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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对于两种相伴而生的社会恶疾,贾谊对症下药地提出了“欲令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少其力”的良方加以治疗。即令诸侯王的子孙,依次分割其父辈封地,“地尽而止”。这样,诸侯王越来越多,而各诸侯国所占有的土地会越来越少,“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假如这一策略真能得到贯彻执行,天下的形势必定会为之一变,诸侯王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会成为“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辏并进而归命天子,虽在细民,曰知其安”。
贾谊所上的《治安策》,使文帝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但由于文帝是由宗室大臣拥立的,不敢贸然触动那些实力强大的诸侯王。所以他在实施“众建诸侯少其力”这一策略上很不坚决,只是在齐文王刘则死无子,才把最大的齐国分为六国,封故齐悼惠王刘肥(刘邦庶长子)的六个儿子为王。文帝还趁准南王刘长谋反自杀之机,分准南国为三,让刘长的三个儿子全数为王:阜陵侯刘安为准南王,安阳侯刘勃为衡山王,阳固侯刘赐为庐江王。“建诸侯少其力”的策略,就是从内部削弱、分化诸候王国。多建请侯易为其所接受,国多而小则易为中央所制。这一策略对后世影响颇大。
文帝是从代国入朝为帝的,后来便分代为二国,立皇子刘武为代王,刘参为太原王,小子胜则为梁王。不久又徙封代王武为淮阳王,恢复原代国地盘以太原王刘参为代王。文帝九年(前171)夏,梁王骑马摔死无子。贾谊见前策不见很好地实施,便乘机给文帝上书,献了一个急救性质的对策。贾谊明确指出:现今中央政府可倚为屏障,以及将来太子即位也可信赖的只有两位皇子,淮阳王刘武与代王刘参。而如今,代国北与匈奴为邻,力量能够自保就不错了。而淮阳国地小力弱,不但没有力量牵制其他诸候国,反而会引发大国吞并它的欲望。
贾谊建议,扩大梁国和淮阳国的版图,改封皇子刘参为梁王。将以梁王和淮阳王以牵制各诸侯国,“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如梁国足以抗拒齐国与赵国,淮阳国足以牵制吴国、楚国,则“陛下高枕,终亡山东之忧矣”。文帝采纳了贾谊的建议,改封皇子刘武为梁王,国土北到泰山,西到高阳(山东高密),辖境内四十余个大县。“以亲制疏”的亲和疏,既可指血缘关系的亲疏,也可以指非血缘关系的亲疏,其实质就是利用感情深的牵制感情浅的。
贾谊此策,则是要用血缘关系亲的诸侯王来牵制血缘关系疏远而有异心的诸侯王。刘武与太子刘启是同母所生,在中央与诸侯王的对抗中,自当成为中央王朝的坚强堡垒。而且,梁国地处战略要害,乃是渐露叛迹的几位诸侯王,西向的必经之地。扩大梁国的版图,増强其实力,可牵制住齐、吴两大诸候国,拱卫处于关中的中央政府。文帝死后景帝即位,吴楚七国叛敌向西时,梁国果然拼死抵抗,为中央朝廷平定叛乱发挥了重大作用。贾谊深谋胜算,令人佩服。
诚如贾谊所言“以亲制疏”也只是应付突发事变的权宜之计,只能取“二世之利”,即文、景二帝可用于治安,并非长久之策。所谓的“亲”传过几世后,也变为“疏”,不一定会与中央政府共进退。景帝时吴王等诸侯的反形逐渐显露,被景帝称为“智囊”的御史大夫晁错认识到间题的紧迫性,向景帝上《削藩策》削藩。以吴王濞为首的诸侯王,以“清君侧”未幌子,发动吴楚七国战乱,公然武力对抗中央王朝,险象环生。
晁错以政治家的敏锐眼光,看到了吴王三十年来苦心经营,只待时机成熟,便要谋反。与其坐待其准备作乱,不如先发制人,削弱其力量。景帝把晁错“削藩”的建议交给公卿、列侯和宗室讨论,大家都不敢贸然发表意见,只有外戚窦婴反对“削藩”。但此时,景帝在晁错的劝导下,决心已定,开始实施一连串的“削藩”。楚王刘戊,因薄太后服丧期间留女子在服舍同宿,削其东海郡;赵王刘遂有罪,削其常山郡,胶西王刘印在执行政府卖爵事件中,舞私欺诈,削其六个县。
晁错的“削藩”与贾谊的“众建诸侯”有着殊途同归、异曲同工之妙,两者都是为了削弱诸侯王的实力,以便于控制。但两者相较而言,前者较后者更加急进一些,当与吴国谋反已迫在眉睫的危急形势有关。吴王刘濞,是高帝刘邦兄长之子,在于定黥布的叛乱中表现得勇猛善战。刘邦担心吴地百姓轻悍,不好管理,便以刘濞为吴王。分封完毕后,刘邦召见了刘濞,见其面有反相,有些后悔,但臣下都已知之,不好改动。于是刘邦抚其背说:“汉立国五十年后东南有乱,难道会是你吗?然天下同姓家,慎无反!”刘濞顿首曰:“不敢。”
吴国是刘邦所封同姓王中仅次于齐国的第二个大国,“王三郡五十三城”。吴境内豫章郡有一座铜山,盛产铜矿,刘濞招罗天下亡命之徒,开铜山矿铸钱,一时“吴钱”遍天下。而且吴国东临大海,刘濞又派人煮海水产盐。因而吴国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成为诸侯王国中的首富,其经济实力可以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文帝时,吴王刘濞的太子入京朝见,与皇太子刘启(日后的景帝)聚饮赌棋。
吴太子素来为吴王所骄纵,性格轻佻,凶悍。在与刘启争输贏时,吴太子态度恶劣又出言不逊。刘启一怒之下,拿起桌上的棋盘掷向吴太子,不小心正中要害,打死了吴太子。文帝下令把吴太子的尸体运回吴国安葬。刘得知自己宠爱的儿子是被皇太子打死的,大怒,说:“天下一家,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又派人把尸体运到长安下葬。从此后,吴王刘濞对中央产生了怨恨情绪,声称有病,而不按时朝见。
文帝知其是因为儿子的缘故,于是责问吴国派来的使者。使者言:“天子审察臣下私情,像察见渊中鱼一样,臣下会忧患生变,不祥。”即是说君主太过精明,洞察到臣下的一言一行,反而会激臣下生变。于是文帝采取怀柔政策,放吴使者回国,赐给刘濞“几仗”,准许其不朝见。吴王因文帝的怀柔政策,而打消了仓促起兵的念头,但其与中央政府对抗的野心并未因此消除,而是更加处心积虑地准备作乱。
吴王因境内拥有可铸钱的铜矿,与百姓的生活必需品食盐,特许百姓不缴纳仼何赋税,中央政府到吴国征兵役,吴国便替百姓出钱雇人代为服役。而且逢年过节,吴王亲自慰问境内有名望的人,大加赏赐百姓。吴王还包庇各地逃来的罪犯,不许中央政府及其他诸侯国入境搜捕。吴王刘濞在其三十余年的统治中,坚持不懈地采取上述策略笼络民心,积蓄力量,为其叛乱作准备。
景帝即位后,吴王痛恨其打杀吴太子,不臣之心更加昭然。特别是中央政府一连串雷厉风行地削减封国土地,使吴王刘濞认识到其锋芒迟早会指向自己,于是刘濞下决心起兵叛乱。但吴国虽然国富民强,如以东南一诸侯国起兵,仍显势单力孤,于是吴王在诸侯王中搜寻自己的同盟者。首先,吴王派使者游说“好兵,诸侯皆畏惮”的胶西王刘印。刘印此时正因失去六县,而同中央产生了敌视情绪,双方一拍即合。胶西王又联合了齐、菑川、胶东、济南、济北、楚、赵几国,约定共同起事。
景帝前元三年(前154),中央削去吴国会稽、豫章二郡的诏令下达后,吴王刘濞诛杀中央所置官吏,起兵叛乱。胶西、胶东、济南、菑川、楚、赵六国也同时发兵响应,齐王刘将闾突然后悔,紧闭城门,拒绝行动,济北王刘志也被中央所置的郎中令劫持,不得响应。吴王刘濞起兵,动员了全吴的武装力量,规定上到六十二岁,下至十四岁的男子全部从军,并以重赏激励叛军将士。
结语
吴国的军队从广陵(今江苏扬州)出发,西渡淮河与楚军会合后,吴王刘濞发表了一份公告,通报天下诸侯王。在这份公告中,吴王提出了发兵的原因是“贼臣错,欲危社稷”,发兵的目的也仅限于“诛晁错,清君侧、安定社稷”,可谓一项高明的策略。因为古代中国社会中,统治者竭力宣扬的忠君思想,根深蒂固于百姓头脑中,谋反则名不正、言不顺,没有号召力,所以叛乱者总是要为自己寻找一个兴兵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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