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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八十年代，我的文学履历，就是骑着一辆自行车，每周一遍遍地巡查全城每一家书店，搜寻书架上能跳入眼帘的新书的过程，几乎每一家书店，都有如获至宝的记忆。然后就是，骑着自行车从一个作家家里，去见另一个作家，从相识到相知，媒介都是读书的话题。”回忆起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生活，《三联生活周刊》前主编朱伟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那辆绿色的凤凰牌自行车。
作者：张玉瑶
《重读八十年代》 朱伟 中信出版社
那时他还在《人民文学》当编辑，北京城也没现在这么大，骑着一辆自行车就能逛书店，去住得不远的张承志、李陀、郑万隆、史铁生、阿城们家里——不用提前打招呼，直接敲门而入就行，从早到晚地混在一起。
通过文学杂志而与文坛近距离接触，朱伟算是八十年代文学黄金时代名正言顺的“过来人”。他常说，此生幸运，是还在年轻时，亲历了八十年代的文学革命；是在还年富力强时，又亲历了一个媒体崛起的时代。“过来人”的经验就建立在这两个“幸运”上。一晃二三十年过去，当年的青年编辑成了“退休编辑”，黄金时代却未褪色。为回顾也为纪念，他写了一本《重读八十年代》，如其书名，是对他曾经接触的一批八十年代头角峥嵘、声名鹊起的作家创作轨迹的重新梳理和解读。书封设计得别致，从莫言、苏童、陈村、刘心武、韩少功、余华、史铁生们的名字中各取一部分，拼成“捌拾”二字，金光闪闪，如那个时代的色泽。
经历过八十年代的人对那个逝去时代总有一种情结，那是他们自己的青春期，也是社会的青春期。在朱伟的记忆中，那时的空气自由而活泛，最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没有隔阂”。他去阿城家里，阿城不在，桌子上却有留言：“面条在盆里。”又或者，看到格非因为妻子在日本可能回不来而愁眉苦脸，立马给格非妻子写了封信，劝她快回来。“那时他们还不是大作家，我们之间是朋友的关系，而不只是作者和编辑的关系。就像余华说，不是朱伟找我约稿，而是我有合适的稿子给朱伟。”
“我一直觉得，那个年代直到现在对中国的意义仍然毋庸置疑，延续了三十年。那是开放的时代、好学的时代、启蒙的时代，培养了一批思想特别解放、眼界特别开阔的人。”在这阔达酣畅的氛围里，年轻的文学同人们亲密无间，喝酒，看球，整夜整夜地聊文学，共享着久违的精神乌托邦。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既自命不凡也如饥似渴，他们会把对方作为读书的索引，通读西方文学作品。朱伟还跟格非等人约定，坐在一起，相互不谈对方作品优点，只谈问题。直到今日，他对这些早已成名成家的老朋友也不“客气”，譬如会直截了当告诉格非说，他的《江南三部曲》第一二部都写得好，第三部就“掉”下来了。在他看来，这正常，“好的作家都会不断往前走，超越自己，容不下批评的就会被淘汰。”
1993年调到三联之前，朱伟当了十年文学编辑，担着发现新作者的职责。他有野心：要当一流的编辑，只瞄准一流的作者。那一代文学编辑慧眼识人，从成堆的来稿中拔擢出好的作家，嗅到他们身上暗涌的潜质，也像守护油田一样守着他们的下一部作品。“一个作家不是平白无故出来的，他真是慢慢通过对自身挖掘以后，才形成越来越大的气场。格非的《褐色鸟群》很棒，一出来就很有影响，一个有眼光的编辑，就能够看到这个人可以成为大作家。”苏童直接比喻说，朱伟是“黄金时代”最重要的掘金者之一。“抢稿”也是那个年代最常见的故事之一。莫言写《红高粱家族》时，朱伟过几天就去魏公村问问他写得怎样，没想到刚一写完，被《十月》的编辑拿走了。朱伟急了，让莫言赶紧给对方打电话，把稿子还回来，这才发在《人民文学》上。
虽然记录了诸多轶事，但《重读八十年代》并非一部八十年代回忆录，而更像是一部个人性质的八十年代文学史。从王蒙到苏童，十个作家，朱伟给每个人写了一部糅合了个人记忆的作家论，重读他们几乎全部作品，回顾其文学史意义。亲自参与过那样“被创新的狗在屁股后面追的提不起裤子”（黄子平语）的时代，就有了知人论世的优势：“我了解他们个人，我对他们个人了解，知道他作品的创作状态，知道是在什么背景下写的，大概要表达什么。”如今一个个声名赫赫、著作等身的大作家，在当年也有可循的成长轨迹：莫言是在压力之下写出反叛式的《透明的红萝卜》，一下子耀亮整个文坛；余华接连三篇《西北风呼啸的中午》、《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年》，完成了三级跳，成为炙手可热的新生代作家。“隔了二三十年，这些作品还能读，说明它们经过了时间的检验，都是经典作品，时间没有消耗这些它们。”
八十年代群星闪耀，通读文本，回归文学史现场，写这样一部“夹叙夹议”的书并不容易。格非说朱伟是典型的“老派人物”，写东西也是，有天突然告诉他说要开始写他了，要求格非把所有作品给自己寄去，而且这几个月不能外出，随时等候朱伟的电话来答疑释惑。格非一开始不耐烦，但朱伟每写完一篇都发给他看，格非不禁看得感动：朱伟真真是模范读者，懂作家，懂作品。
那一代崭露头角的作家如今许多还在笔耕不辍，隔几年就推出新的作品，但往往评价不一，被拿来和他们黄金时代的代表作相比较。朱伟觉得，可以理解，但作家有过渡期，如贾平凹，写了《废都》、《带灯》、《古炉》后，突然间变了风格，很多人都不喜欢，但写了三四部“过渡性作品”之后，又恢复了水准，新出的《山本》就不错。放眼整个文学而论，是否还有或还能回到一种高度，重要的是文学刊物还能否推出一批超越前人的新作家。《人民文学》《收获》等文学杂志作为一种筛选机制，当年屡立奇功，但有些后继乏人，八十年代成名的作家依然是主角。朱伟认为，在缺乏筛选的网络时代，仍要随着变化提出新的标准，推出新的作家，“网络时代也有好作家，但缺少好编辑。文学的作用不会改变，文学对人的意义永远没办法替代”。
（原标题：八十年代一个文学编辑的亲历与重读）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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