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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对于世界上任何一国来说，历史都是一份不可舍弃，不可遗忘，需要大加挖掘的巨大财富。
中国作为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一个依然在延续的文明古国，一直有着极其深厚的历史文明。
这也是因为在世界各个文明古国中，像中国这样重视历史，重视传承的国家是绝无仅有的。
史，《说文》云：“记事者也。”
所以，在我国古代，只要是记事文字，都被称之为“史”。
中国之所以几千年历史文明都没断绝，当然不是偶然的，也不仅是一个文明程度的问题。
说到历史悠久，中国不如古埃及、古巴比伦；就是记录历史的主要手段——文字，中国也不拥有最早的发明权；记录历史的主要载体——纸张，中国也只有最早的发明权之一（蔡伦纸是最早的纸浆纸，最早的第一张纸是古埃及的莎草纸）。
但是在古代，中国对历史的重视程度，不仅是其他文明和古代国家所望尘莫及，也出乎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想象。
《仓颉篇》是古代字书，班固在《汉书》、扬雄在《法言》都称它为“史篇”。这大概是因为文字的功用在记事。
文字的作用是记事，记录下来的材料就是“史料”。
因此，史料的范围是很广泛的。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文史通义·报孙渊如书》)
近代史学家梁启超则说：“史之范围，广漠无垠”，“中国古代，史外无学，举凡人类知识之记录，无不丛纳之于史。”
根据甲骨文的文字可以知道，在三千多年前的商朝，中国就已经有不同类型的“史”的记载，他们显然有不同的分工，负责记录或保管不同的内容。
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数以千计的大大小小诸侯国，都设有专职的史官。
从秦朝开始的君主集权制政权，史官和负责收藏保管史料的机构是封建王朝必不可少的建置。
为了传承历史，保存书面以外的记忆，保证史官的素质，史官往往家传世袭，比如《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就是属于世代承袭的史官，他父亲司马谈也是史官。
事实上，在我们进行历史研究的过程中，不管是文字记载的材料，还是地下发掘的考古材料以及古代遗物，都是非常宝贵的史料。
其中《二十四史》更是了解历史最为重要的载体。
秦朝一统天下之后，每个封建王朝都不约而同的背负了同一个历史使命，那就是对前一朝代的兴起、衰亡进行透彻的深入研究，故而修史属于历朝历代最为重大的王朝使命之一。
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历朝历代都会涌现一批史学家，其中包括司马迁、欧阳修、司马光和谈迁等等。
因为当朝来编写前朝的历史，自然会加入一些主观情绪，添加某些现有的思想意识，来证明本朝的正统性，所以自然而然也就有了所谓的官方思想。
比如《新唐书》《旧唐书》，按照内容来看《新唐书》更优一筹，按照史料价值来看《旧唐书》更胜一筹，因为《旧唐书》是五代人编写的，《新唐书》是宋朝人编写的。
而清朝作为中国最后的封建王朝，到现在也已经灭亡上百年了，而在这之后对于清朝历史的研究也成为国人研究古代史的最后记录。
在民国时期，清朝学者赵尔巽曾经主编过清史，但因为时代混乱，加上袁世凯倒台，革命大势越演愈烈，为了给清朝挽回最后的脸面，他还没有完成最终的审稿，就仓惶出版，这就是《清史稿》，虽然《清史稿》有很多详尽的史料，但是里面各种常识性的讹误，加上作者本身对清朝的眷恋，对清朝皇族和八旗大臣无所不用其极地维护，和对革命人员的大肆污蔑，最终严重拉低了《清史稿》的史料价值。
之后，随着国家逐渐安定，史学家对清史重新进行了编修和校正也提上了议程。
以戴逸教授为首主编的《清史》历经磨难，终于要计划出版了。
只不过戴逸教授的这个清史出版之前就承受了和《清史稿》一样巨大的争议。
虽然清史和封建王朝正统的二十四史同样为纪传体通史，但其最特殊之处，也是最让世人非议的就在于戴逸教授编纂清史的过程中使用的都是白话文，而不是传统的文言文。
对于使用白话文编史，批评者有之，非议者亦有之。
对于白话文编史持批评态度的理由有很多，比如文言文的语义上千年来未曾有过大的改变，而白话文的语义却是百年来有着巨大的改变，使用白话文编史虽然方便了我们这一代人阅读习惯，但是我们无法得知白话文的语义后世会不会再次发生变化，于是就很难保证以后能够方便后世的阅读习惯。
还有就是中华文明讲究传承，前面二十四史都是使用文言文，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很多对中国历史感兴趣的外国人，都有种潜意识，那就是正史只能由文言文进行编写，使用白话文感觉不是写正史一样，会导致清史与其他二十四史有点格格不入。
加上《隋唐演义》《杨家将演义》等等历史演义都是使用古代的白话文，会给后世的人造成一种清史属于演义，而不是正史的错觉。
赞成使用白话文编史的理由也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观点就是虽然二十四史都是用的文言文，但是文言文艰涩难懂，除了一些科班出身，专职研究古代文化历史的人能够习惯进行文言文阅读之外，对于广大喜欢读史的普通群众来说，白话文阅读更为通俗易懂。
此外对于文言文较为精简，但白话文相对来说更为繁多杂乱的问题，有学者也进行了解释，在现在这个信息化社会，并不缺乏文字载体，缺乏的是对历史的传播与使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更方便传播与使用。
而除了使用白话文编史以外，戴逸教授主编的清史另外一个备受争议之处在于篇幅太长了，多达3500万字。
这个浩大的篇幅字数直接达到了其余二十四史总字数的一半以上。
对此戴逸教授回应道，这次清史的编纂，最重要的就是创新，这种创新不仅体现在白话文的使用，还体现在历史材料、文献资料使用的创新，同时也体现在相关题材的创新、方法与观点的创新。
比如二十四史更注重帝王将相的恩怨情仇，而这部清史采用国内外研究的前沿学术观点，甚至包括西方汉学新清史的学术观点，更加注重对清朝的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制度、政治的阐述。
相对于传统的二十四史，这部清史的论述方式和思想观点更像现代史学。
对于媒体所询问的，戴逸教授这套清史在学术价值与水平上是否能超越二十四史。
戴逸教授则回答说，我们是不敢和二十四史相比的，因为古代学者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所花费的精力和时间也不一定比我们少，加上二十四史并不是一个整体，史书质量良莠不齐，《史记》《汉书》的质量远不是其他史书能比的。
我们只能保证拿出我们的最高水平 努力编纂出一本不让大家失望的史书出来，这部史书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做出创新，要致力于达到21世纪初的最高水准。
客观来看，不管争议多大，都无法抹杀这部《清史》的价值与意义，就像《清史稿》不管有多少讹误，作者态度对清朝多么眷恋和对革命人员多么厌恶，都无法抹杀其历史位置，故而戴逸教授的《清史》也必将成为我们后续研究历史的重要文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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