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浙成 作家，曾任《江南》杂志社社长兼主编
汪浙成丨《江南》一定要姓文
1992年，浙江省五次作代会后，汪浙成担任浙江省作协副主席，分管《江南》。
在《江南》四十之际，他写下了自己的回忆：“刚接手刊物，还没来得及考虑办刊的第一要务——安排稿子提高刊物质量，发现自己已四面楚歌地置身在经济问题的包围之中。”
这种困局，与当时的形势有关，在全民下海经商的热潮中，很多纯文学刊物遇到经费困难。为求生存，很多文学刊物放弃原先的办刊宗旨，改发休闲小品、武侠侦破、凶杀言情、明星逸事。
《江南》是不是也要随波逐流？汪浙成想，至少在他的任上——“《江南》作为纯文学刊物的方针任务不能变，《江南》一定要继续姓文，决不能移名改姓成为消遣性的文化刊物。”
此时的《江南》想寻求企业联合办刊，在经济上获得一些援助，然后在企业文化上为对方做些力所能及的宣传，扩大企业知名度，但是，企业却提出“一次性买断”的诉求，这就意味着，刊物从此丧失了自主权，甚至还改变了刊物的上级主管单位。
没有人愿意《江南》走这样一条路。
“记得那段日子，我一天到晚脑子转的是钱，心里想的是钱，嘴上说的还是钱。在作协党组会上，发言三句不离《江南》经费上的困难，听得黄亚洲（时任省作协副主席）都对我充满同情；参加省政协会议，也诉说《江南》办刊经费困难和对文学的忧虑。一次，有委员听后建议我用提案的方式向政府反映《江南》困难要求增加经费。我受到启发，立即草拟了一份提案。”
就在汪浙成抱着试试的心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没想到给时任省委领导的信寄出不久便有了回音，要我去再进一步听取《江南》情况。”这次汇报后不久，汪浙成收到了省财政厅打来的电话，“叫我去一趟厅里，在原有基础上增拨十万元办刊经费，在正式下文前再征求一下我的意见。”
“我还能有什么意见？高兴还来不及呢！”汪浙成说，就是这十万元钱，解决了《江南》的燃眉之急。与此同时，《江南》重整办刊思路，在市场经济的猛烈冲击下，经过一段时期的阵痛和惶恐，逐渐站稳脚跟。王旭烽长篇小说《南方有嘉木》，打破了《江南》上的小说在全国获奖的零记录。
袁敏 作家、编辑、出版人。曾任《江南》杂志社主编
袁敏丨逃不开的“江南”
《江南》四十年，袁敏曾担任主编九年。
九年，3385个日夜——但对于袁敏与《江南》而言，这不是个戛然而止的数字，所以，她的讲述，如同一棵大树，每一根枝桠伸展开来，都是一个她与文学之间长长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几乎都与《江南》有关，与郁达夫小说奖有关。
今天，提起《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韩寒的《三重门》、海岩的《永不瞑目》《玉观音》等影响深广的畅销书，读者都知道袁敏是其背后的推手。听袁敏讲述这些出版的往事，没有一个不是起伏跌宕，在出版界曾传为佳话。
但是，2005年秋，作为“金牌出版人”的袁敏却选择入主《江南》，在次年推出她接手的第一期《江南》。2006年第一期《江南》印了一万两千册，相对于之前，这个数字确实有点惊人，刊物发行人员对此也有担心和犹疑，怕印数太大，砸在手里。但作为主编，袁敏有拍板权，一锤定音。
没想到一万两千册《江南》很快脱销。随后，媒体将这一期《江南》的发行情况进行了报道。在纯文学杂志销量普遍下滑的趋势下，改版后的《江南》为什么会逆势脱销？这件事引起了同行的关注，有人猜测：是不是换了一个主编进行的炒作行为？当时《小说选刊》的编辑部主任崔艾真说她要做一个“暗访”，而且，这个“暗访”说做就做。崔艾真到了杭州，当时杭州的四百多家报刊亭，她看了几十家之后，才给袁敏打电话，她说：“袁敏我真的挺佩服你，这一期《江南》还真是实打实地脱销了，我去买也没买到。”
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江南九年》中，可以一睹袁敏的办刊思路，也可以窥得其办刊的心路历程，她对头条掷地有声的看重，对贴近时代主题的策划，对触及时弊的担当，对大文化专栏的推崇，无疑在表明着这一切。
在新一届郁达夫小说奖即将颁发的时刻，袁敏说到了由此引发的另一个大赛——“少年追梦”文学行动。2010年，首届郁达夫小说奖在富阳颁发，铁凝获短篇小说大奖。当时，短篇小说大奖的奖金是5万元，铁凝跟袁敏说，这笔奖金，她要捐给《江南》，“做一些与文学相关的事情”。袁敏和编辑部的同仁们商量：“我们想搞一个全国的少年作文大赛，但是参赛对象能不能面向老少边穷地区的贫困孩子。与东部富裕地区的孩子相比，西部的孩子更缺少机会和平台。”
那次启动仪式，袁敏请了6个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中获一等奖的孩子发言，主题就是：一篇作文改变人生。其中一位发言人是陈佳勇——今天的陈佳勇，从媒体跨越到商界，又从商界回归文学，还刚刚出版了长篇小说《老板不见了》。
当时，青海有七个孩子参加“少年追梦”三行诗大赛，一位名叫更欠智华的藏族男孩，是青海省贵南县过马营镇直亥村的小学生，写了一首“三行诗”。只是，由于他写的是藏文，评委会一时找不到懂藏文的人，更欠智华的三行藏文诗，没有进入评选范围。这么多年来，袁敏一直为此隐隐不安：“万一这个诗是好的，因为我们看不懂藏文，就撕掉了一个孩子的自信心。”
在袁敏的一篇长文《母羊的心》（袁敏今年在《收获》推出的教育话题专栏“燃灯者”系列中的一篇）中，她重新寻访了更欠智华，当年的小学生，现在已经读高中了，令人惊喜的是，他依然在写诗。提及这一段故事，袁敏想说的是，文学刊物应该有社会责任感：“不应当光是文坛圈子里面的文人自娱自乐的平台，应该要回馈社会。”
这样的理念，也是《江南》所秉承的，对于袁敏而言，之前她用刊物去发掘，现在则以自己的写作来表达。
钟求是 作家，《江南》杂志社现任主编
钟求是丨“郁奖”的养护者
从2009年下半年到今天，作家钟求是在《江南》已经11个年头——担任5年副主编，6年主编。
郁达夫小说奖的策划，正好始于2009年，所以，钟求是见证了郁达夫小说奖成长、壮大的整个过程。
“最开始我配合协助袁敏老师做一些具体工作，2015年之后，我来具体主持操办这个奖项。”就郁达夫小说奖而言，钟求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养护者”——“养护着这个奖茁壮成长”。
一位“养护者”一定是一个行事认真的人，在接受采访时，钟求是还笑着说了一句：“我有时候觉得自己是过分认真那种。”
也正因如此，具体到《江南》的日常编辑工作，他对稿件的要求就会很高，讲求艺术与文学的标准。所以，如果有作者想在他这里讲人情，是行不通的。
说到好的小说，钟求是的表情立刻生动了起来。“有时候看了一堆稿子，终于看到一篇好的小说，那是很高兴的。有些稿子在几个小时内就会拍板定下来，宁波作家雷默就创了一个这样的记录。”
很多与钟求是有交往的作家，都在他的淡泊中，感受到了一种浓烈的情义。
比如张楚，有一年，他和弟弟晓军到杭州游玩，住在灵隐寺脚下——
求是兄开着私家车拉着我们哥俩逛了西湖，那时正值盛夏，我们漫步在西湖边，边走边聊，晓军从来没有去过南方，对那里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果都充满了好奇，求是兄对他的问题总是微笑着解答，同时忙不迭地擦去头上的汗珠。那天中午我们去楼外楼品尝了龙井虾仁、叫花童鸡和西湖醋鱼，下午，他又开车带我们去山里买茶叶。他话不多，也不会说些嘘寒问暖的话，跟他待在一起会觉得自在舒适……
这就是钟求是的样子，也是很江南的样子。
那么，《江南》作为一家在江南成长的杂志，在钟求是的概括中，应该是什么模样？
他很认真地总结了16个字。
“江南气息”——无论是刊物的设计，还是作者的写作，在好小说的统一标准中，有江南纯粹的精致和细腻，注重细节的写作。
“时代现场”——《江南》四十年，与时代同步前行，它既经历文学大发展中那些特别醒目、昌盛的阶段，也经历过低谷，更重要的是，其作品内容反映出了现实生活，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人与事。
“包容开阔”——《江南》容纳了各种文学的样式，当然，它们要具备的前提是纯粹文学性的高质量的作品。
“克难求新”——今天的大众生活繁复多样，真正静下心来阅读并思考文学的人比较少。但是，《江南》还是会克服困难，求新前行。这几年，《江南》创办郁达夫小说奖，开设新栏目，包括“先锋文本”、“非常观察”、“海外物语”等，无疑都能在现有基础上，让杂志有更大的起色。
本文参考：
微信公号“江南杂志社”文章
（原标题《本报记者对话三代主编 文学映照生活 风景旧曾谙 能不忆江南》，编辑 何双伶）
【来源：浙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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