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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郑绩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的江南地区随着历史上几次汉人大规模南迁而发展起来。宋以后深受儒家观念影响，成为宋明理学的故乡，从而沉淀出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先儒名贤层出不穷，被比作“小邹鲁”。在这样的历史社会背景之下，江南地区产生了许多由文人主导的，基于传统文化思想而营造的传统村落，从中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关于“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反映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有机思想，体现了古代文人对人文和自然环境互相融合的思考与追求，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独特的人民环境营造理念。
但是江南的地域界定非常不明确，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了不同的行政区划，江南的空间区域不断变化。我们这里重点还是按现在的行政区划讲浙江范围内的。
江南士人素有“耕读传家”的传统，家族中子弟有出仕的，亦有守业的，致仕后回乡隐居读书，更是雅事。因此江南独有的文人气质影响着他们所居住的环境，也因此形成了大量的耕读村落，透露出文人特有的恬静淡雅趣味。
因此，离开耕读文化谈古村落是不现实的。村落中的建筑、空间、布局无不与此有关。比如浙江楠溪江古村落群，设计犹如延续的文脉。在苍坡村，整个村落的建筑布局乃是一套传统文人必备的“文房四宝”。村西是山，有三个并立的山峰，村中主街名叫“笔街”，直伸向山下。这便是一支大笔，冲向西面的笔架山，可写大文章。村东有常年不竭的大池塘，是谓砚池。池边不远有三根石条，其中一根的顶端被磨斜了，这正是墨锭。而整个村落便是一张大纸，从山头俯瞰全村，黑瓦便如墨迹处处，笔街以北的民居全都被整齐地划出界格，整街的房子如一行行诗篇。此外，俞源村依照“太极星象图”布局，芙蓉村有“七星八斗”的村落规划格局，岩头村的主街名为“进士街”，都是体现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耕读文化与追求。
“文笔峰”可以说是江南古村落特别强调的追求，在村址时，就要求村子的东南方最好有圆锥形的山峰，主管文运。如果有整齐的一排三五个这样的山峰，就可命为“笔架山”，村中还会设有相应的砚池或墨沼，文笔峰或笔架山如能投影其中，则为最佳，称为“文笔蘸墨“。比如岩头村、蓬溪村、豫章村、棣头村等都是如此。有些村子没有自然山峰，就会建塔来弥补，因此江南古村落中常见白塔。如果没有天然的池塘，就开掘一个，比如棣头村，就耗费巨大建筑了砚池。这些象征性景观，都是耕读文化的体现。
同时，江南传统古村落也充分体现了文人趣味。在人居环境上，突显“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内涵；在审美观照上，讲究“境生象外、和合为美”；在营造思想上，呈现“万物有序、理景为法”。比如浙江建德的新叶村，至今完好地保存着16座古祠堂、古大厅、古塔、古寺和200多幢古民居建筑。由于年代久远，建筑类型丰富，被海内外古建筑专家誉为“中国明清建筑露天博物馆”。
新叶村的整个群落建筑，以五行九宫布局，包含着我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走进新叶村，就像走进了一个迷宫。村里的街巷有上百条之多，这些密密麻麻的街巷，宽的近3米，窄的只有80厘米。两侧房子高而封闭，巷子窄而幽深。高大封闭的白粉墙，将一户户人家包围在一个窄小的天井院中，纵横交错的街巷将户与户、房子与房子连成一个有机、有序的整体，构成一幅体现东方神秘文化的立体图像。哪怕是看似完全相同的重复院落，也因感性的时空因素而变成景象丰富而格调高远。
再如浙江楠溪江畔的林坑村，展现了典型的“以时率空”传统时空观，营造了一个宜居空间，经营出村落八景等村落空间结构序列，应时借景，以四季为依托，借助天时来渲染和加深景象的意境，处处植有芭蕉以听夜雨，辟水池以弄月影，建亭台以观远景。
林坑村采用了浙南山区木结构房屋形式，简洁轻盈，体形自由，与青山绿溪相衬，高低错落，虚实相映，呈现出楠溪江上游的山地村落的独特景观，正是中国传统农耕的诗情画意。不仅整体布局因山成景，村落中的很多民居也巧借地势，依山而建，将山体景观给入居住环境，可看水声听风声，观云聚雾散。
另外，风水媾和也是江南古村落重要的设计思想之一。“元四家”之一的黄公望曾观富春山水形胜，画出《富春山居图》。他看出了江南村落的风水考量，将其在画中有意识地体现了出来。黄公望曾曰：“众峰如相揖逊，万树相从，如大军领卒……山坡中置屋舍，水中置小艇，从此有生气。”他笔下的山居，前景冈峦起伏，屋舍构筑山坳，背后祖山屏障，流水从山后出至山前，顺势环绕，正是堪舆学中最理想的地势。江南古村落大类如此。
比如武义县的俞源村，在明朝初年结合自然环境，依照太极星象之意象对村落进行改造成型，一直延续至今，故也被称为“太极星象村“。俞源村四面环山，北有弯曲峡谷与外界相通。溪流穿村而过，呈S形北去。村口布置了一个直径320米、占地120亩的巨型极极图案，曲溪从南至北巧分极极二仪，阳鱼古树参天，阴鱼新苗盖地，两鱼尾嵌进两边山坡。太极图与周围十一道山冈形成天体黄道十二宫的意象。村中主要的二十八幢古宅按二十八星宿排列，村中的”七星塘“和”七星井“呈北斗七星分布，并把俞氏宗祠装在斗内。
江南多水，水在景观上、风水、文化上均富有意义，江南传统古村落因而在居住文化中确立了“枕山、环水、面屏”的居住模式，形成村环四流、因水成村的景观，正所谓“山为骨架、水为血脉”，水边民居粉墙黛瓦、鳞次栉比排列在穿村而过的河溪旁，青石铺路，小桥流水人家。江南古村落对于水景的理水方式，是顺之、从之、理之，不违其道，不背其性，从而达到与水、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完成了人与自然的合一。
江南古村落经常结合水体营建村落中的公共园林，比引溪水或掘井而成水塘，大大小小、星罗棋布地分布全村。水塘除了供日常洗涤，还有防水灾、改善小气候等实用功能，再加村中的文人点染，更赋予了人文意义。
比如永嘉岩头村，村西北引五濑溪入村，分前浚、后浚，综合水利设施布局全村。村子的水利系统始建于元代，明嘉靖年间由桂林公主持完成，集饮用、灌溉、洗涤、养殖、消防及造景于一体，成为最富水体景观的村落之一。
浙江省是我国历史文化古村落保存数量较多的省份之一，自2012年以来，浙江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按规划有序展开，成效明显。保护和利用工作还在进一步铺展中，然而仍然亟需建立多元投入机制，更好地传承村落文明。
学者名片：
郑绩，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之江青年学者。浙江省文学会常务理事、浙江文艺评论家协会成员、浙江当代文学会常务理事。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博士、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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