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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的手法分别是：赋、比、兴。在我们的文章中好多都是运用了此手法，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了解其中的概念，现在让我们看看吧。
“斌、比、兴”这组概念.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大师 ...........教六诗:日风.曰斌.曰比.曰兴，日雅，日颂。”又见于《毛诗序》:“古诗有六义焉:一口风.二曰斌，三曰比.四曰兴，五日雅，六曰颂。”大多学者把这组概念视为《诗经》表现手法的理论总结。自东汉末年二郑(郑众、郑玄)始，至今已有两千多年.无数学者对这组概念的研究，多限于何谓“赋、比、兴”，很少涉及其成因.大概实在因其年代邀远，文献无征.难于详考。笔者不揣浅陋.试就此问题作点推测，故云“臆说”。
据明谢棒《四溟诗话》统计，《诗经))’赋七百二!·，兴三百七i-.比一百一十”.(I7虽然对赋、比、兴的理解不同.其统计数字有出人.但《诗经》赋、比、兴手法的客观存在是不容置疑的.多数学者认为《诗经》的产生时代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后涉及五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其实.《风》诗多民歌，从它们的产生，经过口头流传到被采集和写定，一定经过更漫长的过程，其产生年代上限可推溯到商朝甚至更早。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大约在商周时代.赋、比、兴作为诗歌的表现手法已经产生.既然如此，其成因就可能与商周文化不无关系。
一、巫史文化的产物
范文澜认为商周文化即巫史文化。“史重人事.长于征实;巫事鬼神.富于想象。商朝人信鬼.巫风盛行，祭祀特多，歌舞降鬼神.应有许多诗篇，惜全部亡佚。~周朝重实不重巫，史官掌记事也兼作诗歌(诗三百篇不少是史官所作、’，汇￡斌、比、兴的产生，就可能与这种巫史文化密切相t-讨此作深人研究的，有闻一多先生的《神话与诗》，有赵沛霖先生的《兴的源起》等，都认为“兴”起源于巫文化，是原始宗教观念内容向艺术形式的积淀。赵沛霖先生把“兴”的起源历程图示为:物象~观念内容~习惯性联想~兴象~外化为形式~兴。如《诗经》中的鸟、鱼等物象与图腾崇拜，生殖崇拜的宗教观念内容原为一体，经过漫长的思维认识历程，慢慢演化为抽象化的诗歌艺术形式—兴.(3)其实不单是“兴”，赋、比也有“物象”。“比”有物象自不待言，比兴缠夹不清是学界共识。“赋”兼物象和事象。刘鹉释“赋”云:“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文心雕龙·诊赋篇》)，钟嵘释云:“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诗品序》)都认识到“赋”的“物象”特征。比、赋的物象和“兴”的物象，在先民意识中["]样具有宗教观念内容。如《周南·苯首》三章，纯用赋体。妇女采集辈首是二孙古老的习俗二涵二繁衍种族的观念，相传食笨首能夔睛荃李刁玉可浴难产了诗序解题亦说“和平则妇人乐有子矣”。
“诗言志”的“志”.闻一多9"为“记忆”、“记录”、“怀抱”三义，认为“诗”与“志”本是一个字.“怀抱”是后起意，原先则是“记忆”，“记录”的意思。故说:“诗的本质是记事的”.“古代诗所管领的乃是后世史的疆域。”闭在先秦文献中也有“诗即史”的观念，如《孟子·离娄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庄子·天运篇》;“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都认为《诗》是王者之际的记录。那么作为诗的表现手法赋、比、兴是否也是出于“记忆”、“记录”的需要而产生的呢?唐柳宗元说:“比兴者流，盖出于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流于谣诵也。"[6]“宜流于谣诵”即便于口耳流传，亦即便于记忆或记录的意思。
当代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在谈到“兴”时，也认为“兴”就是触物起情，便于口诵记忆。他引用明徐谓的一段话:+r诗》之‘兴’体.起句绝无意味，自古乐府亦已然。乐府盖取民俗之谣.正与古国风一类。今之南北东西虽殊方.而妇女、儿童、耕夫、舟子、塞曲、征吟、市歌、巷引，若所谓《竹枝词》，无不皆然。”又以自己儿时听到的儿歌为例:“汽车汽车我不怕.电话打到姥姥家.姥姥没有牙，请她吃水疙瘩!哈哈!哈哈!.[6].至于“赋”则更突出地表现为“记忆”、“记录”的意思。朱熹释为“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虽非确解，但突出了它的记事特征。《诗经》中多用赋体，约占总篇数的百分之六十几，超过比、兴的总和，恐怕亦是“诗即史”这一观念的体现。
二、礼乐文化的产物
“斌、比、兴”，涉及诗人表现思想情感的方法问题，即托物言志而非直抒胸臆的曲折表现法。这种“托物言志”的表现法，是否是诗人不得已而为之?郑玄有一段话透露出一点消息:“诗者。弦歌讽谕之声也。自书契之兴，朴略尚质，面称不为诌，目谏不为谤，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于恳诚而已。斯道稍衰，奸伪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礼，尊君卑臣，君道刚严，臣道柔顺，于是篇谏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诗者以诵其美而讥其过.;[7)再联系郑玄对比、兴的解释:“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谈，取善事以喻劝之。呵.]认为远古朴略尚质.君臣如朋友，可以直言不讳，然而到了礼仪等级制度建立之后.君尊臣卑，臣民再也不敢直言不忌了。倘有所美、刺，舍“赋、比、兴”而何?“赋、比、兴”的出现，乃君尊臣卑礼乐文化的产物。证之《诗》教:“温柔敦厚”((丰L记·经解))，孔颖达《正义》云:“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沮柔教厚是《诗》教也。”诗人的思想感情需要表现，而当时的现实制度和诗的观念(实际上这种诗的观念也是现实制度的产物)又不允许直接倾泻，于是斌、比、兴便应运而生。它是统治者和诗人(即君臣)相互妥协的产物:统治者允许诗人保留一定抒情言志的自由，但在方式上作了规范;诗人也给统治者保留一定的尊严，但心里话不可不说。如《魏风·硕鼠》通篇用比，诗人满腔怨愤正是通过曲折委婉的手法表现出来。《毛诗序》云:“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I毛序》解诗多牵强附会，但此序的是。
在斌、比、兴的体用关系上，一般学者多认为是体而非用，实际上体用并不能截然分开。今人张震泽先生有《(诗经》赋、比、兴本义新探》一文，认为“赋、 比、兴也是《诗》之三用，不过我们所说的用，不是孔颖达说的‘三维’之‘用’.而是赋诗言志之‘用’。……斌、比、兴则是在另外某些场合(例如宴会)，为了发言得体或应对得宜，打乱风、雅、颂之体而灵活运用的方法.也就是有时需要直陈，就用赋的方法;有时需要以善物喻善事，就用兴的方法;有时不敢直斥其非，就用‘取比类以言之’的比的方法。这么看来，诸家释赋、比、兴.还是郑玄说的最接近.”[.:赋、比、兴的本义是否“以郑玄说为最接近”可以讨论，但郑玄的解释的确将表现手法和表现目的联系起来思考。手段总是为目的服务，手段往往总是适应某种需要或目的而产生。张震泽先生论赋、比、兴的本义是“用”，正突出了它的适用性。张先生认为《左传》中就有大量用赋、比、兴方法来赋诗言志的记载。如《襄公二十七年》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赋《草虫》，子产斌《限桑》是赋，伯有赋《鹑之责责》是比;子西赋《黍苗》、子太叔赋《野有蔓草》是兴。这说明赋、比、兴是春秋时期，在某种场合下，人们交往时不能直抒胸臆—亦即郑玄所说的不能“面称”、“目谏”，不能如“朋友然”，竹筒倒豆子.直来直去—时而采用的曲折表达心志的方法.而且当时用者和受者对这种方法都十分熟悉，“心有灵犀一点通”。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推知西周初年或更早的《诗经》作者，在使用赋、比、兴表现方法时，也正是出于礼仪的思考，出于政治、外交、人际等关系的需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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