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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小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写文章，最让人不耻的行为就是抄袭了。
但是另一边，“天下文章一大抄“，这句登不上大雅之堂的话，却是实实在在流传甚广，在语文老师的教诲里口口相传。
凡听过这句话的，总不免隐隐约约觉得，古人是不讲究抄袭的。比如说一个极端的例子，有一种诗词体裁，叫集句诗。顾名思义，就是拼凑古人的诗句成一首新诗。王安石晚年就偏好这种体裁，他的集句也做得极为出彩。
梅花
宋·王安石
白玉堂前一树梅，为谁零落为谁开。
唯有春风最相惜，一年一度一归来。
但是用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不就是明晃晃的抄袭吗，还是“缝合怪”的那种。
“抄袭”的名头在今天不好听，可是对古人不讲究抄袭的笃信好像给了一些人勇气，借用一些其他词语的名义，行的却是抄袭之实，比如借鉴、模仿、致敬、洗稿、过度引用。
话又说回来，写文章不是自说自话，免不了引入一些别人的看法，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或对其进行反驳。从浙江满分高考作文也能看出来，高密度的引用，不管读者看得累不累，阅卷老师还是很喜欢的。
引用和抄袭间的界限，其实牵扯到一个问题：写文章的人如何在文章中处理他人的言论观点？
01
听说古人引用都不注明出处？
确实，引用了他人的言论观点一定要注明，在中国这是从晚清才开始的。这不是说，过去的读书人就崇尚做复读机了。传统中国的读书人，也在认真思考，也讲知识创新，但一般来说，并不刻意追求、更不会着意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
反过来，“含英咀华”“述而不作”，在很多中国人看来，是难能可贵的美德。
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那时候读书人要做的，只是如何更准确、更出色地表述往圣先贤的思想观念，并用以解决当下的困惑。
知识和真理，圣人已经说了，该做的就是更好地理解、融会贯通，并落实在实际行动中。因而，不必刻意突出自己的形象与观点。
即使是有“忌剽窃”这样的禁忌，指的也是诗文。而做学问的，陈陈相因的论述很多。
许多勤奋的文人学者，以笔记形式博采众长，把前人各种各样的佳言妙语，全部抄在自己的书里面。
洪迈就是这样写《容斋随笔》的，事实上宋元以来的笔记，经常互相抄，而且不注明出处，也不用担心被批评是“抄袭”。
为什么不注出处呢？
一方面是为了文章漂亮，另一方面，大家都是读书人，用的典故你看不懂，那是你的问题。比如宋代的好几部笔记都记载了一个故事，说苏轼在考场上作《刑赏忠厚之至论》，当时的考官是梅尧臣。
苏轼在卷子里写了这么几句：“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
这个典故，梅尧臣没见过，去问欧阳修，也不知道。直到揭榜之后去问苏轼，苏轼的回答是，想当然尔，何必要有出处？
到了清代，才有人开始强调写文章要注明出处，但这种声音还是十分微弱。把暗引转为明引，是到1900年之后才变得正规起来。
这也与晚清汹涌而来的西学大潮有关，留学生归国以及新式学堂的创办，使得写文章时注明出处这个西方史学著作的通例，逐渐被中国学界接纳。
02
我翻译过来的句子，总不算抄了吧？
错了，晚清那时的许多人也这么想。
即便是注明出处已经得到广泛认同，研究中国文史和介绍西方学术，在当时还是完全不一样。
整体来说，谈论中国文学、中国哲学的，逐渐不再大段引录古人的见解，而是在自己的理论预设下，把古人的言论作为原始文献来引用，也就是基本完成了从暗引到明引的转变。
但是西学不一样。对于西学的引介，刚开始睁眼看世界时，还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做精密的引证，因此大多采用编译而不是直译的办法，也就是“译意不译词”，还有译者对自己的翻译“似更优于原文也”而沾沾自喜。甚至，根据自己的见解，随意处置“西儒学说”，也很常见。
这就引来了不少“抄袭”的指责。比如梁启超，曾经就有一位日本学者撰文指责他抄袭，因为他的文章里面，有好多是日本人的说法。
现在看来，也许不应该这么苛责。因为严格说起来，晚清介绍西学的，大部分都有类似问题。甚至有撰写教材的，随便把外国的教材译过来，删删改改，就署上自己的名字来出版。
到今天，这种做法就会遭受严厉的批评。胆子大到整本抄袭的不多，更多的可能是部分摘抄或编译，有意无意的忘记加上引号和注明出处。
国外学界在调查一篇被控抄袭的论文时，有过一个提示：
从已经发表的资料中哪怕只抄了一小段，而不注明引用的参考文献，也是不能接受的做法。
以这个标准来衡量，采用模棱两可的方式暗引，有意无意隐瞒资料来源，或者“译意不译词”，借变换句式把别人的观点变成自己的，又或者黑虎掏心，袭取关键史料后倒打一耙，还有偷梁换柱，故意把引号加在不重要的地方，其实都有变相抄袭的嫌疑。
03
那只要引用都注明出处就可以了？
当然还没完。用了别人的论述却不标出处，这是抄袭。但是注明出处了也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引什么、怎么引，都有门道。
引用，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面引用的陷阱是容易以一种仰视的姿态，缺乏必要的批判精神，反面引用的陷阱就是可能断章取义，树个稻草人来当靶子，讨论也就变成了自说自话的骂街。
不难发现，国学中的经典，在不同的时期，容易上下其手；至于西学，则始终被我们作为正面引述的对象。
此外，还有全引和略引。引用总免不了有所剪裁，同样是注明出处，有的尊重原作，引用处一字不差，也有的只取大意，对原文则略有增删。在现代，前者加引号，后者不加引号，也就是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
古人当然是更喜欢“略引”的。宋人陈亮《论作文法》中就说：
经句不全两，史举不全三。不用古人句，只用古人意。但用古人语，不用古人句。能造古人所不到处。
这就是说，写文章的时候，引经别超过两句，引史不要超过三句。
我们很容易理解这种做法。不用引语吧，显得不学无术，用了又觉得破坏了文章的整体感，像打了个补丁似的。写文章的时候，引得过多，自己的论述就少，文章就显得支离破碎。
但是略引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偏离原意。如果误读了，引错了，整篇文章的地基可能都显得摇摇欲坠。因此，受到实证主义理念的影响，晚清以来，全引又开始流行。
大段大段地全引，同样也会出现问题。这是因为同一篇文章中，可能需要糅合三种不同的文体：白话、文言以及欧化语。这种百衲衣一样的文章，读起来很别扭，或者基本上没法读，只能看。如果真的编织得恰到好处，那实在要下一番大功夫。
再说了，引多了，查重也通不过呀。
引用，看起来只是修辞上的小问题。但是，如何引录他人的言语，怎样衔接、能否驾驭，其实关系重大。
现代引用的准则，尤其是学术上的引用规范，如何在中国建立，这个小切口触及到的其实是在中外新旧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中国学者如何建立“表达”的立场、方式与边界。
注明出处，这是尊重知识产权。而文章的核心观点和框架，这是文章的地基，只能原创，不能抄袭。引什么不引什么，还反映出写作者的文化心态和偏好。引用的时候，在尊重原文和保持文章整体性之间，如何取得平衡，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古人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语出于己， 作之固难；语借于古，用亦不易”。
近现代从“拿来主义”到今天“与世界接轨”之间的变迁，引用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看到，引用不仅是一种撰文的手段，它既涉及修辞手段，更包含学术规范与文化理想。
今天，我们隔三岔五就能看到学术不端的新闻，在越来越严格的规定下，抄袭成风依旧是痼疾。引用规范深入人心，还有一段路要走。
至少，了解古人“抄袭”的真相后，不应当再借此作为抄袭的遮羞布。-End-
编辑：丹怡 黄泓
观点资料来源：
《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
原标题：《“天下文章一大抄”？别再说连古人都抄袭了，这里面有些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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