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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剑文化有着非常深厚的底蕴，但很多人却对中国剑文化的演变不甚了解，而要了解中国剑文化的演变，就必须先来了解一下剑在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作用。
剑的来历最早可追溯到炎黄帝时代。我国发现最古老的剑是出现在商代的墓葬中，当时由于生产技术的局限，剑身较短。
到了春秋时代，战争催生了生产技术的发展，剑在制造上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江东地区，当时剑的总长度甚至都长于一米，并诞生了诸多名剑，其中最为著名大概就是勾践剑与阖闾剑，二剑至今尚存。
另一方面，生产技术的提高更是带动了剑术的发展，同时也积累了一些初期的剑术理论知识。当时的剑术主要还是以刺和砍为常见的招式，据《史记日者列传》记载：“齐张仲、曲城侯以善击刺学用剑，立名天下。”其中就提到刺的使用方法。
另外，《吴越春秋》中记载的“越女论剑”典故中不仅提到了剑法的起手式，劈砍等技巧，更是加上了呼吸吐纳等辅助方式。
越女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门户，亦有阴阳，开门闭户，阴衰阳兴。凡手战道，内实精神，外示定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布形气候，与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腾虎。追形逐日，光若仿佛。呼吸往来，不及法禁。纵横顺逆，直复不闻。斯道者，一人当百，百人当万。王欲试之，其验即见’越王即加女号曰越女。
如此看来，剑术在此时已经是用来生死相搏的“保命技能”，后来东汉思想家王充就对其中的“越女”大加赞扬。
春秋之后的战国时代斗剑之风盛行，《庄子说剑》流传开以后进一步提高了剑术理论。
“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忘已虚心，开通利物，感而后应，机照物先”。
与此同时，剑道理论也被第一次提出，比如以下这个典故：赵文王喜欢斗剑，于是天下剑术修行者便聚集到了赵国，这些剑术修行者经常在赵文王面比试剑术，因此导致每年都超过百人的死伤者，尽管如此赵文王依然喜欢斗剑而至荒废国事。在此情形下，赵国太子悝便请庄子告诫赵王关心国事。
庄子见赵王后便说:“我剑术高超十步之内可杀一人，行走千里也无人敢于阻拦。”赵王闻之便欲与其比试。这时庄子却沉着冷静地说:“我现在拥有三种剑，待我说明后请再行比试。”然后，庄子陈述剑术三乘的原则:“天子剑、诸侯剑与庶人剑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深刻指出庶人之剑都是一些市井之徒使用，暗喻赵文王要关心国事和百姓疾苦。行天子剑。”听完此话，赵文王方才醒悟，从此治于国事。
当时的剑术除了被广泛运用于各种武力斗争之外，已经作为一种结合舞蹈音乐表演的艺术形式已经开始对外交领域。最好的一个例证，那应该也就是楚汉战争时期的鸿门宴中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虽然这只是暗杀前的准备工作，但是我们也从中能够知晓在当时很流行“舞剑”这种娱乐项目。
剑舞到了汉朝还被正式引入宫廷，《汉书艺文志》杂赋篇中就列有《杂鼓琴剑戏赋》十三篇，说明此时的剑舞演练也已经有了理论总结。
军事方面，因为刀更利于军队使用，剑便“退”到了民间，但并不妨碍剑术的发展，相反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青铜剑逐渐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铁剑。铁剑增加了长度，却减轻了重量，攻击距离的增大和使用灵活度的提升，使剑术的发展在各个层次上都超越了青铜剑。因为此时不光是武士，包括当时的文人皆喜欢斗剑，《汉书》中曾有明确记载东方朔十五岁就开始学习剑术，说明汉代青少年在习剑的形式已经在当时社会上变得普遍。
习剑之风的大量流传和盛行，更是将剑术的传承和发展引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汉书艺文志》共收录了《剑道》三十八篇，透过《剑道》三十八篇，能够得出结论：当时不仅是剑术已经具有很高的水平，甚至于剑道也被载入了国家史册。
可想当时从达官贵人到寻常百姓，从军阵搏杀到宫廷内外，各处都是人不离剑，甚至是人人习剑。所以除了官方的史书以外，文学作品里也能看到剑的理论知识。比如西汉时期文学家刘向在《说苑空指武》中首次提出了通过感受到自己与对方剑术发生的改变，从而作出了反应。另外汉代的张仲、雷被、司马相如、魏国曹丕等也都曾经是游侠和剑术的高手。这些史书资料，充分证实了汉代游侠剑术的高超程度和尚武之风。
到了唐代，唐刀的出现使得剑更进一步退出了战场，但是“剑舞”却提到了空前的发展。唐代很早就在此设立了“教坊”和“梨园”，这两处都是专门用来培养皇室宫廷戏剧表演的场所，唐代宫廷剑舞能够发展也正是得益于此。当然，它还大大促进了中国剑舞传统文化向中国民间的广泛传播，比如唐代诗人杜甫也在观看了这位公孙大娘的“剑舞”后，写下了名言的诗句《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
其中虽然有一些部分情节描述的确实是含有一些过于夸张的成分，但对这位公孙大娘“剑舞”的精彩情景描写却异常生动，从而让后世读者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这位公孙大娘“剑舞”时的景象。
实际上，作为华夏文明顶峰时期的大唐王朝不仅是杜甫，包括李白、岑参等名诗人一生中都留下了关于剑文化的诗句，比如说李白的“酒酣舞长剑”、“万里横戈探虎穴，三杯拔剑舞龙泉”；杜甫的“检书烧烛短，看剑引杯长”；岑参的“酒泉太守能剑舞，高堂置酒夜击鼓”……这些诗句更是使剑文化在这个时期更具有了行为艺术的生命力。
再到两宋时期，剑在舞武中的结合超过了唐代，以至于居然出现了“掷剑表演”。这些表演性质的剑术后来也被载入了《武编》——“选诸军勇士数百人，教以舞剑，皆能掷剑空中。”而这些套路和基本动作甚至影响到了现代武侠小说中对于古代剑客的各种剑术描写。
明代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深受沿海海盗和日本倭寇的袭扰，民间为了应对，重点地操练了剑术，于是剑术从唐宋时期的华而不实，再次转变为军阵实战。比如说沈有容，幼时就“走马、击剑，好兵略”，御楼于东南沿海时，迎击倭寇，一次斩首十五级（明史卷27沈有容传）。而名将戚继光在所著《纪效新书》中更是对倭寇的日本武士刀和战斗技击手段做了详细的总结，最终将刀术、剑术、棍术结合在了一起。于是，诞生了我国古代史上著名的兵器——戚家刀。
除了刀剑棍的结合之外，《武备志》不仅提到了双手剑，而且还留下了剑诀，甚至对剑诀做了详细的注解，只不过双手剑在战场上使用的空间并不大，所以在军队里的推广受到了一定的局限性，但双手剑却在民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剑虽然不作为大量装备军队的武器，但仍被视为武术技能之一，比如武状元选拔时，剑与马步箭、枪、刀、戟、拳搏等，同列初场科目(明史卷70)，可见剑术作为选拔武人的手段之一，仍受到重视。
之后的清代的统治者在很长的时期里对于不管是民间武术还是军队的搏杀技巧都实行了打压和封禁政策，这也就是为什么会造成清代拳术发达，但兵器却越来越简陋滞后的主要一个原因（化剑入拳）。但是即便如此，很多武术名家依然为后世留下了很多的剑术理论，比如清初的著名武术家吴殳就留下了《剑诀》、《后剑诀》等书。
新中国政府建立后，我国现代武术界就对于传统的中国剑术进行了深入调查和大量统计。国家武术研究院1991年9月发表的《中国武术拳械录》中其所归纳的中国剑术拳械共有九十多种，搏击的运动技巧与各种表现形式也都比较好地使其得到了极大的研究发展。
中国剑文化从最早被广泛应用于军阵搏杀、民间斗剑发展到今天已经逐渐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了武术和健身的一种重要方法。与此同时，剑文化不仅仅代表我国的软实力，更是我国在和平年代尚武精神的体现。
参考资料：《庄子》《黄帝本纪》《史记》《吴越春秋》《武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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