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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望故事不断的得到丰富细化，从寥寥数语的记载到充分详实的细致情节，从一名驰骋沙场的英勇武将到众人崇拜的神人，吕望故事随着时代的发展，故事主题、情节等均发生了改变，在归纳吕望故事演变特征的基础上对演变的原因进行多角度的阐述，力图对先秦两汉时期的吕望故事有全方位的了解。
吕望故事的演变特征及原因
一 吕望故事演变的特征
1、故事主题的时代化
吕望故事随着时代的变化其主题发生了不同的变化，不同的故事情节都被深深的烙上了不同时代的印记，从西周时期英勇杀敌的吕望至汉代时期司马迁笔下的“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的吕望，吕望故事经过的时代不同，其被赋予的时代内涵也就不同。
西周时期，周朝掌权，吕望在灭殷建周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深受文王、武王器重，被尊奉为君主之“师”，在《尚书》以及《逸周书》这一类官方文献中有时与周公等姬姓贵族并举，这也奠定了后世吕望成为贤王之佐的故事大纲，同时也符合西周时期崇尚礼乐的传统。
春秋时期，关于吕望的记载多出于齐国后人的追忆。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自春秋时期开始，中国社会政治经历了大变革，周王室权力下移，诸侯开始争夺权力，齐国凭借丰厚的国力资源取得了“春秋五霸”之首的地位。吕望不仅作为齐国的首任君主，而且作为齐国称霸争雄的奠基者，更是向世人提供了治理国家的有效方法.
2. 故事情节的传奇化
吕望的故事自西周时期至汉代，随着时代的发展，经历萌芽到逐渐成熟的阶段，吕望故事都在不断的成长，不断地被丰富，且每个时代下不同的政治需求、文化背景、社会风俗都在一定程度上要求对故事本身进行不断的改编、删减、增加等，因此时代性是吕望故事演变的特征之一。
吕望故事在流传过程中被不断的改造，尤其是在故事情节上，多呈现传奇化的特点。
其传奇性色彩最浓厚的莫过于关于吕望与文王相遇的故事，《史记》当中司马迁将两人的相遇归纳为三种说法，其中第三种说法，即吕望与文王两人都在为相遇做着积极的准备，吕望“以渔奸周西伯”，以与众不同的方式引起了文王的注意，而文王当时也主动占卜去寻找“霸王之辅佐”。
在这段描述中，同样的梦都发生在吕望与文王二人身上，梦像显示吕望是上天赐给文王的贤良之臣，将吕望视作圣人的形象，由此来传达出翦灭殷商是天命的观念，文王与吕望二人的相遇也是上天降下的命令。
梦在古人的认知里，是有特定的含义，它代表着上天降下来的某种征兆或者指示，由此也形成了一种梦文化。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融入占卜因素还是梦境的因素，都主要的目的是向我们传达出周取代殷商是上天的命令，合乎天命思想，吕望就是天帝派来辅佐周王朝的贤臣。
二 吕望故事演变的原因
1. 地域文化的影响
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客观存在，因其自身的复杂多样性，衍生出的文化自然就会呈现出多样性的特性，而著述者在创作文学作品时，地域环境和文化环境都会对其产生影响，例如《诗经》中，以地域元素为划分依据的十五国风便是地理环境影响文学作品的先声。
先秦时期因地理环境的差异出现了多样性的地域文化，各具风格。因此，文学样貌存在差异性也就不足为奇。
春秋战国时期是吕望故事发展的繁荣阶段，这一时期的文化主要集中分布在东临大海、山海兼备的齐文化，地居中原的三晋文化，地处南方的楚文化；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分布态势，不仅仅与地理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更与当时的政治力量以及文化精神等因素息息相关。
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生产劳动中创造的全部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类智慧的体现，齐文化是指以先秦齐地为依托产生发展起来的地域文化。
三千年前，以吕望被封至齐地为标志，齐国随之诞生。八百多年的齐国历史孕育了博大精深、兼容并蓄的齐文化。
齐国，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处于沿海地区，这一开放性的地理位置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齐文化与内陆文化相比较更具开放性与包容性。同时吕望在封至齐国之后，充分发挥其管理优势，结合齐地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采取了一系列利国利民的措施，例如在经济发展方面重视商业的发展，春秋时期的管仲同样沿袭了吕望的这一举措。
2. 学术派别的影响
春秋战国，社会动荡，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与前代相比均出现巨大差异。在文化方面表现为学在官府局面被打破，出现“天子失学，学在四夷”的现象。
受教育的权利落向民间普通阶层，不再是贵族的专属特权，一时间社会文人数量急剧增长。
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不仅拥有人身自由，还拥有学术自由，并且有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的热情，形成了中国士人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社会责任心和现实责任感，也正是在这样宽松的环境下，学术思想多元并进，吕望故事也在诸子的论说下呈现出不同的样貌，下面我们将按照不同的学派分别论述吕望故事发生流变的原因及影响。
继孔子之后孟子是谈论政治较多的又一位儒学大师，孟子在孔子以仁为核心的基础上提出了性善论的主张，并且在孟子的主张中，他更加突出了君王实行仁政、任用贤才的思想。
孟子主张想实行仁政，首先需要从君子开始，君主实行仁政，才能吸引有贤德、有才能之人，在孟子看来，他将吕望视作大老，即天下有声望的老人，是听到文王实行仁政才归附周王朝，最终实现他拯救苍生的政治理想。
孟子借助吕望的故事，一方面塑造了贤君贤臣的形象，另一方面想要表达他的仁政学说，即只要君主有所作为，贤士自会归附于他。并且想要告诫统治者不能做违背民意之事。
叙述主体的主观因素
故事产生演变有客观与主观两方面的因素，客观方面表现在时代下的不同学术背景、学术学派以及不同的地域文化等因素，而主观方面的因素主要表现在叙述主体自身在叙述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主观倾向，主观倾向主要表现在叙述主体的叙述立场以及叙述目的两个方面。将从叙述主体的叙述立场以及叙述目的两方面探讨吕望故事演变的原因。
一 叙述立场
1.创作性
叙述立场指叙述主体在某一立场下或者角度下对故事进行叙述。因此叙述立场不同，叙述主体所叙述的故事随之不同。
中国历史文化悠久，史官文化也是源远流长，自黄帝时期就有仓颉作为史官的记载，见在很早时期便已经有了清晰的历史意识，殷商时期出现了以巫祭为代表的史官，逐渐形成了史官制度，史官的基本职能便是文献载录，并且就其职责而言。
多认为史官在记录历史事件或者历史事实时要保持正直的人格，不被个人或他人情感所影响，以此达到客观公正的记录事件。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史官毕竟是作为个体存在，他在叙述历史事件时很难不被自己的主观情感以及当时的社会价值观所影响，以至于在记载事件时并不是完全的还原事件始末，而是带有一定创作的性质。
不同时期的史官其记录的准则不同，史官社会制度下不同的个体存在，不仅秉持史官的实录原则，还拥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因此史官在记录历史事件时不仅受到时代要求的限制，而且还会不自觉的将自己的感情与叙述掺入一起，造成叙述的偏差。
例如吕望故事在《国语》以及《左传》当中的记载均以他为齐国所做的贡献为主，且多以齐国后人口耳相传的方式出现，但是到了汉代，担任史官记录职能的司马迁在记载吕望故事时，将重点放在其谋士的形象。
2. 多元化
在司马迁笔下，吕望不仅为文王、武王建立周王朝出谋划策，而且在被封至齐地后为齐国的发展壮大、稳定统治也是多加谋划，他将吕望看做谋士，这一叙述使得后期吕望故事的演变多朝着吕望为谋士的方向发展与演变，因此史官的叙述立场也是影响吕望故事流传演变的重要因素之一。
纵观吕望故事的流变历程，不仅仅受时代背景的因素影响，同时也受到诸如社会因素、不同地域文化、不同学派、叙述主体的主观因素等多方面的相互作用。
在多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其故事主题呈现了时代化的演变特征，故事的情节传奇色彩也更为浓厚，这一传奇化的特点为后世吕望神仙化奠定了演变的基础。
故事情节在流传过程中亦更易于在民间流传，民间性特征也较为突出，同时吕望故事作为历史人物故事，在文学作品的不断演绎中呈现出文学与史实相互交叉的叙事模式。
通过演变特征的归纳我们发现吕望故事在先秦两汉时期的演变过程中其独特性愈加凸显。
二 叙述目的
1.目的性叙述
叙述主体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都是带有一定的目的进行叙述的，叙述目的直接影响着故事流传演变的方向。
首先叙述目的直接影响叙述主体对于材料的加工，从而影响故事流传的完整性。出于自己的叙述目的，他们会选择隐去某些故事情节或者故事要素，从而给故事的完整性带来破绽之处。
例如春秋时期的士人阶级在选择吕望故事进行征引时，选材的标准即为是否符合自己的学派立场，是否能够起到说服统治者的最大效果。
2.自身经历的融入
叙述目的直接影响故事发生的真实性以及准确性。无论是先秦时期以诸子百家为代表的士人阶级还是两汉时期出现的思想家，都喜欢援引古人之事例来论证自己的思想与学说，从而借古人的声名与威望使得自己的思想与学说有据可依，提高学派理论的说服力和影响力。
这一点与史官不同，诸子百家的叙述目的重点在于阐发自己的学术观点，历史的真实性并不是他们所看重的，因此他们在引用吕望故事时不会像史官一样坚持实录原则，而更多的是借助吕望这一历史人物，将自己的经历融入到吕望故事当中。
战国时期吕望身份的突然下移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有时为了使自己的论证更加充分突出，他们还会将人物与故事情节张冠李戴拼接到一起，以至于出现同一时期关于吕望的记载呈现出差异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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