种郎的《支那文学史》是“最早被翻译过来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在以往的研究中，中国学者特别重视文学史观在文学史写作中的影响与作用。

1942年，侯恨生在《资声月刊》第6期发表《中国文学史观商榷》一文，在文章中揭示文学史著述与文学史观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强调文学史观对文学史著述的决定作用，他认为文学史如果离开了文学史观，便成了没有生命的资料史；文学史观如果脱离了文学史，便成了一种空洞的观念和零散的见解。他倡导“研究文学史应该把文学史观和社会史观配合起来”。众所周知，文学史观和社会史观对中国文学史写作确实具有重要影响，如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史观和现代性文学史观在一定历史时期决定了文学史写作的内容与形式，但是任何一种文学史观必然会遮蔽文学发展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与中国学者特别重视文学史观研究不同，西方学者尝试探索不同的理论视域研究文学史写作。

1969年，德国学者姚斯在《文学学范式的改变》中认为文学史存在三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古典主义-人文主义、历史主义-实证主义、审美主义-形式主义。后来，姚斯在《类型理论与中世纪文学》中又提到文学史类型的三种话语方式：明确式、确定式和证明式。也就是说，姚斯在文学史研究中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开创文学史研究的接受-影响之维，也在于他把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塞缪尔·库恩的“范式”理论和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话语”理论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文学史范式”和“文学史话语”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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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德国学者汉斯·乌尔里希·古姆布莱希特在《文学史—消失的总体性片断？》中提到“文学史话语”这个术语。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中指出，“历史本身在任何意义上不是一个本文，也不是主导本文或主导叙事，但我们只能了解以本文形式或叙事模式体现出来的历史，换句话说，我们只能通过预先的本文或叙事建构才能接触历史”，文学史也是如此，人们只有通过本文才能触摸文学史，这些文学史文本其实也可以说是文学史话语。美国学者怀特认为历史话语代表历史书写的方法与经验，“历史书写本身有多少种不同的话语，就有多少种历史经验”，历史书写有各种不同的方法与经验，也就表现出不同的结构形式，“历史话语是据结构上具有意义的形式发挥作用的”。怀特认为历史叙事是一种扩展的隐喻，历史叙事利用虚构的常规结构和真实事件之间的隐喻性的类似性使历史事件产生意义，从而使历史最终成为一个象征结构。文学史话语研究深受历史学理论的影响。

19世纪末期后，历史学领域发生哥白尼式的变革，以往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历史学的统治地位发生根本性动摇。意大利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他强调当代性是所有历史的本质属性或内在特征，历史与生活在综合意义上是相互统一的关系。作为克罗齐思想的继承者，英国哲学家罗宾·乔治·柯林伍德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意味着“思想是灵魂，抽掉了思想，历史或史学就将只剩下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柯林伍德认为过去的一切都活在史学家的心灵之中，而思想是心灵的产物。由此可以推论出，既然历史是思想，那么历史必然具有主观性质和想象成分。正是从这些观点出发，柯林伍德把“历史的想象”作为历史学的重要内容，他坚持认为“历史学家必须运用他的想象”，好的历史学家必须具备丰富的想象力。柯林伍德认为历史学家与小说家之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历史学家和小说家都是把构造图画当作事业，他们都是通过叙述事件、描写情境、展示动机、分析人物来构造有意义的图画，“作为想象的作品，历史学家的作品和小说家的作品并没有不同”。历史学领域的转向也对文学史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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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中，陈国球对文学史写作客观论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文学史’的书写不乏个人想象和记忆”，陈国球把司马长风的文学史著作看作诗意和唯情的文学史。在林庚的《中国文学史》（国立厦门大学，1947年）中，陈国球看到中国精神的成长过程，看到林庚的“文化匮乏”情意结，也看到文学史写作的“诗性逻辑”。美国学者鲁晓鹏在《从史实性到虚构性：中国叙事诗学》中把中国的史学方法看作建立整体性话语的一种方式，他还明确认为中国的历史方法存在两个不同方向：“一个是历史阐释（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一个是历史写作诗学（poetics of historiography）。二者都是吸收、恢复并自然化叙事话语的策略。”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想象成分和结构属性是文学史话语不可忽略的历史诗学特征。本书也正是在上述意义分析20 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史写作话语的历史变迁、学术特征和修辞结构的时代转换。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史写作大致可分为科学共同体、进化论哲学、政治无意识、国家共同体、审美乌托邦、文学地理学、现代性追求和后现代幻象等话语范型，这些话语范型不仅表现了文学史思想体系的历史变迁，也表现了文学史写作的修辞模式由神话体、喜剧体、传奇体、寓言体、浪漫体到空间化、时间化和历史化的时代转换。

作者简介

颜水生，男，文学博士，博士后，现任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三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学术带头人，贵州省管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贵州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学术创新人才，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独立出版学术专著2部，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各1项，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CSSCI来源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获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贵州省文艺奖二等奖、三等奖各1次。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研究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史写作话语的历史变迁和学术特征，分析其修辞结构的时代转换。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史写作大致可以分为科学共同体、进化论哲学、政治无意识、国家共同体、审美乌托邦、文学地理学、现代性追求和后现代幻象等话语范型，这些话语范型不仅表现了文学史思想体系的历史变迁，也表现了文学史写作的修辞模式由神话体、喜剧体、传奇体、寓言体、浪漫体到空间化、时间化和历史化的时代转换。本书既从中国文学史写作的话语实践出发，又吸取了中外文学史理论成果，从而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综合性。本书史料收集扎实，方法运用恰当，理论视野开阔，理论分析深入，学术判断总体上明确、允当，成果视野宏阔，知识面丰富，时代感鲜明，对中国文学史写作话语类型的选择具有启迪作用。

READING本书目录

序当代性与媒介融合时代的文学史写作

绪论1

第一章文学史话语研究的起点4

第一节中国“文学史”的知识谱系6

第二节中国“文学史”的学术状况32

小结63

第二章科学共同体与神话修辞术65

第一节文学科学论与主观式写作67

第二节历史科学论与实证式研究76

第三节科学精神论与含混性构想84

小结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