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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讲稿之17
离骚之美新论上
江山多娇娆著
如何评价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浪漫主义杰作长诗《离骚》？马克思说过，希腊神话不仅是希腊艺术的宝库，而且是希腊艺术的土壤。”我们也可以说，《离骚》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宝库，而且也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土壤。或者用何其芳先生的话说，《离骚》“它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又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在中国文学史上，《离骚》是一座光辉的里程碑，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对这部光照千古的不朽杰作，应该像恩格斯评论歌德的作品那样，“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而主要是从美学的、历史的观点”来加以解说。据此，笔者认为《离骚》是一完美艺术珍品。其美在何处？
一. 《离骚》塑造了一个完美崇高的爱国者的伟大形象，亦即形象之美。这个形象不是别人，正是屈原自己。
长诗开端便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开宗明义，就“上陈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字，次显名字”（刘知几《史通序传》），意在说明“纷吾既有此内美”。不过，屈原真正内在美质并非出身高贵，名字华美，而在于修身自洁，品质美好，具有明确高尚的政治理想，即精神美、灵魂美，“既莫足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决心实现其美政理想。具体内容有三点：
1.以民为本
高尔基说过，俄国进步作家的共同愿望就是“百折不挠地力求体会、觉察国家的人民的命运”（《个性的毁灭》）。毛主席也说过，衡量一个作家，首先要看他对人民的态度如何。诗中屈原关心民生疾苦，同情灾难深重的楚国民众，对其表现了深沉诚挚的热爱之情，“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因为人民痛苦，他就痛心疾首、泪流不止，寻求原因，把民生多艰与统治阶级荒淫享乐联系起来，说明昏君佞臣的放荡恣肆，正是民生多艰的原因，因而他“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瞻前而顾后兮，相关民之计极”，意谓“怨只怨灵修你放荡恣肆啊，终究是不考察人民的心情”。“看看那历史上的前朝后代呵，该想到众百姓办事情据何准星。哪一个不义君能够用世呵，有哪个不善君行世能通！”即使是对统治阶级的揭露，也是从关心民生疾苦角度出发的。
诚然，屈原的爱民观点，有时是通过“天命”观念对统治阶级警告的，说“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措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意谓“那皇天无偏私辅佐何人啊，就是看谁有德谁有品性。圣贤人具备了美好德性呵，才真能享有这天下众生”，警告统治者，不以民为本，就要丧失民心失去天下。
这种思想正是春秋以来直到战国时期统治阶级中的开明人士逐步认识到民心不可以欺诈，民力不可忽视的民本思想的反映。所以《左传》中记载，子产向然明问政，然明说：“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鹯之逐乌雀也。” （襄公二十五年）所以逢滑对陈怀公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 屈原在诗中表现了同样的思想。
当然，对这种民本思想也不能评价过高，如某些论者所说是“屈原站到了人民的立场上”，更不能像“四人邦”时期的电影《屈原》那样，竟然能以带领下层民众武装起义，同子兰、靳尚之流佞臣奸邪真刀实枪地战斗。其实屈原的民本思想，在“米贵于珠，薪贵于玉”的楚国，能关心民生疾苦，毕竟对人民有好处，也是难能可贵的。
2. 举贤授能
这也是屈原“美政”理想的重要内容。《离骚》中说，“汤禺俨而袛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意谓“汤和禹知戒惧尊敬贤圣呵，周文王周武王治国家无过失端正公平。举贤才任能臣执掌朝政呵，守法度无偏邪才能适中。”主张楚王效法古代圣君贤王，任用有识有志的才德之士。其作用在于打破奴隶主贵族世卿世禄的世袭制度，使尚且还能以精励图强的新兴地主阶级、中小地主以及地位低下的下层民众参加政权，甚至连奴隶、奴农、罪犯、屠夫也可破格提拔，就有力地揭露了没落奴隶主阶级的腐朽，曲折反映了人民同统治者的斗争。作者这种举贤任能斥逐奸佞的思想，至今仍有借鉴意义。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是用人的根本分水岭。那些落马的老虎苍蝇，往往就是假借裙带关系爬上来，又把七大姑、八大姨、丈母娘、女婿、小舅子，也拉进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
3. 修明法度
亦即重视法治。这也是屈原政治理想的重要内容。“四人邦”却因其别有用心，曾据以说屈原是“大法家”，反其道而行者有说屈原是儒家。其实古代历史人物，并非都是“非此即彼”，不必将其非要归为某家某派。屈原确实曾以法度为武器同奴隶主贵族进行过斗争，在《离骚》中说，“固时俗之工巧兮，缅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意谓“群小们趋世俗兢进那巧佞之言呵，违规矩悖法度把措施改换。背绳墨逆正途追逐曲邪呵，争苟合以求荣邀宠固权。”《韩非子.有度篇》说：“法不阿贵，绳不挠曲”，与屈原修明法度的思想显然一致，与维护贵族特权的世袭制度和“背法度而心治”的原则则针锋相对。然而倘不如此，革新政治、富国强兵则难以实行。
可以说，以民为本、举贤授能、修明法度，是屈原的美政理想，进行政治革新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而富国强兵则是革新的结果。可见，诗人的爱国主义与追求政治进步的精神紧密结合，正是其思想进步性之所在。仅此一点，也可以给他戴上进步政治家之桂冠。
然而，革新的行动，正义的实践，又比理论或纲领更具有说服力而令人敬佩。今日看来，更为可贵的并非在于屈原美政理想的本身，而是他为实现这一美好理想同楚国贵族集团进行坚决斗争所变现的顽强不屈的斗志，坚韧不拔的毅力，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屈原凭借什么来实现其美政理想的？从《离骚》中看出：
一是重以修能。他汲汲自修，锻炼品质和才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佩香花，采芳草，洁身自修，朝夕惕厉，日夜奋发，自强不息。“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饮露餐花，汲取芬芳的营养，把自己培养成名副其实的高洁贤士，具有辅佐君主、治国安天下的才能。这就是他实现美政理想的主观条件。
二是道夫先路。这就是要辅佐君主，愿为前驱。“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奔走君王前后，好让楚王“及前王之踵武”，效法前代圣主明君。
三是滋兰树蕙，亦即培育贤才，“予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菊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原俟时乎吾将刈。”希望这些精心培养的人才茁壮成长，以便任用，行其美政。二、三两点，是行美政的客观条件。
但是，以上三条，都与现实情况矛盾抵牾。他所辅佐的楚王，起初还信任他，“曰黄昏以为期”“与余成言”，但却因为楚王昏庸无能，轻信谗言，而“后悔遁而有他”，疏远并将他放逐。他要洁身自好，却遭受世俗群小陷害围攻，结果楚王“反信馋而齑怒”。他所培植的香花芳草也枯萎芜秽，变质凋谢。在这种情况下，他并没有畏惧退缩，而是继续洁身自修，毅然表示“虽九死其犹未悔”，绝不背弃绳墨、迎合曲邪、与群小同流合污，而是公然宣布“宁溘死以流亡，余不忍为此态也。”对楚王的将他放逐，无所畏惧，“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仍是冒死直谏，反复表白对君王对祖国的赤胆忠心，“余固搴搴之为患兮，忍不能舍也”，虽然哀伤兰蕙的萎绝污秽，但仍是揽木根、贯薜荔，好修为常，慷慨高歌“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诗人一唱三叹、反复表白“九死未悔”“宁死流亡，不为此态”“体解未变”等等，都是他斗争精神的生动写照。
惟其如此，所以当他凭借的上述三条都不能如愿时，他才能够对未来的道路进行主动积极地探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种上下求索、寻求圣贤、追寻真理的革命精神，正是他宁死不屈斗争精神的升华与继续。如何评价屈原之死？
第一，这是诗人屈原美政理想与黑暗现实尖锐矛盾的必然结果，是诗人否定各种世俗人生道路之后的必然归宿。他要实现美政理想，就要以民为本。但统治阶级定要以民为奴；他要举贤任能，但现实却是奸佞当道；他要修明法度，现实却是违弃绳墨；他要辅佐贤君，但天上人间，却寻觅难见。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黑暗现实势必要其理想幻灭，否则，他就得明哲保身，远游不问，或同流合污，他自然不愿，势必死亡无疑。
第二，“以死殉志”是贯穿全诗的一条红线。屈原之死，正是其斗争精神和爱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全诗始终贯穿这一思想。“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虽不周於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岂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未悔”“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这是屈原一生一再表白的。像一条红线贯穿全诗始终，一生之中。他之死，正说明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斗争精神的崇高，同文天祥“人士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誓言是异曲同工的不朽壮歌，是同史可法“我头可断，而不可屈”的牺牲相互比美的壮烈之举。这壮歌的主旋律就是爱国，核心就是报国。
对于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和其杰作《离骚》，绝大多数论者高度评价公认不讳。但也有极少人，对屈原之爱国质疑，例如《屈原爱国思想的异议》一文，一曰楚秦并存，都是中国对立的地方政权，“为这样的对立政权鞠躬尽瘁，竭尽忠诚，也不能称之为爱国。”岂不知正是这些政权当时是以国家出现，中国领土之内的大小国之人，其爱国主义都是通过维护本地方的政权统治集团体现出来的，屈原爱楚国就是爱国。否认这是爱国，就会导致否认我国历史上不统一情况下还会有爱国主义的存在。国家是一个历史概念，爱国主义也是一个历史概念，不同时期爱国的对象、范围尽管不同，但只要爱的是中国领土内的某个所谓“国”，也算爱国主义，否则连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都不算爱国了。那就成了虚无主义的机械论调。二曰屈原的眷顾楚国，是出于忠君的动机。持此论者又忘了我国封建社会的上层人物大多是蒋忠君与爱国合二而一的，这只能说是阶级局限，但不能否认其爱国。因为当时他们的爱国理想是通过维护君王来实现的。倘若屈原爱楚国不是爱国，那么他爱秦国就算爱国？史可法爱清兵灭明才算爱国？根据历史的实际情况，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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