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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宁寿宫石鼓展厅，“石鼓展厅”，顾名思义，展出的是石鼓。
这个石鼓，具体年代有争议，一般认为是先秦时期的文物，但它出土是在唐朝。
01
唐 朝
石鼓文，在县南二十里许，石形如鼓，其数有十，盖纪周宣王畋猎之事，其文即史籀之迹也。
贞观中，吏部侍郎苏勖（xù）纪其事，云：“虞褚欧阳，共称古妙。虽岁久讹缺，遗迹尚有可观，而历代纪地理志者不存记录，尤可叹息。”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
《元和郡县图志》是唐代宰相李吉甫创作的一部地理学专著，成书于元和八年（813年），所以叫《元和郡县图志》 。
唐朝以前，并没有文献提及石鼓，所以人们一般认为，石鼓是唐朝人重新发现的，发现地在陕西省天兴县。
贞观年间，吏部侍郎苏勖记录了这个东西，说它上面的文字，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都觉得很古老、很玄妙。
唐人努力释读了这个文字，觉得它记录的是周宣王打猎的故事，至于字体则是籀书。
所谓“籀书”，是周宣王时期太史籀编订整理的一套字体。
韩愈有一首《石鼓歌》，按诗中的说法，他曾向中央政府建议，将石鼓迁入太学：
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宝存岂多。
毡包席裹可立致，十鼓只载数骆驼。
荐诸太庙比郜（gào）鼎，光价岂止百倍过。
圣恩若许留太学，诸生讲解得切磋。
韩愈跟国子监报告，说像石鼓这么珍贵的文物并不多，十个石鼓，打包一下，有几只骆驼就可以送去太学，就能让里面的人学习研究。
但朝中大佬对这事没什么兴趣：
中朝大官老于事，讵（jù）肯感激徒媕（ān）娿（ē）。
牧童敲火牛砺角，谁复著手为摩挲。
朝中大佬一个个都老于世故，他们都不想拿主意，不愿意为此事奔波。
所以这十个石鼓只能留在原地，牧童用它敲火，水牛拿它磨角，还有谁会把手放在它上面摩挲呢？
02
宋 朝
韩吏部请于祭酒，欲以槖驼舆致太学，不从。郑余庆始迁至凤翔孔子庙。经五代之乱又复散失。
本朝司马池知凤翔，复辇至于府学之门庑下，而亡其一。皇佑四年，向传师搜访而足之。
大观中归于京师，初置之辟雍，后移入于保和殿。
靖康之未保，和珍异北去，或须济河，遇大风，重不可致者皆弃之中流，今其存亡特未可知。
——南宋·王厚之《复斋碑录》
王厚之，南宋著名金石学家，生于书香门第，曾高祖为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
唐朝灭亡后，石鼓遗失了。
到了宋朝，司马光的老爹司马池去凤翔当地方官，他找回九个石鼓，把它们搬进地方府学，但有一个不见了。
关于这段，央视《国家宝藏》有一段演绎，说司马池收集先秦石鼓十只进献朝廷，后发现中间有一个是赝品，于是不顾自身安危，如实上报说明。
这故事挺感人的，但没什么史料支持，司马池应该只是把石鼓搬进地方府学，而且这事对他的政治事业也没什么影响。
宋代诗人梅尧臣写过一首《雷逸老以仿石鼓文见遗，因呈祭酒吴公》，里面有这么几句：
传至我朝一鼓亡，九鼓缺剥文失行。
近人遇见安碓（duì）床，亡鼓作臼刳（kū）中央。
十个石鼓传到我们宋朝丢了一个，剩下的九个保存情况也不大好。
最近人们发现那个丢失的石鼓，被人们拿去做了捣臼，所以中间被挖了个坑出来。
这个事是金石学家向传师发现的，皇祐四年（1052年），向传师把这块石鼓救了出来。
之后，人们把这十个石鼓搬进了首都汴梁的太学，之后又移进了皇宫里的保和殿。
靖康年间，金兵南下，石鼓被金人掳去了北边。
有些文章写到这段时有一个细节，说当年宋徽宗给石鼓浇注黄金，金人把金子给凿了，然后把石鼓给丢了。
类似的说法在明代刘侗的《帝京景物略》里有，但咸鱼没有在更早的文献里读到过，不知是否可信。
03
元 朝
后又命省臣总括归附工匠之数，将俾大臣分掌之。
太师阿海具列诸大臣名以闻，帝曰：“朕有其人，偶忘姓名耳。”良久曰：“得之矣，旧人王宣抚可任是职。”遂命檝掌之。
时都城庙学，既毁于兵，檝（jí）取旧枢密院地复创立之，春秋率诸生行释菜礼，仍取旧岐阳石鼓列庑下。
——《元史》
王檝，凤翔虢县（今宝鸡县）人，本是金朝官员。
成吉思汗率军南下时，王檝曾督军迎战，鏖战三日，最后兵败被俘。
成吉思汗问：“你怎么胆敢抗拒我师，难道不怕死吗？”
王檝答：“我以布衣受恩，誓捐躯报国，今既败军，得死为幸！”
成吉思汗很欣赏王檝的回答，就“义而释之”，让他在自己手底下做官。
后来有一次，成吉思汗想找人管理工匠，就把这活派给了王檝。
当时，金的中都，也就是北京，已经毁于战火，王檝就召集工匠在原枢密院旧址重建学校。
建成后，在春秋两季，王檝会带着大家行释菜礼，释菜礼是古代入学向先师行的一套礼仪。
可见，王檝还挺有文化的，他在努力把汉文化推荐给蒙古人。
所以与此同时，王檝把石鼓找了出来，把它们放进了学校。
之后，按明人刘侗《帝京景物略》 的说法，在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石鼓被官员虞集移进了北京孔庙大成门内。
但按今天北京孔庙的说法，石鼓要到皇庆二年（1313年）才开始放在大成门。
04
明 清
明清两朝，石鼓的经历比较简单，所以放在一起说。
都城东北艮隅，瞻其坊曰崇教，步其街曰成贤，国子监在焉。国初本北平府学，永乐二年改国子监，左庙右学，规制大备。彝伦堂之松，元许衡手植也；庙门之石鼓，周宣王猎碣也。
——明·刘侗《帝京景物略》
明代，石鼓被安置在国子监，安稳地过了两百多年。
近因阅石鼔文，惜其岁久漫漶，所存不及半，夫以国学兴贤述古之为，使千万年之后，并此仅存者胥归无何有之乡，有治世之责者视之而弗救，予且不成为读书之人矣。
斯事体大，千古读书人所不能任，亦从无道及者，予故不怍不文，及此未至耄耋智昏，爰蒇（chǎn）此事。
——清·乾隆《御制诗集》
虽然今人很爱吐槽乾隆的审美趣味，但乾隆保全了不少文物。
乾隆看石鼓损坏越来越严重，一方面加强保护，另一方面做了两套新的石鼓。
这两套新的石鼓，是把原先石鼓上的字打乱，重新组织编成新的诗歌。
新的诗歌总共有十首，其中有两首是乾隆的创作，另外八首则由大臣彭元瑞编写。
这两套新的石鼓，一套在今天的北京孔庙国子监，另一套在承德避暑山庄。
进入近现代，因为抗日，石鼓一路迁徙，从北京到上海，从上海到南京，从南京到汉口，最后到了四川峨眉。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把石鼓迁回南京，在之后的解放战争里，国民党本打算把石鼓运到台湾，但最后因为石鼓太重，容易引发超载，不得不留了下来。
建国后，这十面石鼓一直存于故宫博物院。
经过多年的筹备，故宫博物院最后选择了展陈条件较好的宁寿宫作为新石鼓馆，目前已经重新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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