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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古埃及等世界范围内的古国，虽然水文观测的历史悠久，但大多跟随着文明的脚步，消失在风云激荡的历史尘埃中，没能形成良好的连续性；其次，中国古代的大部分水文石刻要么历史短暂，要么规模较小，水文和历史价值都较为有限。
而反观白鹤梁，它从唐代开始，连续记载了1200多年间的枯水情况，它的水文记录，真实而系统地反映了长江流域枯水年份的水位变化规律，为长江航运以及水利工程的兴建等提供了科学依据，其“水文题刻”也为研究长江水文规律、历史文化变迁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此外，白鹤梁的“石鱼水标”也是独一无二的。纵观石梁上的18尾石鱼，其中有2尾是最主要的水位参考，每当江水枯落、石鱼出水，人们通过观察鱼眼与枯水面之间的距离来判断江水枯落，这和现代水文站所使用的“水尺零点”原理相同。而白鹤梁上众多题记中，提到的“水去鱼下数尺”，也是基于此理。
1963年，专家来到白鹤梁进行考察，对“双鱼”进行了精确的施测，惊奇地发现，石鱼眼睛的高度竟与航运部门标定的涪陵地区水位零点在同一水平线上！再经过进一步测量，又发现唐代所刻石鱼的腹部高度，基本等同于历年最低水位的平均值。白鹤梁的科学性还不止于此。据北宋时期的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记载：“开宝四年，黔南上言，江心有石鱼见，上有古记云：广德元年二月，大江水退，石鱼见，部民相传丰稔之兆”。
根据有关部门对近百年来长江水文记录的分析，长江枯水约十年为一个周期，而石鱼作为最低水位标志，其完全出水的年份，实际上就是枯水周期的终端年，意味着来年很有可能降雨充沛、农业丰收。因此，古代的涪陵人以石鱼为水标，石鱼出水则意味着一个枯水周期的过去，丰收年景将至，当地也有了“石鱼出水兆丰年”这一千古佳话。
在现代的川江航运、长江水利资源利用、国家工程建设等方面，白鹤梁同样能发挥其在水文科学方面的关键价值。特别是葛洲坝水电站和三峡水电站的兴建，也参考了白鹤梁所提供的科学依据，这对于历史水文遗址的保护和研究而言，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所以，白鹤梁堪称“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作为一座古老的水文观测遗址，不可避免地，白鹤梁的作用或许已经被更准确和便捷的现代科技所代替；但其上的170余段题刻：12000余字、18尾石鱼、2尊观音、1只白鹤……必将隽永于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因为它们充分体现了古人的智慧与风流，注定会被后世流传歌颂。
白鹤梁的题刻以诗文居多，内容或为华美的记事抒情，或为豪迈的吊古怀旧，这些诗文也是古人民俗文化的重要印证。古人向来有“冬春修禊”“游春迎新”的习俗，在被誉为“天下第一书帖”的《兰亭序》中，书圣王羲之开篇即言“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
唐代大诗人杜甫也在《丽人行》中写“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描述人们在春季来到河边沐浴浣衣，洗尽旧年的污浊，迎接新的一年。由此可以想象，在古时的涪陵，每年的冬春枯水之际，长江水面下降回退，江畔的人们遥遥望去，只见浪涛滚滚的江心突兀出现三段黝黑细长的石梁，如同一条黑色巨龙，在水中若隐若现。
于是，人们纷纷呼朋唤友、泛舟而往，顷刻间，数舟靠石、众人上梁，惊得石梁上歇息的白鹤高飞而鸣，江面一时热闹非凡。从此，在白鹤梁上游春修禊，成为涪陵流传千年的民间风俗。
但逢水枯石出，无论是居于涪陵的百姓，抑或恰好路过的文人墨客、达官贵人，甚至还有特意不远千里从外地赶来的游客，都要来此梁上观景揽胜、吟诗作赋，再请得石匠题刻于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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